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现代新儒家并“不讳言中国文化之短，以至强调吾人之短，以便改过”[48]。他们具体指出，中国文化是“圆而神”的，缺少“方以智”的西方文化精神中的“金字塔”与“十字架”，因而必须建立中国文化自身的“金字塔”与“十字架”，纳方于圆，或由圆化方，“如河图之转出洛书”。但与此同时，他们更偏重于强调中国文化精神的完美性和至上性。他们主张，西方文化是可以而且必须接受的，但“吾人必须先肯定中国文化之一切价值”[49]。中国文化在本源上，没有任何不足，只要人类存在，中国文化的价值便永恒存在。因此，他们提出了“保守”民族文化的口号。“唯守而后存在不亡，人生一切事业，一切文化，得绵续不断，达于无疆。”[50]进而，他们从文化观的高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主张。[51]
返本开新以“内在超越”为根据，以“文化认同”为前提。在现代新儒家看来，既然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是如此优异，那么，“返本”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要“返本”，就须以“文化认同”为逻辑起点和必然归宿。“如果我们追问一个特殊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什么，我们也就接触到该文化的认同内核了”，“从一个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来掌握其个性，便成为探索该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也就是文化认同）的课题”。而在现代新儒家的视野中，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心性之学，或曰内圣外王之道。可见，所谓文化认同，即是向含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心性之学认同。认同即是返本，返本便能开新。于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被现代新儒家巧妙地纳入儒学文化之“本”，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价值也就得到了认定。
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途径，与现代新儒家的整个价值系统是密切联系的。这个价值系统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内在生命力，主张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塑造人格，建设社会，融合西方文化。
第二，花果飘零的文化心态。认为中国文化经过五四运动的激烈批判，欧风美语猛烈冲击，马列主义的震**和否定，已经花果飘零。希望全民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取得“共识”，以弘扬中国文化。
第三，我族中心的文化观念。认为中道高于西器：西方科技固然好，但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弊端，而没有思想根基和道德自我调适机制的科技、民主，是无本之木，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现代社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问题，西方应向中国文化学习，中国固然应该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但应该以中国文化为土壤，以此培育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
第四，多维开阔的文化视野。他们立足传统，面对现实，放眼世界，欲图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而又保持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特色。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较深的西学造诣，因而能对世界文化进行多维透视，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第五，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独立人格。他们主张并躬行自信自强、自尊自守的信念，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挽中国文化的狂澜于既危，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挺立不倒。
第六，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其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虽然欣赏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但仅仅是从二者都是西方的产物，是作为“以毒攻毒”的现象而冷眼旁观的。他们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它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统”的传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52]
可见，现代新儒家们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固摄人心、存亡继绝的“本根”的。正因如此，他们的思维路向才会“返本”，由返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本”，而开出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之“新”。
现代新儒家这种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对欧风美雨袭击中国文化园地的积极回应，因而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因应时势，不是简单袭用中体西用的主张，而是力主吸纳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欲图将现代文明的新枝嫁接在中国文化的古树之上，使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它力图用返本开新来统括古今中西，寻找新的结合点，作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导向，它反映了强烈的本根意识和文化观念上的“恋母情结”。
然而，更重要的是，返本开新的命题存在着严重偏颇。对固有文化的一往情深，同时也就显露了对西方文化的本能反抗。“开新”也罢，“认同”也罢，无不是“从悲愤的绝望之情处起步”，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偏执。同时，力图从思想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纳现代科学民主于儒学文化的规范之中，也反映出了在前瞻式的吸纳中具有浓厚的恋旧心理和所持的保守态度。在至今仍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却用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为设定前提，反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未免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