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天，副市长董志峰的第二个女儿董霞降临。同时，市面上生活物资的供应越来越短缺，鱼肉蛋禽和豆制品的供应日趋紧张，作为副市长，董志峰想为月子里的妻子买一斤肉为孩子补补奶，都觉得困难。
余琦开玩笑地跟董志峰说：“你是一家之主，还是个副市长，怎么连养活自己的孩子都很困难呢？”
头脑里乱糟糟的董志峰，愤怒地打断了她的话：“你别胡说，我已经够闹心的了！”
他告诫余琦，要注意自己的出身，不要乱说乱动。千万再不要向任何人提余家过去的事情，这些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董志峰的埋怨和指责，使余琦感觉到一阵冷风袭来，心里一阵寒凉。她感觉，此时的董志峰，不像是丈夫在跟妻子说话，倒像是监狱长在跟监狱的犯人说话。自此，余琦与董志峰之间的隔阂和距离，悄然形成。
尽管如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余琦明白，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董志峰，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她认为，董志峰灵魂深处追求的东西和自己追求的是不同的。在她的意识中，他们是夫妻，同在屋檐下，是一家人，需要互相尊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丈夫呵护自己的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一家人在一起，同舟共济，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她实在受不了董志峰为了自己仕途而教训自己的态度和口吻。她认为，她和董志峰灵魂不在一个频率上，有时候，实在难以沟通。然而，尽管她在精神上无法与董志峰融为一体，她所受的教育和她所处的环境，使得她只能默默承受生活赋予自己的一切。既为人妻，就要忠于自己的丈夫，还要包容自己的丈夫，尽贤妻良母之责。她暗暗安慰自己，尽管董志峰在精神上没有给予自己温暖，但是生活上，还是在尽其所能地呵护自己和孩子的。毕竟，他是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
因为粮食征收工作队需要到下面去蹲点，结婚多年的董志峰，第一次打起包裹离开了家。
过去，他也经常出差，但每次只不过是两三天。而这次下乡，他至少要去三个月。尽管他对妻子的感情已大不如从前，但是真正要和温顺的妻子分别，他还是感到有些依依不舍，毕竟这三个月的时间，太长了一些。
两个孩子，一个刚会走路，一个嗷嗷待哺，米缸里已经没有多少米了。离家之前他必须要弄一点米回来。当然，蹲点期间他有可能会抽空回来看看，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上班，他实在是很不放心。
他不知道自己走后，她一个人将怎样扛起家庭和工作的重担。他本想让她辞掉工作，一心一意在家带孩子。可是，孩子们需要营养，需要奶制品，他一个人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现在，他甚至开始理解她，为什么时常怀念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对她而言，确实是太艰难了。
别说她过去是一个出生在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就是任何人，既要带两个孩子，还要坚持工作，都会有万般无奈之感。面对事业和家庭，董志峰不愿细想。他一咬牙，背着包裹，推着自行车，硬着头皮出了门。
广袤的原野上，董志峰骑着单车，颠簸在乡村小道上，他必须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一直往前走。
为了坚持上班，余琦只有狠心地将孩子锁在家里，让只有两三岁的董欣，看护仍在襁褓中的妹妹。告诉她，如果妹妹哭了，就把摇窝摇一摇。
每天清晨，她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一边给老二哺乳，一边给老大喂饭，让姐妹俩人吃饱了，自己再出门。上班中途，经过领导的批准，她再抽空回家哺乳，看看孩子哭了没有，尿了没有。
没有眼泪，没有抱怨，只有责任和付出。对余琦而言，孩子，就是她的生命，就是她的一切，她不能没有她们。生活的重压，让她变得无比地坚强，她在与艰难困苦的抗争中，抚育孩子们一天天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