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在改革开放、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途程中，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传统与现实、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自然成为我们的思想之镜。
从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考察，我们不难看出，“返本开新”的主张是立足现实、背靠传统、面向世界的，因而不能简单地从政治的层面出发，将其归结为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是在目前，社会上广泛存在着文化失落感的时候，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建时期，更不能只将其骂倒了事。
应该承认，现代新儒家力主建立新文化时要先立一“根基”，要“保守”民族文化，使其与西方文化交接汇通的观点，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它看到并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并力图在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前提下，吸纳西方文化，壮大自身，增强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从而使中国文化挺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不仅如此，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阐精发微，既是对彻底否定民族文化的“全盘西化”论者的思维路向的排拒，又是对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形成的“破字当头”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势的匡正。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一直经受着两方面的激烈批判。一是全盘西化论者的批判。全盘西化论者视中国文化为敝屣，认为不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则不足以救国，不足以拯万民于水火。因此，他们用偏激的心态、行为和语言，对中国文化大张挞伐，企望以此使中国富强起来。全盘西化论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在实践中的困窘，已为人们熟知，此处无须赘言。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学说。它的批判精神，正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抗争之心相吻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斧头砍出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之类的语言，既是当时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又是其文化心态的反映。毫无疑问，这种理解，这种文化心态，在当时是极其深刻和正确的。但由于自五四直至1949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脚步主要是在战火中行进，因而形成了不破不立的思维定势。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进一步被强化。虽然一再强调要认真总结、批判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文化遗产，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主要倾向还是批判多于继承。以“破字当头”为显著思维特征的“**”，便是“不破不立”思维定势的恶性发展。这自然使中国文化生命的元气大受伤害。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对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扫**殆尽（至少是没有具体认定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加之迄今为止，一个既区别于旧文化，又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因而在改革日见深入，触及政治体制以及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等文化深层结构时，人们心理上的失落感、彷徨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此时由于改革开放而顺势涌进国门的欧风美雨，则加剧了人们在文化抉择上的迷惘和争辩。近年国内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潮，便是其集中反映。
现在，文化热已经降温，当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近年来迭起的种种思潮，并探求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观和文化体系时，便很容易由失落感而注目于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执著感。
审度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历程，我们似可得到几点启迪，以为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借鉴。
第一，我们应以开放的心灵面向世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使我们的视野囿于“天朝上国”的封闭心态之中。一方面，是因对固有文化的本能反感而误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等同于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导致十年浩劫大革中国文化的命，这就自我阻断了民族文化生命的长河。另一方面，由于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凌辱铭心刻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心态仍在作祟。因而对于西方世界，一般只是从政治的层面去处理彼此关系，满眼是对抗，没有看到并努力创造对话的可能，并因此而将经济文化关系也全然看做了对抗关系。其结果，是日益陷入自我封闭的泥淖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矫正了我们的眼光，开始比较注意从文化的层面与外界沟通。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不但整个社会主义中国要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而且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也只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因此，改革开放应该永远坚持下去。
第二，必须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行的文化心理意识和精神价值准则。现代新儒家主张返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心性之学之本，在此基础上开出现代科学民主之新，是脱离中国现代社会实际的、一相情愿的空想。毫无疑义，我们必须在传统的基点上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我们必须把“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内涵扩展开来，而不限于儒家的心性之学。同时，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必须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创建和选择的主体，因此必须发挥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新的时代风貌，符合中国实际和为中国大众所肯定。
第三，以宽容严谨的态度对待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把整个中国卷入世界文化共同发展的洪流之中。这就逻辑地决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以宽容严谨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今天，迎着八面来风，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反思传统文化，继承其优秀的文化精神，以为建设新文化大厦的构件。同时，对一切外来文化，均应择善而从，而不应以狭隘的“夷夏之大防”心理拒绝之，或“外国月亮也比中国圆”的盲目心理崇拜之。对于国内时下流行的各种文化思潮，在处理原则上也应作如是观。总之，宽容是必须的，但宽容并不意味着放纵，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根据地瞎说一气。宽容精神只有与严谨态度相结合，才能产生科学的效应。现代新儒家认为，没有文化根基的现代化，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抽象的理论意义来看，这个观点是有深刻道理的。如果我们一方面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全力抵制西方现代文化，那么，我们的文化就将是没有思想根基的文化。而这种做法本身，便是否定文化的民族性，否定文化发展的继承性，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至于究竟应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自然可以见仁见智。[53]但中国文化确有其积极的一面，这是我们在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时，应首先取得的“共识”。
第四，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下决心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不可能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建立起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现有文盲两亿多人，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不利条件。由于读书无用论的冲击，新的文盲还在增加。诚然，没有经济基础的文化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沙上建筑。但没有文化根基的经济发展，只能是图一时之快的短期行为，最终只能造就一些经济动物而已！现时国际上有人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再是军事对抗，而是经济竞争，这话不无道理。因此，我们应大力发展经济，赶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争取跻身于经济大国之列。国际上还有人预测，21世纪的世界强国，将不再仅仅是经济大国，而应是文化强国。这是一种中肯的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此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总之，我们对祖国的未来，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建设，充满胜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