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人们在家庭、工作、教育和娱乐中采用新的信息通信和交互模式的一种结果。技术的发展总是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对社会造成冲击。在过去的20年里，社会以惊人的速度经历了数字化。现在几乎身边大部分人都有一部可以随时连接到互联网的手机。而在未来十年，全球发展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通过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相互连接。在未来数年内，将增加数十亿互连的传感器、发射器、照相机和其他无线通信设备和物体的互联。
社会的数字化趋势已无法阻挡，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特别是数字内容的剧增和传播模式的改变，对原来的电视、报纸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而社交媒体、移动社交终端现在几乎开始替代电话的功能，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交互方式。换句话说，人与机器接触和互动的时间越来越多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人对人的了解与互动也越来越依赖机器。这是当前数字社会发展的明显趋势。本章拟从数字社会的技术基础、我国的数字社会发展现状、走向、对个人的影响，以及大数据与数字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增长
2016年，全球向消费者销售的智能手机数量约为15亿台，与2012年的6.8亿台相比显著增加。这意味着2016年全球总人口的28%拥有智能设备，这一数字预计到2020年将增加到37%。同年，北美和西欧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将达到60.5%。
截至2017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与此同时，使用电视上网的网民比例也提高3.2个百分点，达28.2%；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使用。以手机为中心的智能设备，成为“万物互联”的基础，车联网、智能家电促进“住行”体验升级，构筑个性化、智能化应用场景。移动互联网服务场景不断丰富、移动终端规模加速提升、移动数据量持续扩大，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创造更多价值挖掘空间。[1]
图12-1是全球网民与我国移动互联网民的增长情况，这两组数据表明，移动互联使得人逐步实现了随处相连，构成了数字社会的核心数据源。
图12-1 2007—2017全球及中国移动互联网民增长情况（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Gartenr，CNN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二、互联网发展与数字社会的形成
1987年9月，CANET（Chinese Academic Netword，中国学术网）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14日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994年4月20日，我国连入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2]
1.基础发展时期
表12-1是互联网发展不同阶段特征的总结。在1994年以前，我国互联网发展主要处于科研阶段。1994年至世纪交替，是我国有线互联网主干网络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我国数字社会的第一阶段发展。在这期间诞生了我国最早的门户网站、BBS、即时通讯软件、在线联机游戏等。而在此期间，互联网商机开始出现。例如1998年世界杯期间，新浪网以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形式吸引了大量网友，并借此获得了18万元广告收益。这是早期互联网史上典型的“流量变现”案例。1999年，阿里巴巴正式成立，通过B2B切入到电商领域。[3]
2.门户网站时期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主要是以各类门户网站为主的流量竞争时期。这一时期网游开始兴起。以淘宝为首的电商开始飞速发展，各种以互联网内容运营为主的职业开始出现。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4.57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其中宽带规模为4.5亿，宽带普及率达98.3%。同期微博客和团购的用户数已初具规模，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达到6311万，在网民中占13.8%；团购用户规模达到1875万，在网民中占4.1%。虽然我国2009年已进入3G时代，2010年移动互联内容和商务应用使用率还是偏低。当年手机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3.53亿人，但手机的其他网络应用使用率偏低。[4]移动互联的爆发是2013年4G开始大规模普及开始的。
表12-1 中国互联网发展阶段与特征
3.移动互联时代
如前文所述，根据CNNIC的统计，虽然截至2017年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最近五年互联网网民增速放缓，用户的绝对数量增长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终端的大规模普及（图12-1）以及4G的大规模普及应用，使人们开始进入“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不仅从广度上，同时也从深度上开始进行全面扩张。而移动互联的便利性最直接的影响是数字内容价值的重要性日益体现。纵观近30年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史，我国的数字社会经历了一个从科研院所等特定行业向全社会扩张、从静态到动态的连接、从技术主导到内容主导、从以设备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数字化过程。
三、我国数字社会的崛起与评估
1.我国数字社会发展的基础：大数据发展战略
（1）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
2015年被认为是我国全面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开端年。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刊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指出，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正式从国家层面全面开始推进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建设工作。2016年，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工信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等均推出了大数据的发展意见和指导方案，涉及大数据整体行业、医疗健康、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林业、生态、国土资源等多方面，并开始向全社会领域扩张。图12-2是2015年至2017年我国大数据总体规模及企业增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调研数据，2016年我国大数据产业总体规模比2015年增长了28.6%，2017年比2016年增长了30.6%。预计2018—2020年增速将保持在30%以上。[5]
图12-2 2015—2017年中国大数据产业总体规模（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已经形成特色鲜明的多种地区发展模式
2015年以来，我国形成了贵州、广州、武汉、重庆四种大数据产业体系特色发展模式（表12-2）。在管理机制上，贵州、广州都是由省直接牵头，武汉为市一级政府牵头，重庆为下辖行政区推动相关建设工作。四种模式特色鲜明，贵州侧重大数据平台建设，广州侧重数据交易体系，武汉模式与长江经济带大数据体系建设密切相关，重庆市探索的是大数据产业园以及和大中型企业合作的模式，紧贴实业发展和工业数据产业链。
表12-2 我国四种区域特色大数据发展模式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2.我国数字社会发展的总体评价体系及相关测评[6]
（1）我国数字社会发展的测评体系
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是最早对信息（数字）社会发展进行测评的。2006年我国制定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设定了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产业、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等领域的具体目标。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提出了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测评指标体系。如前文所述，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2G数字通信技术的全面普及，信息社会的发展事实上等同于数字社会的发展。所以，国家信息中心的信息社会发展测评体系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权威数字社会发展测评。
基于信息社会指数（ISI），国家信息中心于2010年发布了首份“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对全国及31个省份的信息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评；2013年起测评研究范围扩大到地级以上城市。《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6》首次对全球及126个国家信息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算与分析。[7]
信息社会指数（ISI）包含信息经济指数、网络社会指数、在线政府指数、数字生活指数四个部分，涉及近百个具体分解指标。如表12-3所示，ISI的取值范围在0与1之间，ISI的值越高表明信息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以信息社会指数（ISI）为阶段划分的标准，可以将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信息社会的准备阶段（0＜ISI＜0.6）和信息社会的发展阶段（0.6≤ISI＜1）。
表12-3 ISI与信息（数字）社会发展阶段划分
（2）我国数字社会发展的国际对比
2017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为0.4749，在全球126个测评国家中排名第81位。在5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第35位，比上年提升1位。在亚洲35个国家中排第19位，与上年相同。中国信息社会发展虽然仍处于全球中下游水平，但是近年来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2016—2017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增速为4.6%，高于“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G20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发展速度，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增速。[8]
图12-3 ISIS增幅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3）我国国内数字社会发展的情况：政府数字治理稳步推进，居民生活数字化转变迅速
2017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ISI）达到0.4749，同比增长4.61%，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型期。较之上年，全国信息社会发展有所加快，信息社会指数同比增速提高0.32个百分点。2007—2017年年均增长率为8.35%，随着中国信息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整体上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从信息社会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看，2017年全国信息经济、网络社会、在线政府、数字生活指数分别为0.4112、0.4250、0.6071、0.5443，其中，在线政府领域发展最快，同比增长10.5%。（图12-4）[9]
图12-4 信息（数字）社会四大领域发展情况（2007-2017）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从图12-4可以看出，最近10年，我国居民的数字生活指数从2007年至2016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2016年至2017年增速放缓。在图12-1中，2016—2017移动互联网民增速也在趋缓。这表明数字社会发展的横向扩张已经进入平原期，需要新的创新和动能转换。
3.数字经济评价体系下的数字化发展
（1）数字经济评价体系对比
数字经济对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社会发展影响有多大？这个测算和评价体系问题，当前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如表12-4所示，当前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埃森哲等均采用了自己的方法对中国的数字经济进行了测算。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对这三家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测评体系进行了点评。他指出：“麦肯锡只测算了数字经济中互联网GDP的规模，没有测算融合部分的规模。波士顿测算了ICT直接贡献的规模，融合部分只考虑了电子商务中C2C的交易额，对于规模庞大的高端工业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关键工业软件等融合类数字产品和服务，没有纳入其中。埃森哲测算的是ICT直接贡献的规模，加上融合部分13个行业，得出我国2015年数字经济占GDP的12%。2017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我们测算的是42个行业，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在30%左右，应该是相对准确的。”[10]从表12-5的对比结果来看，我国的数字经济测算体系更符合我国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社会发展情况。
表12-4 数字经济评价体系的四种方法
续表
（2）我国数字经济已经成产能升级关键引擎，向各行业广泛渗透
基于中国信息通信院的测评，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动能转换。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3%，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比重达到32.9%，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图12-5）。
二是行业渗透差异较大。数字经济在各行业渗透程度不断加深。但我国各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32.6%，工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17.2%，农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6.5%。呈现出三产高于二产、二产高于一产的特征（图12-6）。[11]
图12-5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
图12-6 数字经济在各行业渗透加深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四、大数据、数字社会与未来治理
我国的数字化过程正在重塑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并将直接影响未来的走向。与此同时，数字化也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和改变经济的结构和商业模式。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数字与社会的交融交互？我国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又是怎样的呢？
1.数字与社会交互的三个层次
（1）微观层次的交互涉及三个方面。在微观层次上，是社会个体与数字社会的交互过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交网络及社交媒体的交互。移动互联空间实现“无处不在的互联”后，社会个体是包裹在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当中。所有的社会行为都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受到社交网络及社交媒体的影响。二是个体对数字社会信息的接受与分析过程。社会个体对接受数据信息的处理能力的差异，与其所能获取的有效社会自由、未来发展预期和既得利益可能性密切相关。三是个体对数字信息的优化决策和反馈。这是个体在数字社会中对信息处理的最终环节，基于自身社交网络体系和处理信息能力，对社会信息作出反馈。
（2）中观层次交互主要是不同社会个体决策汇聚形成的社会集体行为的数字化反应。这是当前数字社会表现形态的重点。这需要复杂的方法来建模，汇总和处理大量的信息。当今前沿的大数据技术，应用也在这个层次——对社会集体行为的数字化预测。
（3）宏观层次上的数字与社会交互主要涉及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核心是创造更多变化。在数字与社会交互的微观与中观层次上，在数字社会的算法层次上的首要任务是寻求最优解——投入最少，获益最大。但在数字社会宏观层次上的数字交互要考虑的问题是防止社会的固化和止步不前，需要创造更多的变化。这与数字社会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数字交互是对立统一的。例如，在不平等问题上，如果公共物品、公共数据和公共网络的获取是不平等的，就会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那么就需要结合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均衡，以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
因此，当我们讨论数字社会的时候，在数据问题上是要进行分层的。针对不同层次的数据问题，进行不同目的的分析。同时相应的系统设计、算法修正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制定、深化机构改革等提供了更精准、高效和更有针对性的抓手。我国在基于数字社会的深化机构改革、推进治理模式发展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2.我国已经形成基于人机交互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
我国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抓住了数字社会的关键点——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人机交互是指人与计算机之间使用某种对话语言，以一定的交互方式，为完成确定任务的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12]人机交互（HCI）侧重于计算机技术的设计和使用以及人（用户）和计算机之间的交互关系。人机交互是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设计、媒体传播等多研究领域交叉研究学科。我国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基于人机交互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人机交互在技术层次上由三个主要特征组成：即用户，计算机及其交互或它们如何协同工作。人机交互控制主要考虑以下9个因素（表12-5）：
表12-5 人机交互的9个要素
从表12-5的人机交互的9个要素和核心设计要点看，这是以人为中心的数字化系统工程。好的人机交互设计无处不在但又难以刻意察觉，在无意识的过程中实现对人的自然化影响。当前我国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基本上涵盖了人机交互的各个要素。如图12-7所示，已经能够实现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数据流的实时动态交互。
图12-7 基于人机交互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型
五、数字社会的未来发展
数字社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挑战，如隐私、安全、消费者政策、竞争、创新、工作机会和技能发展等。若不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政策滞后、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结构失衡、增长放缓等系列问题。
在数字时代，如何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发展均衡化的有效政策组合是所有政府需要应对的挑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和参与数字经济的机会；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技术的发展能力；同时还要不断构建创新动能以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包容性增长。
1.要维持数字社会的竞争活力
要维持数字社会的竞争活力，一方面要有不断打破垄断市场的机制体制。数字时代是赢者通吃的时代，一家独大足以扼杀掉绝大部分初创企业。如何保证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与大公司均等的资源竞争权利，考验着各国政府的魄力和执行力。另一方面，高速、易接入和低成本的互联网络是保证数字社会机会均等、保证竞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例如能够及时顺利地获取数据是相对欠发达地区实现跃迁的前提。高速移动宽带对于贫困欠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尤为重要。改善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数字连通性，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促进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这需要我国在数字领域制定针对性的政策。特别是宽带的普及、智能基础设施和物联网在提高中小企业产品附加值和服务收益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今天，给予中小企业更加优惠的数字化政策，对激活社会竞争活力、推动数字社会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制定和实施全面的数字社会战略
近十年来，我国在促进数字社会发展方面制定了大量的鼓励政策。但当前主要是集中在数字经济方面。如“十二五”规划中，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十三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五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在7月签批并由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并在2015年年底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而发改委也在2016年5月印发《“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7年3月，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应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均衡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前提下，数字社会发展战略的问题逐步得到关注并最终提到了与数字经济同样重要的发展层次上。
3.加强数字隐私和安全系统建设
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伴随着数字技术规模和范围的变化安全和隐私风险，并可能对社会和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事态发展强调需要在政策和做法上建立和维持信任。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在管理数字安全方面面临着明显的挑战和隐私风险。数字安全事件可能导致消费者信任丧失，声誉受损或损害收入下降，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能比对大公司更具破坏性，因为他们更脆弱，且更难以承担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成本。数字隐私和安全体系建设是否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要的数字社会公共产品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4.减少企业层面的数字社会准入障碍
数字社会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盘活了原有只属于公共领域的重要资产。例如原来政府持有的各类数据主要用于社会管理，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利益。但数字社会时代，数字本身资产化，使得企业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接入点。而原有政府的一些财政负担反而变成了数字时代企业重要的争夺“宝藏”。但公共数据由于涉及国家安全，也存在诸多限制。建议借鉴美国的公共数字资源体系建设，让企业广泛参与进来，特别鼓励中小企业在公共数字领域的企业创新活力，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面向未来的积极、良性互动是重要的落地方式。
5.要反思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
我国过去二十多年数字化快速发展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大学扩招推动的在技术人才方面的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虽然中国劳动人口总量在2013年前后见顶回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工程师红利的效果逐渐显现。目前全国高校每年毕业的理工科研究生总数已上升至25万人，占总研究生毕业生人数比重稳定在45%左右，而招生人数更是上升至30万人。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正不断为业界持续输送技术人才。
持续的高投入、高回报正不断形成正向反馈。数字化相关行业不仅持续产生大量就业需求，也成为近几年来最受高校毕业生青睐的热门行业。根据智联招聘《2016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求职需求最多的十大行业中，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占据三席，其中互联网超过金融、地产，位居第一。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未来的数字社会对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因此，确保每个人都拥有与时俱进的数字化技能是数字社会发展创新转化，高生产力和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前提。但是，随着技术迭代和普及加速，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仅凭专业技能推动创新的难度在与日俱增。面向未来的数字社会发展，新的数字化人才除了专业技术技能，还需要一些其他重要的软技能，如创业精神、组织知识、领导力和系统设计能力等。此外，在思维模式上，社会个体对新体验的开放性、适应性、韧性、沟通和团队合作，以及学习新技能的能力等这些也会直接影响人才的创造价值。这其中的原理很简单，纯技术的东西越是被人工智能代替，那么机器目前还难以替代的能力——人所特有的各种能力就会被衬托到特别重要的位置。
6.提高经济升级、淘汰落后产能负面效应的社会承受和稳定能力
数字时代，随着技术发展的不断加速，例如半导体领域的摩尔定律的支配下，大部分产能惨遭淘汰。然而这会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总体社会资源恒定的现实情况下，如果落后产能无法转化为增长力，那么企业在占用社会资源的同时，也会挤占其他更为先进企业发展的空间。有些类似的企业由于害怕被淘汰，害怕政府中断支持而不顾自身情况，逆向而行，反而开展逆向扩张行为，以期通过增加制造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绑架政府的支持。
因此供给侧改革有着重要的战略前瞻意义。供给侧改革从降成本、去产能到去库存均收获了预期的效果。从目前的政策走向看，接下来的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去杠杆和补短板。其中补短板旨在提高供给效率，从而增加经济增长潜力。而无论是资本层面的发展资本市场，还是技术层面的鼓励创新，这对数字经济的提速、数字社会的全面发展等都具有鲜明的导向性。
回顾历史，我们从农业时代迈入工业时代，与之相应的是，核心生产要素从土地和劳动力转为资本和能源，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转为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现如今，全球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依托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发展，数字中国的全面腾飞已经开始。
六、结语
1.数字社会的“获得感”与数字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将信息化贯穿现代化进程始终；在推动产业全面升级、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全球瞩目的进展；不仅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发展转变，更是为当前全球性经济形势低迷、逆全球化势力涌动的态势带来了全新的动能和希望。
数字经济的腾飞非一日之功。早在多年前，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极富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战略构想。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意识到数字力量之前，开始了数字动能的战略试点。十八年来，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与深化机构改革，数字中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展现、引领并逐步重构了社会的基础单元。持续扎实的战略执行力和领导力，逐步将数字中国的宏伟规划变成了现实，展现出了面向未来的强劲动力。以数字经济为例，截至2017年，我国网民已达7.72亿。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数字经济体。
数字经济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20日至21日的网信工作会上强调，“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国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围绕建设数字中国，明确了17项发展指标，部署了10项重大任务、16项重点工程。截至2017年年底，其中国内信息技术发明专利授权数、光纤用户占宽带用户的比率、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贫困村宽带网络覆盖率等四项指标已经提前完成。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大数据的高速交互提供了平台，极大地促进了民生保障和群众生活的改善，群众的“获得感”大大增加。特别是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方面，近年来，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这为我国数字经济的下一步飞跃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根据IDC预测，2018年中国广义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市场规模将超过720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1%。此外，到2021年，至少50%的全球GDP将会是数字化的，中国数字经济比重将达55%。
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为各国打开了新希望之门。一方面，我国的数字经济腾飞为“一带一路”国家带去了全新的发展动能。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受制于自身基础条件，其中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全球数字化进程越来越快，处于“干着急”的被动状态。随着我国数字产能的急剧提升，数字“一带一路”的继续推进，为这些国家送去了进入数字时代的“入场券”。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转型托起了“金砖国家”新的双赢新模式。例如在B2B、B2C方面的国际贸易，形成了全球共同经济增长新亮点。中国的数字经济模式在俄、印、巴西都已经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作用，为带动金砖国家的数字经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数字社会政策落地，需要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
2014年“大数据”、2017年“数字经济”、2018年“数字中国”先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展现了我国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社会治理，在新的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中从跟跑转向并跑和领跑的重大突破。新时期如何为数字中国建设加油助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数字中国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意味着既要从历史中找答案，也要从现实中去探索。结合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相关会议精神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为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建设数字中国，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要推进数字供给侧改革，引领数字品质革命。我国目前已开始着手从大数据资源建设向打造高品质数据产品的数字供给侧改革。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实施大数据行动、加强新人工智能研发，推动医疗、养老等涉及民生的多领域“互联网+”，积极推动数字供给侧改革，全面促进数字产品品质革命。同时，《报告》还提出要提高数字公共产品的服务，进一步推进城乡宽带覆盖和速度建设，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让群众和企业切实受益。人的数字化使得数字资源成为了国家之间竞夺的新核心战略资源，我国当前已经处在了世界数字领跑者的位置。
二是要化解数字中国治理的系统风险、社会公平问题和政府利益冲突。首先要防范治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系统风险，包括法律法规与技术高速发展不协调、网络空间行为管理不规范，数字化政府系统运行稳定性等问题。避免数字中国时代黑天鹅事件引发大面积政府功能的瘫痪。其次是数字中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包括维护数字平等权、完善数字福利机制、保证算法与程序正义等。同时要处理好数字中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利益冲突，如应对数字化对政府原有权力体系的冲击、建立新的争议矛盾解决机制，打破部门利益推动公共数字系统的整合等。
三是要注重均衡，促进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发展。2011年工业部发布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对数字中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布局；2014年至2016年着力于大数据体系建设；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其中“数字中国”被首次写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据腾讯表示，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已突破十亿。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里，中国企业已经占到4个。以“互联网+”为手段，数字经济得到不断繁荣发展。立足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向着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的目标不断推进。
四是持续稳定的政府领导力是数字中国发展的关键。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公共部门先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治理现代化改革。分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马克斯·韦伯科层制改革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两次公共部门改革都是由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政府危机引发的。前者与工业革命相关，后者由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促进。综观这两次改革，只有在面对社会危机时能保持稳定持续领导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府，才真正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走向了富强。
亚里士多德说过：“最稳定的政体既不是民主政体，也不是寡头政体和君主政体，而是这三种政体（优点）的结合。”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没有万灵药，不断自我革命是持续稳定政府领导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政府领导力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组织的不断自我革命确保政府自身能满足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需要，从而避免了社会革命的暴力化，推动社会的和平稳步发展。“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蕴含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深谋远虑。
[1] 国家网信办，CNN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1月31日，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6138.htm。
[2] 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大事记），2013年6月27日，http://www.isc.org.cn/ihf/info.php？cid=218。
[3] 《运营简史：一文读懂互联网运营的20年发展与演变》，虎嗅网，2016年12月26日，https://www.huxiu.com/article/176091.html。
[4] 国家网信办：《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5月26日，http://www.cac.gov.cn/2014-05/26/c_126548718.htm。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8年）。
[6] 国家信息中心：《2017全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7年12月26日，http://www.sic.gov.cn/News/566/8728.htm。
[7] 国家信息中心：《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6》，2016年5月17日，http://www.sic.gov.cn/News/566/6354.htm。
[8] 国家信息中心：《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7》，2017年12月26日，http://www.sic.gov.cn/News/566/8728.htm。
[9] 国家信息中心：《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7》，2017年12月26日，http://www.sic.gov.cn/News/566/8728.htm。
[10] 鲁春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解读，通讯世界网，http://www.cww.net.cn/article？id=430288。
[1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
[12] 岳玮宁、董士海、王悦等：《普适计算的人机交互框架研究》，载《计算机学报》，2004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