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注论题
作为一种对科学进行的反思性的实践活动，女性主义认识论本身的关注论题和理论定位一直处在不断地变化中。实证主义的终结，尤其是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相关而发展起来的后经验主义，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观念纳入当代认识论的研究领域内，这为以“性别”作为研究范畴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开启了研究的大门。这种独特视角基于科学实践的介入，批判了传统认识论抛弃价值判断、认为私人的或社会的身份跟科学无关等思想。总体来看，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重建女性主义科学和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的科学和认识论。在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导下，可以揭示和解决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问题，恢复受压迫妇女的合理地位和主张。尽管不同时期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注重心有所差异，但总的来看，它始终关注于性别、压迫同知识的关联，并就此提出了下述两个重要的相关论题。
1.经验差异导致认识差异
如果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不同时期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有关“经验差异导致认识差异”的思想始终保留在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中。这个观点可以表述为：人们的不同经验将导致认识差异，并最终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果，而引发经验差异的因素显然包括了性别这一范畴。可以认为，“经验差异导致认识差异”的观点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从经验论的视角来看，日常生活中人们获取知识主要来自于经验，不同的经验将导致不同的知识基础；但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着重强调的是认识者的性别身份决定了其获取知识的形式和数量。
女性主义认识论一直致力于批判传统认识论的性别无涉，相应地重新建构了认识论主体，并主张正是获取知识的主体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了其认识差异，并将其称之为获取知识的社会境况。而重构的认识主体就是具有不同社会境况的认识者。当然，女性主义认识论对认识者差异的关注并不是随机的或特殊的，而是系统的和结构性的，也就是说，这里的“性别”实际上是一个对有关社会地位进行认识论分析的统称范畴。
另一方面，从“经验差异导致认识差异”的观点中将得出一个独特的结论，即如果经验的差异导致社会境况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观点，那么经验在发挥塑造作用的同时，也限定了特定社会境况下个体对知识的获取。据此，女性主义认识论紧密地将社会境况与认识差异联系起来，其重要之处在于主张社会境况不仅是有差别的，而且是发生变化的，其中一些社会境况明显要比另一些在认识论上更加可靠，如妇女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她们的认识境况显然要比男性更加可靠，也更能形成良好的认识论根基，这就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优位打下了深厚基础。
由此，横亘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和两类知识，即男性的认识论和男性知识；女性的认识论和女性知识。在将认识论和知识形式二元划分之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选择有利于获取知识的认识形式呢？女性主义认识论可以推广并成为普遍的认识形式吗？尽管女性主义认识论对此持肯定的回答，但实际上它仍然在坚持一种认识论的两分法，即将知识过程还原为一种立场选择和价值判断，因而它仍只是一种立场论的新变体。“立场论的认识论要求认识历史的、社会学的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而不是判断的和知识上的相对论主义。她（他）们认为，凡是人类信念均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但她（他）们也要求能批判地评估何种社会环境才能产生最为客观的知识陈述。”[16]正因为如此，科学研究中社会性别的介入以及用价值观来评判科学理论，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它所反对的“性别决定知识”的陷阱之中。实际上，透视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可以发现，它更多的是用性别隐喻作为联结点，把科学和性别连在一起；它认识到性别隐喻的创造和发展是科学理论创造中所包含的合理过程，没有这些过程就不会有知识主张的存在。
2.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
在“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这一重要论题上，女性主义认识论始终持否定意见。实证主义传统带来了知识的客观形象，客观的科学知识模型一直处于“优位”状态。它坚持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形成了独特的科学认识论规范，这些规范包括：（1）科学概念跨时空的普遍有效性；（2）科学研究的客观性；（3）研究者的个性与知识主张的评价无关；（4）观察和实验是理论评价最普遍诉诸的标准。[17]但随着后经验主义的兴起，历史、社会和文化观念逐渐渗入并影响了传统认识论的这些规范，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不能反映知识获取的真实途径和方法，甚至从根本上歪曲或掩盖了知识和科学背后的实际图像。传统认识论的目标是追求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进而获得知识的泛权威性，因此它必然排斥主观的、情景的、价值的、个体的因素，忽视语境下的知识主体的差异，宣称用普遍有效的方法准则探究世界的真实面貌。按照这一理解，与客观性对应的必然是男性，男性气质也与理性、客观性、中立性等同起来，女性和女性气质则被描绘为是感性的、情绪化的，是与客观性相悖的。但是，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所有知识进程和认知者都是具体的和处于语境中的，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认知者依据自己的经验选择性地纳入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价值无涉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知识的客观性只是用来掩饰知识生成过程中与权力的结盟。
女性主义认识论集中探讨了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并在批判中始终抓住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它宣称所谓客观性只是男性的客观性，是用来维护男性统治者利益的掩护工具。尽管围绕对客观性的批判出现了所谓的“强客观性”与“弱客观性”的理论，但是需要意识到，在认识论领域，女性主义是要“力图理解既有的社会秩序，同时力争发明有效的策略去改变它”[18]。它从性别立场出发揭开了知识生产中的真实面纱，促使人们意识到科学活动与知识生产中实际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到不打破后者的统治地位，所得到的知识就无法做到真正的普遍和客观。
由此，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及相关的对科学的社会解释，其核心思想就是：知识的创造是一个彻底的社会过程。价值中立、普遍、非私人以及可检验等传统认识论的主张，忽视了性别等要素在知识创造中的积极作用。女性主义认识论坚持知识的获取必然涉及具体的情境，是以主体的价值选择为依据的，孤立地看待知识的客观性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境。从这一意义上讲，女性主义认识论突出了知识获取过程中的平等话语权，对理解和改进知识的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核心
女性主义思潮最初出现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大部分被承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早期工作，实际上都是由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完成的，她们需要不同的知识和辩护的解释，以推翻其学科中阻碍必要变化的预设。”[19]但很快这一认识观念就蔓延至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者开始批判其所在相关学科内的特定内容，指出这些理论的接受和产生都蕴含了强烈的性别偏见，以各自学科的方法论为基础并不能够解释其主张，因而必须建立一种统一的认识论立场，以表达其理论诉求。特定学科及特定理论的女性主义批判，很快就发展为更全面的批判理论，形成了特定的对“接受式知识观”的批判性解释，以及对“与性别偏见相关联的学科规范”的批判性解释，这些构成了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核心。
与对“权力”的研究相类似，女性主义的论题往往集中到“性别”及其相关问题之上：
（1）女性总是有意无意间被排除在科学研究活动之外；
（2）以生物决定论的“科学”立场为依据，否定她们的科学能力并进而怀疑她们的认知权威；
（3）将女性刻画为一种附属于男性的能力不足的群体，并进而衍生出相关理论；
（4）现代西方社会那些享有合法地位的知识，实际上是在性别等级制度中被男性构建成的，它们几乎从来就与女性的生存感受和对世界的看法无关；
（5）女性及其相关属性处于受压迫的、边缘的和附庸的位置；
（6）制造出各种不利于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改变自己处境的知识。
以这些论题为基础，20世纪的女性主义理论围绕科学生产以及知识生成的实际过程，展开了对科学知识的多层次与多角度的批判。这些批判本身在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中，随着认识的加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其认识到知识作为科学和实践活动的产物本身就拥有更大的社会维度之后。
1.早期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认识论开始对整个科学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尤其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进行了深刻揭示，试图恢复传统上被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中排除出去的那些东西。同时，当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构建一个新的认识论研究时，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解释女性主义运动和性别主义、男性主义之间的联系，并对此给出女性自身的视角。“女性主义者很明显需要发展出一种认识论，她们需要表达的不仅是女性主义的视野如何促进知识生产，而且是这样的工作如何能够提供得到改善的知识生产。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哈丁为未来的女性主义讨论搭建了平台，并促使更多的女性主义认识论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论。”[20]
具体来说，哈丁提出了三条主要的研究路径：（1）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的经验作为出发点，主张只有女性才能具有关于女性的知识，女性进入到社会的或自然的科学研究当中。（2）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所有知识的探求都定位于社会环境中，知识总是跟社会力量和权力相关的，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对知识的产生形成不同的影响，世界上的某些事情只有从某些立场或“主观地位”来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3）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女性身份本身，因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而有很大不同，不存在统一的女性经验和立场。后现代女性主义拒绝认识论，甚至抛弃了做出知识主张的可能，以及独立实在的观念。[2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丁对传统认识论和科学本身的批判，预设了一种未加论证的前提：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普遍存在于各种理论、观点的核心地带中。
2.中后期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
早期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批评主流认识论，之后，女性主义意识到需要形成自己的认识方法。因此，她们开始关注后库恩式科学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及自然化的认识论，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研究。“一方面，许多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尽管科学是社会中的统治性力量，但是科学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社会性分析。尽管这样的社会性分析在分析认识论中是不明显的，它更多的是关注于知识的一般条件而不是科学的具体方法论和行为，但是在历史研究方法中，知识的历史性的动态本质极大方便了社会性的分析，从而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策略。另一方面，自然化认识论被证明在获取知识的性别作用分析中是非常有用的，它更多地关注于经验的应该知道，而不是先验的如何知道。因此分析认识论往往会排除性别在知识生产中的经验作用，而自然化认识论则坚持这样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获取实际的知识生产过程。也因此，自然主义对经验证据的重视，那些被分析认识论排除的性别在获取知识中的作用的发现，就在自然主义那里被坚持下来。最后表现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抛弃了自然化认识论的个体主义，而保留了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22]
以这样的研究思路为指导，在20世纪80～90年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新的研究方法抛弃了哈丁划分女性主义标准的三分法。例如，女性主义经验论不再将性别主义和男性主义视为简单的坏科学，也不再将科学的传统规范视为纠正依据，甚至哈丁本人也发展出一种混合理论，将女性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相结合。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研究，既有像哈拉维（D.Haraway）这样的英美学者的促进，也受到了法国女性主义者以及像福柯这样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影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关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讨论变得更加流行和火热，大量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文章开始出现在主流的分析哲学杂志中。
20世纪9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逐渐衰弱，但是它的研究视角却变得更加宽广，更多的问题被纳入进来，这一情况也使得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对性别的关注逐渐扩大到对肤色等的关注：是否白人妇女足以从其自身的经历推断出性别的意义，并能够代表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是否其他的压迫范畴，如种族和阶级，能够影响到每一个妇女的实际受压迫情况？类似这样的问题开始逐渐渗透并深入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体系之中。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女性主义认识论者的回答变得犹豫和混乱，表现出来的直接后果是研究的视角和焦点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研究的概念开始变得松散，以至于很难确定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否依然主要关注于“性别”这一批判核心。
很明显，后期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已经不再单纯地将“性别”视为需要探讨的唯一标准，她们意识到人们可以同时是不同压迫阶级的成员：在一种情况下被压迫的人，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成为压迫者，比如白人妇女尽管从性别上看是被压迫者，但从种族上看又是身为白人的压迫者。因此，她们有意识地扩大了研究主题，开始将压迫的综合互动作为研究主线进行解释，而这种情况直接说明：“女性主义的研究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女性和关于女性，而是通过女性和符合女性。在目前的女性主义的用法中，它试图使压迫的网络消失并重新编织一个生活的网络。”[23]需要指出的是，当女性主义者将不同的范畴纳入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体系时，这一研究工作就开始具有了多个维度，而不再是单纯的性别压迫研究。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女性主义认识论致力于将性别理解为一个彻底的社会范畴，等同于其他的社会范畴，而不再是一个独特的抽象存在。“因为研究揭示了知识生产工作中的多重压迫，女性主义认识论就作为具有多维度的研究纲领而出现。女性主义认识论不应该把性别视为主要的压迫范畴，这里的‘主要’是指性别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压迫范畴的理论变量，并且应该使用独特的分析。”[24]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认识论抨击了传统认识论的性别无涉，指出了当代科学活动与知识生产中预设的男性中心主义，阐述了价值负载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虚无的理想化的情境；女性追求和生产知识的合理诉求，必须克服对男**和经验的过分依赖，以及正确运用女性独特的气质和经验、立场，以作为知识建构的来源和基础。尽管将女性认识立场和男性认识立场严格地加以隔离带来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区分，甚至陷入了女性主义所批判的二分法陷阱，但是无可否认，女性主义认识论以“性别”为突破视角，打破了传统的哲学思维观念，特别是引入文化实践中并扩展至科学中，将科学理解为社会和历史所建构的文化人造物，并在这一过程中合理表达主体的不同活动能力与主观诉求差异，积极探讨科学哲学内部所经历的认识论转变及其后果，重新定位本质和关系的要求，这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