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发展的新趋势表现为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社会认识论研究的融合时，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在主流认识论研究中。与传统认识论相比，社会认识论是一种规范的研究领域，是一套关注知识产生及传递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针对认知主义的社会学批判。它试图重新理解人类知识的本质特征，重新建构认识论的哲学问题，重新解读真理及知识辩护的生成意义。因此，当主流的认识论学者开始对知识问题重新审视的时候，意识到了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社会认识论之间的融合趋势。“社会认识论与女性主义认识论都反对传统认识论的个体主义以及超规范性的分析，它们的研究都试图表明有更多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表明它们在哲学学科内部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在认识论学科内部，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社会认识论与女性主义认识论具有相似的认识论境况，特别是二者都遭遇到几乎相同的挑战与问题，因此有理由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可以被看作是社会认识论的一个子集。”[25]具体来看，这种融合趋势表征为下述几点。
第一，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工作集中于重新界定性别的认识性质，并发问于获取知识上造成差异的原因；它将性别视为一种社会范畴，由此必然使其成为一种知识的社会分析。
一方面，女性主义认识论将社会认识论中的观点视为一种有用的资源，并试图发展出丰富的理解，即说明诸多社会范畴如何在知识追求领域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特征，包括研究方法，对社会认识论来说，也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当然，将所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都纳入社会认识论研究领域的观念可能过于强烈，因为不仅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完全相同，而且部分获取知识的方法也许只属于女性，而不是社会性的分析。但总体来看，“女性主义认识论之所以对社会认识论具有更多的贡献在于，它们致力于发展出一种规范的认识论解释。社会认识论将其自身区别于知识社会学，是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规范的知识分析：不仅仅描述出我们目前的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更多的是要理解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如何改善我们的知识实践。尽管在社会认识论者当中，对于这样的规范性的形式和范围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意见，但是在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这里却形成了很好的共识。”[26]
第二，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诉求始终致力于女性主义目标的坚定承诺，始终关注性别压迫和知识追求二者之间的关系。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目标就是要理解以上两种追求之间的关联。它在获取知识的方法上进行了严格的性别区分，并试图使女性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独特而有效。通过将知识获取与改善女**的社会和政治目标相联系，女性主义在社会认识论研究当中确立了其地位。尽管女性主义这个词包含了宽泛的方法、理论和实践，然而女性主义认识论始终具有理解知识追求、改善知识追求的认识论兴趣，具有理解性别压迫和消除性别压迫的政治与社会兴趣。与之类似，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视域同样聚焦于知识获取过程的社会实践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因素，所表现出来的实践取向扩大了认识论的研究范围，特别是从历史—文化视野中的社会因素来看待知识的生产、创造、发明和传递。也因此，可以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诉求就在于探究性别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和规范，以及与性别相关的知识生产中的利益和经验，而这样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就是社会认识论的一个分支”。[27]
第三，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目标在于拓展知识追求的分析：这样的知识追求分析能够规范准确地描述人类实际进行知识追求的实践，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性别的作用。
“女性主义认识论将规范性结合进它的社会分析中：消除压迫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道德意义上是规范的，并在认识论上也依赖于辩护的规范性主张。因此它们有能力在好的知识主张和坏的知识主张之间做出区分，它们所给予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描述方法，更以强烈的理由从知识生产的权力性理解中，发展出丰富的知识实践和认识规范的解释。”[28]社会认识论将自身从知识社会学中区分出来，其原因就在于它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规范性的知识分析，所要做的不仅是描述我们目前的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或对共同体进行社会结构的经验调查，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我们如何知道，乃至如何改善我们的知识实践。这样来看，在认识论的规范性维度上，显然二者拥有相同的立场和基础，并进而表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女性主义认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女性主义特别关注结合规范性目标和描述性目标。它们试图批判地论述我们如何更好地获取知识，因此它们的理论具有规范性的要旨。它们拒斥理想化的知识解释，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这样的理想化解释其目的是隐藏实际获取知识过程中的性别偏见，而这样的性别偏见正是女性主义试图解释出来的。”[29]
由此，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特征表现出了与社会认识论研究的融合，而这一趋势在拓宽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视域的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大的理论背景和研究借鉴。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呈现出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观念，为以“性别”作为研究范畴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开启了研究大门。而与社会认识论的融合借鉴，则更进一步将女性主义认识论纳入主流的认识论领域之中。应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工作在认识论的发展上标示出了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研究价值，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问题，而不是仅限于简单的反驳与批判。它们试图理解的不仅仅是性别关系如何塑造知识实践，而且包括这些关系如何能够更好地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这一视角来看，女性主义认识论所表征的就不仅仅是社会认识论的一个小的子集，而是为理解知识的社会维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资源。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也无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局限，这些局限集中地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第一，在将研究视域集中于女性视角的同时，忽视了认识主体具有的共同特征和认识模式，这使得其研究视域过分集中和收敛，表征为在彰显女性生命个体认知体验的同时，无形中遮蔽了男性的认识话语。这种分解的认识模式其本质有“立场论”的变体嫌疑。第二，过分地强调知识负载价值、认识选择性别这样的观点，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化的相对主义。尽管通过使用性别、种族这样的人类学范畴有助于哲学家审视知识的地方性特征，进而挖掘出隐藏于人们观念之下的知识的社会维度，显现出隐藏于传统认识论背后的认识特征，但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希冀达到的并不止于此，一定程度上它试图发展出更好的认识论替代论题，而这终将发展为一种文化相对论。第三，过度地对经典科学范式的性别批判，特别是始终强调性别与权力的关系解读，引发了人们对当代科学合理性的深层次忧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正统观念，加剧了后现代知识观的张力批判，而新的知识两分法的性别隐喻也将不可避免地传递至人们的认识观念之中。
综上所述，通过对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注论题、批判核心以及发展趋势的考察，可以发现隐藏在女性主义认识论背后的是对主流男性话语科学的批判，是对实证主义科学及其标准科学模式和规范的不满。女性主义认识论凸显出性别本身所标示的历史—文化特征，它深刻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发展，由此也就形成了反映特定“立场”和体验的女性主义的科学观念。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及相关的对科学的社会解释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在于，知识的创造是一个负载价值判断和选择的社会过程。这样一种理论和解释对于理解和改进知识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殷杰：《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 ［美］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秦喜清译，《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2页。
[3] Anne Dickason，Anatomy and Destiny：The Role of Biology in Plato’s View of Women，The Philosophical Forum （1973-1974），pp.45-53.
[4]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笔者注：此处帕拉塞尔苏斯为柏拉图的旧译。）
[5]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6]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9页。
[7] 转引自金莉：《生态女权主义》，《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第57页。
[8] Karen Warren，Feminism and Ecology，Environmental Review，1987（1），pp.3-20.
[9] Karen Warren，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Environmental Ethics，1990（2），pp.125-146.
[10]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11]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12] Susan Armstong，Environmental Ethics，McGraw-Hill Inc.，1993，pp.461-464.
[13] Alison Jaggar，Living with Contradictions，Westview Press，1994，p.661.
[14]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前言”，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5] Janet Biehl，Rethinking Feminist Politics，South End Press，1991，p.14.
[16] Sandra Harding，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142.
[17] Ted Benton，Ian Craib，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ought，Palgrave Macmillan，2001，p.140.
[18] Kathleen Lennon，Margaret Whitford（eds.），Knowing the Difference：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Routledge，1994，p.1.
[19] Helen Longino，Feminist Epistemology，in A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John Greco and Ernest Sosa （eds.），Blackwell，1999，p.330.
[20] Heidi Grasswick，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inist-social-epistemology/，2006.
[21] 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p.24-28.
[22] Heidi Grasswick，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inist-social-epistemology/，2006.
[23] Linda Alcoff，Elizabeth Potter，Feminist Epistemologies，Routledge，1993，p.4.
[24] Linda Alcoff，Elizabeth Potter，Feminist Epistemologies，Routledge，1993，pp.3-4.
[25] Heidi Grasswick，Mark Webb，Feminist Epistemology as Social Epistemology，Social Epistemology，2002，16 （3），p.186.
[26] Heidi Grasswick，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inist-social-epistemology/，2006.
[27] Elizabeth Anderson，Feminist Epistemology：An Interpretation and A Defense，Hypatia （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1995，10（3），p.54.
[28] Heidi Grasswick，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 feminist-social-epistemology/，2006.
[29] Heidi Grasswick，Mark Webb，Feminist Epistemology as Social Epistemology，Social Epistemology，2002，16 （3），p.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