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出场，究其根本原因，离不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理论指向的呼唤。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需要。苏联教科书造就的思想禁锢和理论教条虽然在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思想史、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变革中被逐渐打破，这些范式都增强了以现实、实践、时代、问题作为研究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支撑，但是，就直接的话语指向和方式来说，它们都是思想的存在。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追求改变世界的实践成为超越解释世界的思想樊笼的重要着力点。借助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催化，冲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冲动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时代实践的回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重演了马克思批判地冲破“德意志意识形态”牢笼而“走向历史深处”的历史进程。面向时代、面向改革、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使实践导向、问题导向、时代导向的主旨开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灵魂。第二，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教条思想与改革开放实践大潮之间严重脱节，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前无古人，理论指导严重滞后。理论创新不可能凭空产生，只能来源于实践。为解决“脱节”问题，特别是需要理论创新首先倾听来自实践大胆探索的声音，在实践中理论重新一点一滴地出场，建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重新出场的结果。不紧紧依靠实践，依赖亿万当代中国人的创新探索实践，就没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说，这一范式是在中国大地上的群众实践所创造的，是实践理性的最高表现。第三，“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将研究指向思想之外的实践和问题，其思想也源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传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为新唯物主义的原初基础，在彻底颠覆了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和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的形态哲学和体系哲学之时，就更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旧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本身。在这一方面，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言，马克思既颠覆了“问题的形而上学”，又消解了“资本拜物教”意识带来的“问题的实证主义”，进而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观基础上形成了“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视域。
“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不仅作为一种研究视域、更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与上述其他范式相比，有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成为一种主体的研究视域，而且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一以贯之的灵魂和规范。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作为革命家关注关心一切时代的、阶级的、各国的革命运动中的重大实践问题，而主张“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2]因而这一范式特别强调：“从实践问题中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发点，而一切为了解决、解答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归属点。只有从“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到“哲学中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研究过程主要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规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是研究规范，是逻辑主线，是整个研究过程的贯穿的轴心。
第二，以重大时代、实践问题为中心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解答新全球化新全球化问题。深刻反思以新科技革命、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对全球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知识资本化成为全球主宰、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全球格局变化、多元文化冲突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场性的当代挑战，应当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主要场域。成为时代“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在场的主要方式。
第三，问题导向必须对问题和提问方式本身加以深刻反思和批判，既反对“问题的形而上学”，也反对“问题的实证主义”因而这一范式本质上是反思批判问题的研究方式。[33]
第四，“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是理论创新的范式。“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不断提出问题，引导哲学打破教条，重新反思问题、解答问题，因而就可以不断引导理论创新。问题学问题学视域是破除教条主义的利器。一切教条之所以成为禁锢思想、僵化思维的教条，就是在于专注于理论、文本本身而脱离问题，因而脱离实际、脱离时代。问题视域打破以往的范式壁垒，成为引导理论走向世界、走向时代、走向实际的主要路径。通过鲜活的问题研究而创新理论，不断把现实问题转换为理论问题。
“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出场的历史就是反教条主义思想禁锢、理论谋求为改革开放实践先导的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转向是第一推动力，把人们的视域从僵化的理论转向活生生的实践探索，转向问题本身。这一范式在反思教科书改革的内在矛盾时就已经开始孕育萌芽。尽管教科书改革的初衷之一就是要竭力反映改革开放时代实践的新经验、新创造、新进展，但是固化的教科书话语框架与时代之间“脱节”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在世界史学界，第一个冲破固化教科书方式的是北京大学罗荣渠，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领衔的世界史研究从传统通史领域转向聚焦世界现代化比较研究，出版了“比较现代化研究”的丛书，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了世界道路和世界经验的借鉴，影响巨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国人民大学李秀林教授是第一个提出“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口号，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探讨”来杀出一条血路、撑起“反思问题学问题学”旗帜的学者。在他引领下，全国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之路，先后召开7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这一研究路向明显与教科书改革、传统原理研究从概念到概念、从引经据典到引经据典式的研究路向有重大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话语源头第一次真正彻底引向时代、引向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奠定“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研究路向基础的时代。进一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实践尖锐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问题，这显然无法从原典、从原理、从思想史上得到现成的结论，只有老老实实面向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创制中国理论。于是，不仅经济学界，而且科学社会主义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都共同进入一个理论创制方式的转身，进入理论必须要从实践出发聚焦问题反思研究的专有通道，学界要学会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固有理论出发来研究问题创制理论，这再一次强化了“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研究思路，人们终于习惯于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的路径，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的规范思路。进而，紧紧围绕“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展开研究，逐渐成为中央大力提倡、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治学习惯。因此，“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作为一种范式，才真正形成。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才将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列入与上述其他范式并列、甚至更为根本的范式来对待。在学界头脑中，这一范式的启迪才第一次扎根：任何理论都来自实践，服务于实践，理论创新研制必须依托实践、聚焦问题。进入21世纪，用实践、问题来破解观念崇拜的教条，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冲破了无数的教条僵化观念，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既功莫大焉，也因此而不断成熟。
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创新指数也相当可观。为0.336。这一范式的创新功能相当强劲。由于这一范式强调理论研究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因而理论创新摆脱了久困于斯的受枯燥乏味干瘪教条的框框束缚，在时代大潮中成为搏击风浪、引领中国实践前行的思想弄潮儿。在这一范式的学术研究地平上，不断的创新由无数现实问题引导，从而找到了理论创新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系列研究打开了学界的现实视野，学术地平不断扩展，研究主题不断丰富，新领域相继迭出，创新成果呈现井喷式涌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一范式的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向世界、面向现实、面向现代化，深度研究和科学把握时代的、世界和中国的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勇于担当、迎接挑战，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和实践世界观的鲜明特质和思想品格。教科书话语、原理阐释、思想史梳理、文本—文献学解读和对话的最终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就在于正确地认识世界基础上改变世界。那么，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究竟引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聚焦研究那些重大问题呢？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如何重新认识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科技革命与全球资本主义命运问题。二是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四是关于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道路问题。五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和发展问题。六是关于创新、转型、生态与绿色发展问题。七是关于文化自信、自强和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话语权问题。八是关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规律问题。以上这些几乎包括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实向度的世界视野和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正是理论关切的现实维度的全面性，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够有总体上的跃进。
我们可以挑选其中两个问题稍微做些回顾，从中来看学界如何沿着这一范式深度开掘问题内涵，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
一是如何重新认识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科技革命与全球资本主义命运问题。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是世界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发展的主要背景。因此，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状况的再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判一切其他问题的首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终高度关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前，学界主要还是根据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以及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改革开放以后，学界集中关注和研究主要有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初，学界高度关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信息革命、后工业社会与在航空航天、深海、信息、新材料、新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世界的挑战。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大趋势》等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对于刚刚结束“**”动乱、初开国门、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的心理冲击是十分巨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急切地希望了解这一巨大变化背后的故事，研究这一变化对于美国后福特时代的生产、生活、社会、文化的巨大改变，从而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趋势。这一时期研究和讨论的基本结论，就是坚定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向发达国家学习，走开放发展、加快科技发展强国之路。
第二个时期是1993年前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宣扬“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灰飞烟灭，主张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个人在历史舞台上从最初站到最后”的论点。德里达针对性地发表《马克思的幽灵》。而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期刊夏秋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以文明冲突为全球政治画线，一石激起全球浪潮。深刻分析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与冷静观察美国为首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态势、新战略，回应福山挑战、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成为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国际政治界到文化界甚至宗教界的共同话题。学者们发表了数量难以统计的论著，发出了中国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译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者回应的论文集。这一讨论，主要集中在全球新格局的判定、文明冲突及其对策等。黄明哲等人《全球大视野》（1995）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批判》、孔汉思和库舍尔主编的《全球伦理》、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下，1995）、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1996）、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1998）等对话的著作纷纷在中国相继问世。
第三个时期为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加入WTO进程的临近和“达沃斯论坛”1997年集中讨论经济全球化，东南亚金融危机、全球互联网兴起以及美国2001年“911事件”爆发等，中国学者关注和研究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持续升温成为一个热点。经济学界主要着重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背后的美国等西方金融霸权的结构和作用，讨论中国如何确保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李勇军主编《全球化浪潮》（1999）较早地集中研究这一问题。中央编译局俞可平主编了“全球化论坛”丛书（1998），集中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全球社会主义、全球马克思主义等。任平主编《全球发展：模式、理论与选择》（1999）提出了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划分概念。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是中国学者“回到马克思”重新思索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与全球化关联的第一本著作。来自世界反全球化组织或个人的批判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著作也在中国流行起来。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合著的《全球化的陷阱》（1998）、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乌尔里希·杜赫罗《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2002）等对中国学者起到了积极的警醒作用。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等一大批关于数字化、互联网带来人们生存方式革命的书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者开始讨论“网络哲学”“网络经济学”“网络民主”“网络文化”和“网络伦理和法律”等。
第四个时期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将当代全球知识—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从2009年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高度聚焦危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经济学界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召开了数十次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提出了许多关于危机和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批判的新见解。若干的研究纷纷以论著问世。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在中国的相继出版，更促使中国学者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出现了各种关于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概括：“弹性生产的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德里克）、“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鲍德里亚）、“全球金融霸权的资本主义”（张雄）、“后工业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丹尼尔·贝尔）、“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乔姆斯基）、“新帝国主义”（哈维）、“后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哈贝马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任平）等。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肯定与新的科技革命相关。资本总是希望通过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来摆脱危机、走向新的繁荣。因此，聚焦美国奥巴马宣布的“脑结构研究计划”、德国的“工业4.0”、英美的“金融+互联网+”、深地、深海、宇宙空间、新物质（暗物质等）、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科技革命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关联，就成为这一轮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批判考察的重点。
二是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学界聚焦问题、集中探索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学界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厘清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外到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的发展逻辑，进一步明确以改革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探索”的道路思维，明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而到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初级阶段百年大计中的基本路线，温饱、小康、基本现代化三阶段是这一百年道路的基本分期等战略思想。学界围绕这一中心，既反左、又反右，开展世界社会主义比较研究，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高放）、从经济学（于光远等）、从中共党史（胡绳、沙健孙、龚育之）等展开了深度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形成了第一个关于道路探索的研究**。
第二个时期是从1994年中央明确要求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到20世纪末，学界主要针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与计划、市场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如何结合的关系等问题深度研究，既要批判传统的“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论”，又要防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和“市场社会主义论”，从而在对市场条件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系列的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六大以后，2002—2012，党中央关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等系列发展战略的提出，对学界研究道路问题提出了新课题、新内容、新要求。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展开系列的研究。
第四个时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内国际“左”右各派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争论，发表“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新论断，以及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列讲话精神，激励中国学者进一步在对话各个流派思潮过程中深度研讨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内涵、目标、阶段、特点、条件，与中国历史道路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系，在复杂现代性中的地位，等等。这些深度研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实践的最前沿和世界问题的最前沿，使之成为与世界和中国问题对接、对话的鲜活的理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和在场的时代性。
第二，正是这一范式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形成和发展，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大量涌现的主要杠杆。“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推动着学界对每一个重大时代问题的深入研究，最终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的某种成果的问世。如关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科技革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度研究，推动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和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批判等理论创新观点的出场。关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研究，不仅总体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进一步具体化为复杂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新现代性理论、全面小康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等。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几乎涉及世界和中国实践发展前沿的所有重大问题域中，都创造性地提出了若干新见解、新观点、新理论。使思想理论前沿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这一切，都是因为“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将理论反思追随实践、问题的结果。理论之树因实践生活的常青而常青。
第三，“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在研究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中展现出高度的灵动、活力特性，是其他范式所难以企及的。问题就是号召。哪里有问题，哪里就迅速成为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研究触角企及的领域。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全民关注的重大问题时，聚焦研究、攻关克难的研究目光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有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文化学等。这一问题导向打破了多年的学科壁垒和知识壁垒，在知识生产方式上来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只要问题、现实、时代、变革需要，概念、范畴、理论、知识的创制就勇往直前，无所顾忌。只要实践呼唤，理论研究就无处不在。虽然来自各个原先的学科领域的知识边界还很鲜明，彼此之间的协同还很不够，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仍然欠缺，但是“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造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已经常在常功，成为与其他范式并存、功能并举的范式。
第四，“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的批判性思维本身就是在多学科交叉中实现的。当年马克思超越“问题的形而上学”和“问题的实证主义”时强化了对问题和提问本身的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双重反思和经济学—哲学双重批判。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市场、空间生产中蕴含的资本逻辑的批判，与经济学对于新市场和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秩序的研究角度不同，但为互补。爱因斯坦的“两面神思维”在“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依托“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而形成的学派，被称之为“现实导向学派”或“批判学派批判学派”。这主要是因为依托范式自身的反思批判性思考和问题导向而得名。指向问题、研究现实当然需要一种反思，需要对问题内在矛盾加以批判分析。我们看到，由于范式本身所涉及的领域的广泛性，导致包含的团队和代表人物也是海量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既有李秀林、李淮春、郭湛等人组成的中国人民大学群体，也有杨春贵、庞元正、徐伟新、贾高健、韩庆祥、邱耕田等人形成的中央党校发展哲学和发展理论团队，南开大学陈晏清、王南湜、王新生、李淑梅等政治哲学团队，辽宁大学的郭国勋、陆杰荣、邵晓光等人的应用哲学的团队，苏州大学任平等领衔的空间生产研究团队，上海财经大学张雄、鲁品越领衔的经济哲学研究团队，等等，都高举“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大旗，勇敢地承接现实问题，创出自己的一片理论天地。经济学界几乎老、中、青学者大多成为这一范式的忠实坚守者和执行者。从早年突破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之后，于光远、薛暮桥、杜润生、刘国光、马洪、宋涛、吴敬琏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引领，厉以宁、卫兴华、张卓元、于祖尧、洪文达、厉无畏、汪海波、林毅夫、陆德明、王瑞璞、李晓西等继续深化开拓，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将主要研究聚焦点，都放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上，其发表的汗牛充栋的论著都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市场发育、要素投入、企业管理和宏观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而展开的。曾经的“京城四少”现步入中年经济学家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顾海良、林岗、程恩富、张宇等，尽管他们的学术理论依据和偏好不同，见解主张有别，但是在以紧密关注中国市场经济创制发展问题为导向推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主张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深度考察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走向，聚焦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形成了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十余万教师庞大的在研群体。他们的每年发表的海量的学术论著中，大多为按照这一范式所做的研究成果。究其成果总量而言，几乎没有其他范式能够与之相比肩。尽管其成果的研究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是他们的确成为支撑这一范式的雄厚的学派基础。
当然，“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在广泛推动理论面向实践、面向问题、面向现实而实现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过程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但是，其不容忽视的内在问题也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第一，范式在超越一切学科壁垒的同时也可能造就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脱域化和零碎化。问题本身的解答突破一定的学术和学科规范是正常的，但是“问题中的学术”必定大多要转化为“学术中的问题”才能深刻地解答。长久的脱域，会造成理论体系和学科本身独有规范和传统的消亡。如何将问题反思与学科、学术规范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超越单纯的“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局限性而向前行的重大问题。第二，“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研究在用理论穿透现实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思维的短路”，跌入“问题的实证主义”窠臼和沉迷于非理论的经验描述，没有上升到反思批判的高度，因而难以保证研究的学术水准。第三，问题的出现是变动不居、历史的和空间化的，每一个时期的主导问题谱系是各不相同的。例如，陶德麟主编、1998年出版的《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34]，显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书中选取了“市场经济与我国哲学发展走向”“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历史进步的评价”等17个专题加以讨论，今天看来，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有些问题重要地位已被更紧迫、更重要问题所取代，有些已经自然得到解决。因此，问题谱系的不断转换，使这一范式对问题的解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展现一个完整意义的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理论史成果的借鉴不够。因此，很难达到理论史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度。为此，我们需要超越这一范式局限，走向问题反思与学科视域结合的新领域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