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无名的裘德》写的是个人奋斗、最终失败、走向悲剧的故事,那大致不错。如果书名译为原题中本有的另一层含义“卑微的裘德”,也许不会让人望文生义走向简单和表面吧。
裘德的确是卑微的,无名还在其次。他像旷野中的一棵草,任何人都不会格外注意。他当然也无名,他一个失去父母依附于脾性有几分古怪的老姑婆过活的孩子,稍稍长大又学了石工的凡夫俗子会怎么有名呢?他不满意于卑微,不甘心于凡庸,要凭自己的苦苦奋斗走向超拔,走向高迈,他生命的悲剧便拉开了帷幕。
裘德的悲剧似乎是宿命的,注定的。他要自学拉丁文,需要文法书,他请教讨要的第一个人,却是个庸医江湖骗子。他遭遇的好像是当代商品社会中淳朴天真的青年屡屡遭逢的事情。当他按照江湖庸医韦尔伯的要求,拿着他为医生拉来的医药订单,要跟医生讨换文法书而医生却把自己的承诺完全忘掉的时候,裘德发觉了上当受骗,岂不预示着他不幸的开端?要欺骗他的又哪里只是一个江湖庸医?韦尔伯在裘德生命垂危时姘奸了他再度结婚的发妻阿拉贝拉,便不再是一剂野鸽子心做成的**导致的个别**事件,而是代表着整个社会的**亵对卑微善良质朴纯洁的凌辱和玷污。
宿命的力量在哈代那里是太强大了,他笔下的人物一起步走上命运的轨道,便受着个人的、家庭的、环境的、遭际的宿命力量的左右,怎么也摆脱不了。裘德跟阿拉贝拉最初相见,他正在梦想着基督堂,梦想在那里读一些在乡下读不到的书的时候,阿拉贝拉却把阄猪身上表示特性的那部件扔向了他,而且“碰巧”连连发出了“不要脸”的喊叫,那不仅预示着裘德理想的难以实现,也是他们婚姻不幸的预兆。屠夫的女儿阿拉贝拉,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裘德的那些书,她怎么也不会成为裘德的“同志”,跟他一道去实现基督堂理想。裘德的表妹苏可以说是裘德的“同志”了,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居然也是在人行道上标志着殉难地点的十字标志那里。尽管苏在街道那边朝他大喊“我不想正好在那里见你,因为这是我有生第一次”,但是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宿命的力量,躲也躲不开。更何况,他们还有家族的宿命如影随形:他们这个家族的人是注定不能结婚的,婚姻真的是他们的坟墓。裘德和苏要举行婚礼前,艾德琳寡妇讲的那个裘德家族的先人(或许也是别人家的先人)被绞死的故事,让人把《德伯家的苔丝》中那个先人被绞死的故事想起来了。凶残的绞架就这样立在哈代的小说中,成为一个象征,威胁着善良人的生命。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呢?是宿命的,还是社会的?要回答,倒令人颇费踌躇了。
看起来,还是哈代倾心关注的婚姻爱情。从《德伯家的苔丝》《还乡》到他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婚姻爱情一直是哈代长篇经典之作着力书写的故事,但是,哈代却避开了婚姻爱情小说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而走向了反面,痛苦挣扎才是他小说的主调。想一想美丽的苔丝,安吉尔(《德伯家的苔丝》),遗世独立的尤苔莎,克莱姆(《还乡》),哪一个不是在婚姻爱情的框范内挣扎?《无名的裘德》中的苏和裘德,也是这样。
从某种角度上看,苏和裘德比哈代笔下的那些“先人”———苔丝、安吉尔、尤苔莎、克莱姆———挣扎得更苦。苏自然不像苔丝那么单纯,她也不像尤苔莎那么复杂,然而她也是离经叛道的。她性格中的神经质特点,使她更能够以异常的眼光看透世事,从而也增加着她在社会世俗中挣扎的痛苦。她的几分古怪,几分乖戾,并没有使她背离了人性自然,正相反,这样的性格恰恰使得她敢于反叛扼杀人性的世俗常规,跟裘德一起走上特立独行的人生道路,成为人生途程上的“同志”———虽然他们也没有一起走到底,走向理想的彼岸。
社会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在世俗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法律条文———那叫人死的字句———哪里是一两个知己结为同志就能够反叛得了的呢?裘德还在坚持,而苏却退回去了,她向强大的世俗力量投降了。她走进理查德卧室的那一刻,理查德抱起她柔弱身体的那一刻,世俗罗网像捕获一只无助的小鸟一样露出了它的狰狞和凶恶;理查德也不再是那个对抗着世俗力量放她出走投向她爱人的那个“宽宏大量”的男人了,他露出了令人憎恶的一面,一切所谓慈悲怜悯全都打碎了,同时打碎的,还有我们同情弱小向往美满的痴心,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在所谓“道德法律”社会中,一切美好的愿望要实现都是那么困难,只要你想冲破那禁锢人性自然的罗网,争取一点点自由。
那么,这一切与裘德的个人奋斗苦苦追求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裘德的自学成功了,进入了基督堂———那牛津大学的模本,成为那个大学城里的一位教授、学者,或者最终获得了圣职,当上副主教、主教,又会怎么样呢?他跟挚爱的苏就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不从世俗地生活吗?回答仍然是否定的。苏对裘德的爱,原本就与裘德的身份地位无关,裘德还是卑微的,无名的,苏就热烈地爱上他了;而且,对于裘德的奋斗追求,他要最终实现的目标,苏并不那么认同。苏的离经叛道精神,本来就与裘德追求的那个目标并不一致,往往还是背离的。
平心而论,裘德的追求本无可厚非。贫家子弟,没有可以利用的家庭资源,他要摆脱卑微和贫困,除了个人奋斗,还会有什么途径呢?裘德的理想也许有些脱离实际,过于远大吧,或许也可以说,他的“野心”太大了。他要完全依靠自学,学通拉丁文、希腊文,走进基督堂,成为那高耸的大墙里边的一员,他收到的其中某个学院院长的信,便不无嘲讽地粉碎了他的理想,那院长奉劝他专心于自己的石工行业,不管措辞如何讲究,那意思不过是“该干吗干吗去吧”而已。那是对万千心怀梦想却又出身卑微没有任何内援外援可资利用的贫寒子弟最沉重最残酷的打击。在裘德身上,必定集中了哈代本人早年自学希腊文、刻苦攻读的深深苦痛吧。如果哈代后来没能成为名满天下的作家,那他早年的个人奋斗自学苦读会不会也成为学院中某些名流讥讽的话柄呢?
“这是个难题,朋友,对于任何年轻人———”基督堂(大学城)纪念日中,裘德在接近他命运终点的时候向众人发表的那番演讲,不妨看作哈代借裘德之口进行的思辨。裘德承认他是失败了,但他不承认他的失败证实了他的见解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的追求并没有错,在这里,“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定义才是错误的;然而不幸的是,历史———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历史,生物演进的历史,却往往是按照这样的定义书写下来的。
在裘德的心里,纠结着对于基督堂多么矛盾多么复杂的思想啊!那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棕房子”那里,还是孩童的裘德跪到梯子上第一次眺望基督堂,好像那是独特大气中的一个幻景。他学当了石工,在一座里程碑的背面凿刻下他最终的目标:“去那里”;那三个字,在他屡经失败一再受挫之后,依然存在,他心中渺茫的星斗从未泯灭。可是,裘德对于基督堂的态度、认识并非无原则的一味尊崇,他崇尚而有保留,向往犹有批判。他当然也不像有的论者批评的那样否定基督堂(牛津),他初到基督堂的夜晚,幻觉中出现的那些人物,已经把裘德对于基督堂的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在投书无门渴求帮助而不得的时候,他注视着那学院、教堂尖塔组成的全景,即“看透了他的命运不在这些之中,而只在他忙碌其中的体力劳动者居住的破败的贫民区内,全然未被游客和颂扬者承认的城市部分;然而没有那些居民,刻苦的读书者既不能读书,高尚的思想家也不能生存”。还未到生命的尽头,裘德已经认识到了文明产生发展的本质,他几近大彻大悟了。等到他看出了学院中有些人虽然穿着学者的袍服,学问却并不比他好,等到他最终觉悟到他此生绝对与基督堂无缘,他怎么也走不进那高墙里边的时候,他对那些他曾经崇拜的幽灵便有一半不再相信了,裘德终于从大梦中醒来,看出了那崇高的基督堂———大学城,原来也有一些是搭起来吓人的架子,华而不实。那些从基督堂走出来在酒馆里喝酒逗狗的大学生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他们连裘德背诵的拉丁语信经都听不懂,还需要说什么?
不过,有一点大约裘德并未意识到吧,而且,也是很容易被好多读者忽略的。裘德苦苦追求,要“去那里”,可是,造成他不幸命运的,恰恰是由“那里”派生出来的力量。这就是文明这把双刃剑的本质。人类艰苦奋斗一代代积累建立起来的文明,当然也包括法律条文———那叫人死的字句,在某种时候,恰恰成了人性自由的桎梏,一纸婚约就会成了爱情的枷锁。我们所追求的,恰恰又是需要我们挣破的。人的自由,原来是被自己创造的文明扼杀了。《无名的裘德》深深的题旨正在这里;“无名”“有名”之辨还在其次。哈代对宗教对文明有意无意的否定是被好多人忽略了,对基督堂(牛津)的某种否定只是表面的能够一眼看出的。“皮里阳秋”,该是这种笔法吧。
像好多优秀作家一样,哈代深深地扎根于他生长的那片土地,维塞克斯,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深深地打上了哈代的印记。也是像好多深深植根于故土的优秀作家一样,哈代心灵的天空无比高远。他像耕种于乡野的一个农夫,不时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想到的是洪荒和远古,星体和时光。他深深地迷恋着废弃的古道,荒凉的墓地、遗骨和废墟。在他的书写中,过往也就是当下,历史也就是现实,古人也就是今人,北极也就是南维塞克斯。是真正的“撮万古于一瞬”哪,哈代的沧桑感、人生感总是让人一读之下感慨万端。意识到人类在漫漫时空中的渺小,大概也就触摸到哈代的拳拳文心了。在这样的感悟中,再去谈什么“永恒”“永远”之类话题,实在是思想的奢望语词的奢侈了。在这个意义上,苏的离经叛道,倒更加接近于真理了:“基督堂的中世纪精神必须完结,丢弃,否则基督堂本身就会垮掉。”放到辽远的时空中,苏的这种否定难道不是真理吗?
中世纪的基督精神不会同情当代人,裘德死时,基督堂的音乐会正在排练,裘德要喝口水而不得,裘德万念俱灰了,一切一切全都破灭了。“愿那日变为黑暗,愿上帝不从上面寻找它,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圣经》变成了诅咒,裘德临死之际诵出的经文是他的彻底觉悟,也是他的彻底绝望。
裘德死了,基督堂红衣主教学院节庆的乐声传来,那是大学城穿着袍服的院长、教授、学子们的进行曲,是卑微无名的裘德的安魂曲。裘德,他那来到人间不过三十年的灵魂能够安息吗?毫无疑问,裘德也是殉难者,他是为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殉难了。他第一次与苏相会,约定在那殉难者的标志处相见,注定了他不得善终,他身上背负的十字架其来久远,无比沉重。
然而,却不能说裘德的不幸就是来自女人,来自苏。诚然,年轻的裘德被低俗的肉欲的阿拉贝拉**,与之成婚,后来离异又复婚,阿拉贝拉却并非裘德命运的灾星。阿拉贝拉的武器也不只是她的身体,而是那一纸婚约。苏的神经质、乖戾、怪僻,固然给裘德的生活带来了反反复复的痛苦,但是,他们在精神上的相通也给了裘德无与伦比的幸福快乐。在沉重的灾难打击下,苏的精神彻底垮掉,退回去束手就擒,对手所持的也是一纸婚约。在那纸屡战屡胜的婚约背后,是更加强大的力量,那是教规、律令和无所不在的上帝。当理查德要苏把手按在那本棕皮的小本《新约》上立誓,然后抱起她来的时候,那是多么令人战栗憎恶的场景。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一个老问题来:上帝是公平的吗?这追问自然不单是由《无名的裘德》这部书发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把几百万犹太人杀害,就有人发出过质问:上帝到哪里去了?
上帝如果不顾惜生命,他为什么要创造生命?
我们的困境就在这里,我们的不幸就在这里。假如没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尊重生命,珍惜生命,那就让我们自己尊重自己,自己珍惜自己吧。生命,到底是珍贵的,不仅仅人的生命,而且是万千造物。哈代太愿意用这个词,“造物( creatures)”了。我在遇到这个词的时候,总愿意译为“造物”,而不译为“生物,动物”,就是想在“上帝创造万物”这层含义上更加贴近一点哈代的用心。哈代写作措辞的细微用意,译者到底传达了多少,思想起来,往往不能不更加怵惕谨重,如履薄冰。
译完这部《无名的裘德》,连同此前译出的《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我是把我所喜爱的哈代的三部重要长篇全部译出了。这三部长篇,或可称为哈代的“维塞克斯三部曲”或者“婚恋三部曲”吧。之所以没有这样命名,那是因为除了这三部长篇,哈代的其他作品也是植根于维塞克斯,而这三部长篇,题旨也远远超出了婚姻恋爱。命名的尴尬和危险总是伴随着一个个命名。哈代自己没有这样命名,后人也大可不必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再高明的论者,再卓越的译家,也不能够完全走进作者文心的细微处。我们的悲哀正在这里,我们为之努力的天地也在这里,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幸福。
像《德伯家的苔丝》一样,《无名的裘德》问世后,也遭到了凶猛的批评。《无名的裘德》就此成了哈代的小说绝笔,他不再写小说,重拾诗笔写诗了。写诗,原本是哈代早年就开始的。他留下的最早的诗作是十六岁时写的无韵诗《住宅》。哈代以小说家名世,诗名被他的小说掩过了,那是因为他的小说太优秀了。由于不合理的批评,哈代放下了写小说的笔,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小说领域的重大损失。在哈代忧郁的心里,还孕育着什么样的小说呢?那,只有万能的上帝知道了。
陈占敏 2017 年 8 月 20 日记于烟台青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