文秘人员作为领导身边的参谋助手，大都有个美丽的梦想：既能成为得力的笔杆子，又能成为足智多谋的优秀智囊。不过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有的人能写而不能谋，有的人能谋而不能写，真正能写又能谋的佼佼者并不多见。这正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因为，善谋不仅能使文章更富有理性和指导性，而且它本身也是以文辅政的必然要求，是秘书人员应该练就的看家本领之一。
但是，要真正成为善谋的智囊，却又谈何容易。
冥想之中，我们常常透过时光的隧道窥见历史上那些著名智囊人物的伟岸身影，听见他们雄辩的话语声和追求真理的坚定脚步声。正如王安石在《兴贤》一文中所言：“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传所共知耳。”由于一批贤明豁达而富有战略眼光的统治者深谙“任使得人，天下自治”的道理，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谋士能臣以其非凡的学识和智慧辅佐决策、匡扶朝政，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春秋战国时期号称“四公子”的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均以“养士”而著称，各有门客数千人。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时以“养士”著名的燕昭王，广招贤士，励精图治，经过前后28年努力，终于打败齐国，报了破国杀父之仇。秦孝公重用商鞅，推行变法，开阡陌、废井田，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秦国得以强盛，奠定了吞并六国的经济基础。刘邦因善用张良、萧何、韩信、陈平、郦食其等文臣武将而得大汉天下，他自己总结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擒也。”曹操也十分重视智囊的作用，曾作诗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身边的程昱、荀攸、贾诩、司马懿等一批谋士都为他获得政治上、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诸葛亮是众所周知的著名智囊，他足智多谋，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化险为夷，从“隆中对”到赤壁之战，从七擒孟获到五次出师北伐，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导演了一出出惊天动地的历史活剧，成为妇孺皆知的智慧的化身。此外还有赵普辅佐宋朝开国君主赵匡胤，耶律楚材辅佐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其儿子窝阔台，刘伯温辅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等等，都留下了许多成功的范例。并且，这些智囊人物都是以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来辅佐统治者，不仅其才华与业绩光照千秋，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也流芳千古。
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到今天，重视智囊和智库的作用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单说美国兰德公司，它先是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继而又拓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各领域发展态势和运筹策略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据说在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曾组织大批专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公司欲以500万美元的价格把这个研究成果卖给五角大楼，但美国高层对此报告不屑一顾，认为其时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无论财力还是人力都不具备出兵朝鲜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公司言中。战后，五角大楼还是花200万美元买下了这份过期的报告。1957年，兰德公司在预测报告中推断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间，结果与实际发射时间仅差两周，使美国朝野震惊不已。兰德公司之所以能屡获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它拥有近200名才华出众的高级智囊，那些神奇的大脑年复一年地绽放着智慧的花朵，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思想神话。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智库机构可谓层出不穷，职责和任务也不断有所调整和变化。从体制内看，经过机构的合并、撤销、重组，当今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分别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智库。中办、国办虽不是专门的智库机构，但由于其所处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实际上也大量地、经常地发挥着建言献策、辅佐决策的智囊作用。包括上述机构的领导者、专家学者在内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高级智囊，以其卓越的见识、非凡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出谋划策，竭诚辅政，为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出台，为改革发展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创新突破，贡献了聪明才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地方，虽然没有专门的智库机构，但各级党政办公厅（室）和政研室就是实际上的智库机构，从事政务工作的秘书人员、研究人员就是实际上的参谋辅政人员。他们或通过起草重要文稿传达决策政令，或通过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或通过日常的建言献策协助领导处理某些重大问题，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智囊的作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思维都会开花，所有的智慧都能结果。我们这些在办公室、政研室工作过的人固然有过建言献策得到领导采纳的喜悦，但也有过失败的遗憾和苦恼。比如，好不容易写出一篇调研报告，自以为很有价值，领导看一眼就丢在了一边；好不容易想出一个好办法、好点子，自以为能使问题迎刃而解，领导却不予采纳；好不容易写完一份重要文件，自以为都是实在管用的“干货”，却被领导删改得面目全非。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怎样才能使所有辛辛苦苦得来的思考成果都得到承认、派上用场呢？
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如何做到“身在兵位，胸为帅谋”。按一般的理解，兵位兵谋，帅位帅谋，各想各的事，各干各的活，这本来也符合国人做事重名分的传统观念，符合孔夫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教诲。但从文秘人员以文辅政的职责使命来说，又必须做到“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也就是兵位帅谋，否则这个“兵”就当不好，就没有尽到责任。再说，孔夫子那句话是有其特定的含义和适用范围的，不能机械地仅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怎样做到兵位帅谋呢？个人体会，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其一，站位要高。处“兵位”而作“帅谋”，这就要求“兵”站到“帅”的位置上，学会并习惯于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去思考问题、谋划对策，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古代那些能臣贤达正是因为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远大抱负和思想境界，才成为功成名就的历史人物。很显然，如果缺乏这种高度，仅从个人或局部的角度想问题，与大局利益格格不入，与领导需求南辕北辙，就必然提不出管用的见解和主张，发挥不了真正的参谋助手作用。也就是说，站位要高，并不是想“高”就能“高”得上去的，而是首先有了政治素质高、思想境界高，才能“高”得上去，才能有宽广的眼界、崇高的理想追求，也才能真正做到“胸为帅谋”。
其二，学识要广。所谓智囊，“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这种“智算”指的就是智慧和学识。你看那诸葛老先生坐着四轮车，摇着羽毛扇，看似气定神闲、逍遥自在，其实都是因内心充满“智算”而稳操“胜算”所表现出来的潇洒气度。我们如果缺乏这种气度，那就老老实实加强学习、以勤补拙吧。我曾说过，天底下恐怕没哪种职业会像秘书职业这样，要求它的从业人员必须学得那么杂、懂得那么多，知识面要那么宽、信息量要那么大，因为若不是这样的话，就根本适应不了工作需要。相对于某些行业和岗位，别人读书可以依个人兴趣而定，有兴趣的就看，没兴趣的就不看，而秘书对于工作所需的书都要认真去看；别人看报可以一目十行一扫而过，而秘书对时政动态特别是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要事必须认真掌握，了然于胸；别人看上级文件、领导讲话、政策法规可以只看标题或只了解个大概，而秘书则必须通读、细读，重要的内容还必须牢牢记住。这就难怪，为什么很多秘书都会有喜欢研读材料、喜欢琢磨新观点新概念新提法的“怪癖”，别人看来枯燥无味的东西，他却像饿汉见到白米饭一样兴奋，像光棍见到美女一样眼睛放光。其实，这就是秘书的“职业病”，是提高写作质量所需要的，也是成为智囊型秘书所需要的。
其三，思谋要深。博学、多思、善谋，既是相互依存的并行关系，又是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三者都是秘书辅政所不可或缺的。博学还须多思，否则就会食而不化；多思才能善谋，否则就会谋而失准；善谋必须博学、多思，否则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思谋要深，就是要根据领导决策所需，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情况和正在进行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为决策提供理论、经验、学术和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有力支撑；将掌握到的大量信息材料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筛选，为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将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建议进行比较、论证、判断，以利决策时权衡利弊、决定取舍；将本地工作放在省内外、国内外的大环境、大趋势中进行对比、定位，以利决策更加富有时代性、前瞻性和创造性；将前人和别人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进行消化、吸收，以帮助领导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总之，只有多思多谋、深思深谋、善思善谋，才能使自己的意见建议更多为决策所用。如果浅尝辄止、马虎应付，就有可能出现以偏概全、材料失真、依据不足、脱离实际等情况，最终给决策提供错误信号，那就是严重失职。
其四，方向要明。文稿起草也好，建言献策也好，首先要贴近领导需求，领导需要提供什么就提供什么，领导需要论证什么就论证什么，领导关注什么就跟踪什么，这样提出来的意见建议才容易被领导所采纳。比如，领导对某项决策已基本考虑成熟，还需要秘书去深入调查研究，核实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为其提供补充和佐证；或者，领导的决策意向尚未形成，只是想就某项工作、某个问题提出推进和解决的方案，需要秘书一起来开动脑筋，出谋划策。这两种情况，就为秘书发挥辅政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时就需要秘书调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智慧，提供足够的材料和有价值的参谋意见，供领导参考和定夺。这样，参谋才能“参”到点子上，辅政才能“辅”到关键处。同时，对于某些被领导疏忽和遗忘的问题，或自己在调研思考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也应主动提出。在这种情况下，为提高意见建议的“命中率”，不仅要讲清怎么做，还要讲清为什么要这样做，不仅要讲清必要性，还要讲清可行性，以求得领导的理解和认同。
其五，表达要准。无论怎样“胸为帅谋”，毕竟还是“身在兵位”，文秘人员“谋”的成果主要不是用嘴说出来，而是用笔写出来，写出来还要看写得准不准、实不实、管用不管用。比如调研文章中提出对策建议，是否有利于实际问题得到解决？部署性文件中提出工作思路、政策措施，是否切合实际、科学可行？领导讲话稿中提出思想见解或方法要求，是否具有说服力、号召力和推动力？这些，既与“谋”得深不深有关，也与表达得准不准有关。如果善谋而不善于表达，或者虽然表达了但表达得不全面、不准确、不能为领导所认可，那也是一种莫大的浪费。
“兵位帅谋”，不仅是领导决策的必要补充，是转变秘书职能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秘书综合素质、把自己造就成为有用之才的有效途径。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若想将来有一番大作为，那就从“兵位帅谋”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