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作为一种宽泛术语，旨在以经验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现象，其进路主要包括进化论进路、认知科学进路以及心理学研究等。社会科学采用自然化的视角意味着一种以经验科学为研究策略，来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尝试：即以科学的经验进路替代传统哲学进路，或者以经验的方式回答传统哲学问题。
基于此，我们认为，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首要的显著特征是，通过自然主义研究纲领，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或若干个领域之间，建立一种基本的连续性。连续性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如何“自然化”的根本性问题，20世纪后半叶，有关连续性论题的讨论，重新成为了社会科学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人们再次审视了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以及进化模型适用范围的新方式，特别是从认知的社会科学中重新提出了连续性论题。本质上讲，在认识论与科学研究两者之间，自然主义者主张一种规范的、方法论的连续性。因此，自然主义者强调，自然化应发生在一种给定的学科当中，斯波伯指出：“自然化社会领域所关涉的是，与认知科学中的研究纲领建立某种连续性。”[10]在自然主义者看来，关于知识的传统哲学问题，应该由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来进行探究，而非借助于先验反思，形而上学问题也只能通过科学来回答，而非取决于思想实验以及传统的哲学方法。
事实上，“有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连续性的建立，本质上所体现出的是，精神事物是如何纳入自然世界的这一基本运行过程”[11]。可以说，认知科学的研究纲领与社会科学所建立的连续性关系，体现了自然主义者如何试图使得社会事物适应于自然世界；或者说，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展现了自然主义者如何“自然化”精神事物的内在过程。为此，认知科学家提出三种方式，来使得精神事物适应于自然世界。其一，认知科学试图将精神现象还原为明显具有自然特征的神经学现象。其二，更为自由地赋予精神现象以自然性。其三，重新概念化整个精神领域，以此来消除所有与自然实体不相干的概念。[12]可以看出，社会的自然化，是由精神现象在认知科学中所进行的自然化而促成的，实质上表明了，认知过程输出与输入两者间的一种内容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试图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某种连续性，其所倡导的核心观念在于，以科学方法作为哲学方法的补充，并非要完全替代整个哲学理论，而是力求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表达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尽最大可能客观再现社会现象的本质。因此，建立精确的、逻辑的、形式化的理论系统，是自然化社会科学的最高旨归。进一步来讲，正是由于这一连续性，才使得现今的社会科学，能够运行于自然科学框架之下，从而引发当代自然主义者使用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表征等方式，来描述社会与精神现象。之所以会有这种连续性构建的可能性，核心原因就在于，自然主义者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与自然科学本体论相连续的自然主义本体论。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自然主义本体论构架的特殊性，亦为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的又一显著性特征。
具体来说，自然化本质上包含了一种更为综合的认知维度，正是这样一种综合，为科学实践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充当了支架性的作用。社会科学的自然化与这一“综合”紧密相关。因此，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并非是一种类似于孔德所构想的社会世界的物理学那样的宏大理论，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交叉的“中距模型”（middle-range models）。[13]事实上，自然化的社会科学理论，正是由于借助了自然科学中具体学科的本体论要素，来构建自身的本体论框架，从而使得自然化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呈现为一种复合式本体论。这一本体论在社会科学自然化的过程中，使用了异质概念和表征，并将这些概念和表征整合到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科学理解当中，从而有效赋予精神事件与环境事件一种自然主义的描述。由此可见，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通过采用一种复合式本体论，从而摒弃了本体论的自主性，来保证其理论的自主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论题，依然是社会科学能否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方法的问题。然而，需要反思的是，社会科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可以说，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一系列自然化处理，归根结底是在重新审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究竟是何种关系的问题。因而，其特征也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与二者本体论的一致性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