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美元化”的兴起
“二战”后，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意味着其他货币均与黄金脱钩。由此，在金本位制时代，其他货币的发行国要进行国际贸易，都无法以黄金或本币进行交易，只能以美元进行交易。而要获得美元，就先要向美元持有者卖出商品，或向美元持有者借入美元。于是乎，全球市场就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服务器”、美元的流动性为纽带的网络结构。虽然到了1973年，美元与黄金也脱钩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以美国为“服务器”的全球市场网络并未受到动摇，这就是现行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的主体。
从当前来看，国际金融市场上约87%的货币交易与美元有关。也就是说，两种货币进行兑换时，87%都是另一种货币换成美元或者美元换成另一种货币，而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相互交易的情况，只占大约13%。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及美元计价资产（例如美债、美股）就像互联网中的服务器，别人往往要先与之相连接，再通过它联系到第三方，类似于两个微信用户都必须先与微信服务器相连接，然后才能相互通信。举个例子：一个来自金砖国家的人，可能得先去兑换到美元，然后才能向中国企业买东西。
通过“一带一路”“金砖”等机制的努力，旧有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之外，新的市场网络正在形成。而更能说明这一新市场网络成效的是人民币跨境结算量的数据：截至2016年7月末，即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开闸7周年之际，人民币跨境结算累计规模为40万亿元；而截至2017年8月末，这个数字已达到惊人的168万亿元。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被视为“人民币走出去”的成绩。而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联系两个事实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速远快于中国外贸整体增速，中国与新兴贸易伙伴之间人民币结算量以更快速度增长。
新的国际市场网络出现，以及其中人民币跨境结算量的增长，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什么决定着汇率”来看。假如没有看到新的国际市场出现，那么就会认为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直接原因还跟以前一样，取决于人民币—美元双边关系。而在人民币—美元双边关系中，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格局总的“盘子”当中，数量要大得多，因此，全球美元的“浪潮”是在流出美国还是流入美国，就会在影响人民币汇率涨跌的因素中发挥主导作用。实际上，华尔街“大空头”的世界观正是如此。
但当我们看到新的国际市场网络已经出现，并且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我们就会认识到，人民币—美元双边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正在下降，通过人民币连接起来的中国与新的国际市场网络的关系，正在成为人民币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
新的国际市场网络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相互本币结算，即不需要双方先把本币换成美元才能交易。这样，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和市场国的意义，使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地位得到彰显。货币是做什么的？货币是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的，它的交换能力（购买力）的强弱，决定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在国际上，一种货币能用来买到些什么，决定着它有多“受欢迎”。例如，人民币可以用来购买中国的产品，而中国生产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因此也就有很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愿意持有人民币。
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大规模使用美元向欧洲购买商品，而欧洲则用获得的美元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或是对美国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进行投资，美欧之间的美元流通成为国际美元运行的主流。经过数十年积累，当前，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美元被储蓄或流通于美国本土之外，其中最多的是为欧洲所持有。
大量“欧洲美元”的存在，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维系这一格局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其他国家对美元有真实需要，也就是拿着美元能买到所需要的商品。
过去，支撑这个前提的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品和消费市场，从硬件到软件，甚至文化娱乐产品，在任何价值链中美国市场都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美元也就成为了“刚需”。但当前，这一现实条件已经改变，全球最大国内市场已不在美国，大多数美国商品或服务也不再不可或缺。美元能买到的，往往只有债券了。
从支出与收入两项功能看，美国市场不再具有不可替代性，意味着其他国家在支出方面，不再必然需要美元。而当美国在国际上接连“退群”，意味着美国推卸掉了一项又一项国际义务，从而不再向世界秩序“付费”，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在收入方面，也不再必然得到美元。这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最主要支柱，就只剩渠道了。
当前世界最大的支付渠道体系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顾名思义，它是银行间用来通信和结算的电子系统。它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方便世人，但数十年来主要服务于美元的经历，使该系统成了美元占据全球清算支付渠道的工具。
其他国家即便在收支两方面可以不再依赖美元，但要想与世界进行经济往来，不经由SWIFT还是“出不了门”。这就使得美国可以利用渠道优势，掌握全球交易信息，并对其他国家的公司或个人搞金融制裁。
对世界各国来说，美国早已不再是买东西的最佳市场，而贸易保护主义又导致美国不再是卖东西的最佳平台，美元也变得越来越像一种“系统设置”。既然现在美国不断用这个“系统设置”制裁甚至攻击“客户”，那也就怨不得客户去寻求新的系统了。
二、创新将驱动中国驶向何方
中国在古代系统工程方面取得过伟大成就，畅通的运河网是把一个庞大到称为“天下”的地理区域连成一个国家的关键。战国初期鸿沟工程的修建使魏国成为“天下莫强”，都江堰和郑国渠的修建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秦以后两千年时间，大一统帝国无不把“漕、河、盐”作为最重要的“三大政”，而其中头两项漕、河就都是运河网相关事务。作为帝国“天下一统”的另外几项基础：文字、度量衡、驿道和社会整合机制（察举—科举）其实都是运河网体系的“上层建筑”或补充。
从古代系统工程的规模和组织水平来说，中国的成就高于巴比伦、古罗马等其他古代文明，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原因，但同时也是造成中国在现代系统工程时代落后的原因。古代系统工程与现代系统工程的区别在于，现代系统工程的基础是“标准化制造”，而古代系统工程没有包括“制造”在内。
中国最早接触“标准化制造”概念是在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聘请法国军事工程师日意格、德克碑二人为正、副监督，于1869年建成马尾造船厂。马尾造船厂采用了当时法国军事工业中的标准化制造技术，在最初五年就造出轮船16艘。不过由于古代系统工程已经可以满足当时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需要，仅仅是“工厂标准化”这么单独的一种新技术，并没有多少转移到更多生产部门的必要性。随着法国人建造的马尾造船厂在1883年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远征舰队的炮火摧毁，中国现代系统工程之路也就注定不可能通过“军转民”去渐进完成了。
此后的洋务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业，走的都是完整引进整套系统的“拿来主义”道路，北洋交通系的铁路、电报事业就是其中的范本。在这样的情形下，“洋货”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就直接意味着“先进”。
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的道路，其中的核心追求就是建成中国自己的系统工程化的工业基础。由于中国拥有在古代系统工程中发展起来的组织和文化基础，因此现代系统工程建设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顺利。
当前，全球工业体系的大致图景可以分为设计、原材料、制造、销售四个“模块”。设计是生产过程的开始，而设计的出发点是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地方能够提出最多的对工业品设计的要求。当前，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最大量的工业产品也是根据其需求设计的。设计连接的是市场与工厂，要把需求表达为工厂的操作，因此设计能力与对市场和工厂两端的理解都密切相关。当前设计能力最强的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世界上最密集的“创新”产业集群分布在美国西海岸。不过，设计过程中最大量的工作环节也是分解为模块外包出去的，承接这种“包”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提出的需求更多，设计能力逐渐在向中国转移。
原材料的价值其实本应由制造业来决定，但与生产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过程是国际原材料交易的金融化，原材料被称为“大宗商品”金融化了之后，其价格是由交易市场与结算货币决定的，即被中间环节决定。当前掌握货币权力的金融国家在努力与资源国家联合起来向制造业国家提出更高的要价。
制造是生产过程的核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制造能力。理解当代制造业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系统工程”。当代的最终工业产品其实都是系统工程的产物，为了把它们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工厂”是世界这个“大世界工厂”，因此每一个具体的、传统意义上工厂的规模已经不重要。拿手机为例，为了制造一个手机的“裸机”，就需要组装数以千计的零部件，而这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的很多都有不同的可选型号，往往每个型号都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生产的。在这幅图景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多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的所在地。而把诸多工厂串联起来的，是服务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体系”——通常是由最终产品的品牌拥有者主导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标的，则中国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要被出口产品的品牌拥有者来分配其分工位置，而这些品牌拥有者大部分是西方跨国公司。
销售决定着制造体系“卖什么”，从而在动态地塑造整个制造体系。在当代，销售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整个工业体系中的“大头”——这一点看上去不太好理解。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子商务行业销售额最高的是电子类产品，如手机、空调、电脑等，而这类产品的售后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售后服务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往往是制造岗位的转移，比如机械、电子岗位。因此，其工作内容其实与工业岗位类似，但在统计上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
当前，工业生产的序贯环节——从原材料开发、转运、加工，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链条，即价值链已然全球化，其背后是全球信息网络的贯通和金融服务网络的衔接。曾经可以按照国界线来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产业体系，已经被全球一体化，成了全球产业链之网，我称之为“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
中国目前正在努力扩大内需并推进产业升级，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依靠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带来的生产与消费过程的重组。创新从哪里来？新技术或商业模式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冥想得来的，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实际需求中得来。如果这个国家的生产链条主要是服务于国外订单的，当然所做的主要也就是在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而根据这些需求进行产品设计的主导方当然也就是国外公司，于是这个国家的熊彼特式创新必然会不足。要想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就成了前提。
把创新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就需要进行产业升级。要把需求表达成产品并且卖出去，就要有设计能力、价值链构建能力和分销能力为支撑，而这就涉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问题。
“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在1935年提出，当时的产业背景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业”可以比较清楚地等同于“制造业”，因此“第三产业”也可以比较清楚地按照“不是农业也不是工业”的标准被区分出来。但在当代这种区分却明显过时，因此，当代的“第三产业”需要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来看。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工程咨询服务业等，很多都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分离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实际上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比如说，要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可能就需要使用数控机床，而数控机床的关键是编程，编程工作可能会被外包给专业公司，在统计上，给机床编程的工作如果是由独立的公司来做的，就算做第三产业。
在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上，产业发展趋势是“体系越来越庞大，主体越来越精巧”，即就整个价值链而言，系统化程度越来越高，系统规模越来越大，但系统中的大多数企业会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只做某一项精细分工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在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制造业体系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中约四分之三是1～9人企业，而299人以下企业占全部制造业企业数的99%，这是因为其分工网络高度发达，大多数企业都在大企业为核心的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细分环节。
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有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的特征。而第三产业的创新则会体现为生产网络组织结构的创新或者具体环节的技术升级，而这些都是“实验室”意义上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世界制造车间”向“世界实验室”升级。
只有朝着“世界实验室”方向升级，决定产业体系水平的两个根本性支撑因素：品牌和金融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品牌曾经是产品生产者的标签，但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跨国品牌拥有者的角色已转变为价值链的规划者与管理者。只有发展壮大自己的品牌，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主动地位。品牌的壮大需要多种要素的协力，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实验室中的创新。现代金融体系是全球价值链的“地基”，没有现代金融体系把地球连接为一体，全球价值链不可能建立。而金融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实验室提供能够带来“破坏性创新”的产品。美元的地位离不开“美国创新”的支撑，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中国创新”的助推。
三、金融视角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当今世界在生产力条件、人均财富、信息化程度等各类物质文明水平超出以往的条件下，却陷入了深刻的发展困境。国际金融危机历经十年而未消除，反而向深层次发展；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复杂化趋势；“逆全球化”浪潮深刻改变着西方政治生态；国际贸易呈现持续低迷甚至停滞状态。可以认为，这些状况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陷入了严重危机。
放眼全球，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向好发展势头的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愈发彰显出中国的制度优势。
四、西方民主遭遇制度困境
追根溯源，西方民主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集团之间长期斗争与妥协的博弈均衡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适性。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使用“分利集团”概念分析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分利集团是现代西方民主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倾向于在社会总体利益不变的情况下，设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额。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可以勾勒出一幅西方民主起源演化的图景。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指出，商业的近现代发展主要来自“中间商阶层”的扩展，即买者（消费者）和卖者（生产者）并不见面，而是通过中间商作为桥梁和纽带。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通过各类交易所等中间环节配置资源，其实质是由中间商群体来定价。中间商（包括银行家）不是企业家（生产者），只是中介，他们并非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是分利者。中间商阶层15世纪已兴起，而企业家阶层18世纪之后才开始兴起。西方民主起源于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亦即中间商阶层对封建领主阶层等其他集团的斗争。即使到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时，英格兰与爱尔兰也仅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苏格兰二百万人口中仅约三千人有投票权，而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亦即中间商阶层主导经济活动的社会早已成型，“改革”只是把投票权扩大到中小中间商范围。现代西方政治民主发展的历史，晚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型，因而其演进历史的每一步都贯穿着“中间商伦理”即分利诉求：在经济活动开始之前即要求谈妥利益分配方案。早于现代政治民主的公司民主，股东投票权早在17世纪即已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出现，堪称西方民主的早期范型。西方政治民主的发展进程——从部分人的民主开始缓慢扩大投票权范围，直到普选制在“二战”后逐渐实现，本质是模仿股东投票权，让分利参与范围逐渐扩大。普选决定着未来数年的执政党派及其政策取向，其实质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开始之前即要求划分发展果实。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当代西方社会，可以看到西方民主走向制度性困境的必然规律。西方民主的演变史，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社会体制的运行建立在“先分利，再发展”基础上。于是，发展成果要能够不断满足分利期望，社会运行才可持续。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的普选制可以看作全民分利制度，它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一味追求高福利，政策短视，没有长期目标。没有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社会运行就需要依赖信用体系来兑现分利期望。为了建立信用体系，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折现，企业追求“画大饼”从而实现“高估值”，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于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先前分利预期的变现。然而，政治上全民追求分利、经济上各类中间环节形成多个分利集团相互博弈的社会，必然出现“画大饼”速度赶不上分利欲望膨胀速度的局面：社会债务规模不可控地膨胀，超过了创新能够带来的新增偿债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日益向深层次发展的西方经济危机，意味着“先分利，再发展”的西方民主必将陷入困境。
五、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以过程结束端的成果共享作为初衷，而非以过程开始端的预先瓜分为准则。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在金融危机后维系业已金融化的信用社会体系运行，核心任务是维持其资产体系的高估值。而要维持这种高估值，就需要不断“释放流动性”，也就是“印钞”。然而，“印钞”的后果就是债务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债务规模的飞涨也就意味着西方的信用社会体系愈发不可维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此就要确保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也就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实际上，定义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性质，拥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就可以确保发展过程从生产开始，而非从先谈妥分利方案开始。由此，中国社会也就不会陷入西方那样的分利怪圈中去。
在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不断贯彻落实五年规划，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连贯性。放眼世界，“先分利，再发展”的国家往往出现仅执行了数年的大政方针因大选而全盘改变的情况。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但无法自主开展生产规划，甚至连“先分利”都无法自主，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受制于人，经常由于外部因素导致内部发展受挫。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社会有凝聚力，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放到世界上看，没有稳定领导核心的国家，就无法有效组织、形成合力、开展生产，就会陷入不同分利集团的撕扯之中。
当今世界，各类物质文明水平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高，这就需要更复杂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调动社会资本服务于生产的能力。只有像中国这样“先发展，后共享”的体制，才不会在日益复杂的生产链面前迷失，从而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六、塑造经济全球化新路
近三十年来，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而全球化的动力也在发生变化。以往，西方跨国公司争夺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并进行分利，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道路已深陷泥淖。经过多轮“救市”政策刺激，主要西方国家的生产却并未重回危机之前的水平，反而由于大量新增货币进入全球市场寻求分利导致世界形势更加脆弱。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地缘冲突频发、恐怖主义凸显，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
当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每年新增GDP的六成以上，客观上成了全球生产力增长的新动力。但应该看到，不少发展中国家依然贫穷，甚至陷入了战乱或新的经济危机中。纵观这些战乱或新的经济危机，无一例外均与旧的全球化道路难以为继有关。近年来新增的地缘冲突热点，总不乏西方挑起或参与的因素。而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新经济危机，也往往源于过度依赖西方而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些情况说明，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外围”格局已无法再提供繁荣与稳定，反而成为不安全、不稳定的根源。
全球化的新道路该怎么走？这是摆在世界面前的重大问题。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注入的是新增的“正能量”。“一带一路”倡议变传统的“先谈判分利规则”的国际经贸合作框架为“从项目合作做起”的“先发展”式合作，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范式，引领世界奏响共同发展的交响乐。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之中，中国治理将是世界发展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对于陷入“现代化困境”的西方文明而言，中国也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另一套设想与行动方案。
七、21世纪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
对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带有“工业党”色彩的言论较多地认同走自主工业化道路，甚至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走向繁荣也应该选择自主工业化道路。相应地，非自主或者非工业化的道路成为“工业党”批判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网上所见“工业党”有一系列典型主张，如“国家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避免‘去工业化’”“国家应设立工业发展目标并坚决落实”“国家应引导年轻人大量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等。从方法论看，这些主张缺乏在世界维度上展开的能力（如“小国怎么发展”），也缺乏推演未来发展趋势所需要的目的论思考，存在把工业本身当目的之倾向。
立足于大创新时代，应如何看待上述主张呢？我打算从一个案例出发加以讨论，这个案例来自卡塔尔。
2019年1月起，卡塔尔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此事可从2017年6月说起，当时沙特突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随后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等国也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遭遇“群断交”一时震惊世界，而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国则表示了对卡塔尔的支持。“群断交”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此不打算综述各方观点，只从卡塔尔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加以分析。
卡塔尔是沙特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小半岛，大致从南到北伸入波斯湾。卡塔尔的陆地面积仅1.15万平方千米，仅相当于其唯一接壤国沙特的大约二百分之一。加之人口规模和宗教因素，历史上卡塔尔一直都是跟着沙特走，表面看上去不存在任何分道扬镳的可能性。然而，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变化使卡塔尔与沙特出现了未来国家发展道路差异。卡塔尔虽然是海湾国家，但却不依赖石油出口，而是一个天然气出口大国。位于卡塔尔北方波斯湾海域的“北方气田”，是世界上最大天然气田之一。进入21世纪之前，天然气贸易可以说只是石油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利益分歧。但在21世纪，天然气成了世界新增能源消费最主要来源，需求量快速增长，石油需求却增速较慢，天然气的贸易渠道、定价机制与石油脱钩。[1]世界上的天然气出口主要来自一片围绕着里海的区域，在此区域上，从北到南纵向分布着三个天然气出口大国：俄罗斯、伊朗、卡塔尔。正是这三个国家，于2001年牵头成立了号称“天然气OPEC”的天然气输出国论坛（GECF），并在近年来使之逐步发展为一个完备程度接近OPEC的国际组织。从地图上看，俄罗斯、伊朗、卡塔尔的气田排列基本呈南北走向，形成一条“纵轴”，大致与从沙特加瓦尔油田算起向西分布的石油输出地带“横轴”相垂直。此外，还存在一个以卡塔尔为中心点连接其北的伊朗与其南的沙特东方省到也门北部胡塞部族区域的“什叶派走廊”，存在将沙特为地理中心的东西向“逊尼派走廊”拦腰截断的可能性。显然，上述背景下，作为石油输出国的沙特与作为天然气输出国的卡塔尔存在国家发展道路分歧。由此，“群断交”事件的背景也不难得到解释：站在沙特一边与卡塔尔断交的，大多为石油输出国，而站在卡塔尔一边的则多为天然气输出国或什叶派国家。
为什么21世纪以来天然气需求会快速增长？主要是人口城镇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中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末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即约有8.33亿人已城镇化，相比2008年增加了约2.26亿人，相比2000年则增加了约3.74亿人。不难据此估算仅中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新增天然气需求量该有多大，何况世界。
上述案例中，卡塔尔作为规模小到显然不可能自主发展工业体系的国家，仍然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尽管历史上的卡塔尔的确可能在经济上并不独立于沙特，但随着天然气在贸易上与石油相分离的历史进程，卡塔尔有了选择与俄罗斯、伊朗相联系的基础。而在市场选择上对接中国等天然气需求大国，也表明了当今时代要从全球一体化视野来思考国家发展战略。
为了从全球一体化视野来思考国家发展战略，我们需要一个框架。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2]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其结构是五方面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形似钻石故又称为“钻石模型”。这五个方面是：①生产要素：包括初级要素如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高级要素如资本和基础设施等；②需求状况：包括本国与外国市场的相互关系等；③相关产业与企业组织：产业组织体系及相互关系等；④战略与竞争度：一国国内支配企业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⑤机遇和政府作用：机遇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供求状况的重大变动等，政府因素指政府通过政策调节来创造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发展战略分析框架之一，在哲学上的启发意义在于它把“国家”当中“地”的因素与“人”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后，强调了“组织”的因素，建立起从人、企业到产业组织体系不同层次的组织间相互关系描述，并置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从而具有可分析性。
在我看来，该模型的不足在于缺少一个维度：金融。广义上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可谓互为表里，像一个硬币一样一体两面。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金融业全球化进程，已经从资金方面塑造出一个全球一体化程度甚高的空间，衬托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相对来说显得低了不少的实体经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趋向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贴现，企业追求提高估值，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于是，整个社会的运行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可持续的资金流贴现。
把每一个经济主体都与金融体系联系起来，涉及一个关键因素：估值。具体的估值当中大多使用的是“把故事转化为数字”的相对估值法[3]，也就是通过可比资产和可比标准来估值。这就意味着，发生了交易的那部分资产将影响所有可比资产的估值。例如，一片区域哪怕只有一套房子发生了交易，也会影响整个区域所有房子的估值。而这片区域的其他房子哪怕不打算在将来进行交易，估值也会通过各种金融渠道（如贷款、办信用卡等）影响房东的“身家”以及房客要付多少租金。把估值因素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高估值部分（产业或资产）之于一国经济，犹如水面以上部分之于整个冰山，却对该国整体资产估值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的一个显著后果是：两个国家内明明同样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却可以相差上百倍之多，这就是两个国家总体上处于高估值状态还是低估值状态所决定的。
把金融和估值因素加入“钻石模型”，可以看到：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中，一国在土地与人口规模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追求的目标其实是“组织”状况的优化，而定义“组织”状况的核心指标是该国整体上的估值水平。用生态学方法进行描述，则为：基于一个特定区域上的群落，优化这些群落整体在全球的生态位（在能量流和物质流中追求更优和可持续的输入输出关系）。
据此来看，像卡塔尔这样的小规模经济体，生产要素条件单一，无须片面追求工业化，而是应该利用自身资源在全球找到对需求状况来说合适的生态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有着生态位跨度巨大的众多“群落”，要从整体上优化众多“群落”的生态位，就不得不首先为他们改造环境，使之有更好的“土壤”，再寻求提升生态位的路径。如果再考虑到工业化处在从信息化进入智能化的历史方位，那其实信息化和智能化就是当今的现代化“土壤”之一种。一个例子是：相比1979年时美国制造业岗位数的巅峰，当前美国失去了约700万个制造业岗位，其中88%的原因在于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4]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壤”的改变事实上意味着“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升级中的开放性生态系统，“土壤”变化本身就会带来“群落生态”改变。因此，不应拘泥工业的任何一种特定形态看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大量从事“码农”职业本身就是进入了工业体系，把工业本身当成国家发展目标，主张人为地大量向工业部门输入人力资源以促进工业发展，是错误的认识。
可见，国家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历史的选择。在当前历史方位，这种具体性体现为共时性维度上的大创新时代，而历史性则体现为历时性维度上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序贯发展，国家发展的目标则指向提升估值水平。
[1] 贾晋京：《天然气：全球大博弈的新战场》，载《环球财经》，2012年第3期。
[2]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3] 参见[美]达莫达兰：《估值：难点、解决方案及相关案例》，李必龙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73、447页。
[4] 转引自钟轩理：《泾渭由来两清浊——给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算算账》，载《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