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实践路径实践路径的开拓研究，引发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对话，就形成了各种新领域研究和部门开拓（简称新领域研究）的研究范式。新领域研究范式的历史成因，主要是在“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基础上，为了弥合“问题反思”与“学术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好地通过新领域创新来积淀问题反思所创新的学术思想，以更系统的学科话语来规范知识积累，更规范、更系统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成为“反思问题学问题学”范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逻辑。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发展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生活哲学、管理哲学、军事哲学等哲学新领域、新部门的开辟，标志着“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进入多样化的分支学科系统。一个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一类部门实践的系统总结和整体反思，因而带有理论与实践之间中介的特征。它是“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的升华，更鲜明地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点。各种部门哲学的“小体系”理论的逻辑指向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新摆脱“理论哲学”的形态，转向实践世界。实践哲学走向，经过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进而必然走向部门哲学或领域创新之路。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分配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甚至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这些现代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开拓的部门，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部门和领域拓展提供了重要方向。正如古典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学科话语思想资源一样，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反思批判的视域中也可以不断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思想资源。
新领域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范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以问题学问题学为累积基础而形成的创新理论的再学科化和部门化。与原理研究的广泛性和普遍世界观不同，它不是教科书或原理研究在部门领域中的简单扩展或应用，不是一种普遍原理的部门分有，不是简单的部门或领域学科建制，而是实践问题学问题学在探索中形成了某类新领域和新部门，因而知识生产按新类归拢知识、重新分类的结果。领域研究范式是以问题学问题学为基础的，专属某一部门和领域，专门研究某一新领域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形成了新原理、新知识系统，既深度探索领域内的特殊问题，又检验原理的真理性。
第二，比较“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新领域研究问题学问题学的理论知识准备更加系统，更加专门化和学科化，因而把发现问题和理论阐释更好地结合起来，既可能在新领域的特殊限度内更深度地加以考察，达到原理研究不可能企及的特殊深度和高度；也更系统和专门化，达到单纯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所难以形成的专门知识系统。由于新时期经济转型实践的需要，推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研究“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的愿望日益迫切，从而推动了上述学科领域的蓬勃发展。
中国转型经济对产业转型的高度关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难以满足，因此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在中国的大力发展。这些学科原初依托西方经济学原理，需要加以改造，与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结合，成为上述空间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连同区域经济学）新领域，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与这一独特领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新经济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新时期全党工作重心之一。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期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关系赖以建立并受其决定的生产力性质和状况，建构生产力经济学，而这一新领域在一定范围内，与技术经济学在领域上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它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没有新领域、新部门的开拓，就不可能系统地反思与研究实践、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是如此。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上表现为中国特色的发展观系列。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始终沿着发展观中轴前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聚焦当代中国问题，也上升为新领域开拓。在深刻总结和反思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若干发展科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的洗礼，最终上升为研究发展观的发展哲学。发展哲学的兴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出场形态之一。此外，经济哲学关注资本批判、政治哲学关注中国特色民主建构、社会哲学关注文化与社会总体建设、生态哲学关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等等，都是在当代中国实践中最重大问题反思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样的理由，区分“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下的新领域开拓与“新领域研究”范式下的新领域开拓之间的差别的标准，就在于看是否将新领域开拓自觉地上升或归属为一个新知识部门、新学科。以价值研究为例。当前学者研究价值、价值论和价值评价时仍然将之放在大一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或伦理学）知识体系内的不同领域，因而在研究范式上还是属于原理研究范畴。但是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就明确提出这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知识话语体系。虽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不同领域研究的指导，但是本质上已经可以从原来的大一统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单独建构知识部门和知识体系。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研究都已经走向新领域研究的范式之途了。
第三，新领域研究范式把问题学问题学反思批判和理论规范建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领域视野。发展经济学不仅关注GDP和GNP的增长机制，也需要关注旧经济结构的解构和新经济结构的生长。发展哲学不仅要对传统发展实践和发展观有“啄木鸟”（反思批判问题）的功能，更要有对新发展观的“高卢雄鸡”（建构规范）的功能。而这一专门化和深化，就较为充分地发现了对象领域中独特的社会关系和本真存在，将一般原理很难涉及或过于简略的话语充分地展开，形成关于这一独特对象的系统阐述理论。凡是当代中国实践强烈需要并十分关切的，新领域开拓的动力就十分强劲，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会聚集越来越多的学者，因而该领域学术发展就必定迅猛无比。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经济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环境伦理学、都市人类学等领域尤其如此。这些领域中不仅形成了关于对象领域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的理论描述，而且深入地考察了政治发展、发展方式、财富本质等重大实践话题，将实践反思更为具体化、系统化和学科化。第四，新领域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知识生产范式，仿佛一张通向现实的、动感十足的中介网络，具有不断生长着的、多元的、创新探索的前沿性触角和可变的知识生产路径，可以不断地将实践、现实、时代中的问题通过触角而收集起来，在知识生产网络中被专门加工为部门化理论，再进一步抽象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新领域和新部门层出不穷，每一个新领域或新部门的诞生都不是因为纯粹理论的兴趣，而是顺应实践、时代、问题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5]每一个新触角的形成和拓展，都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体系的新发展。因此，在新领域研究的不断开拓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原有地平不断被刷新。
由于上述的新特点，新领域研究范式的创新功能也是强大的。创新指数值为0.323，超过平均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新领域新部门的不断开拓，大大扩展了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版图，更重绘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地图。一大批原来在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之外的实践领域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如空间生产研究、生态文明研究、都市社会研究、价值学研究、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研究等。这些新领域拓展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大增添了来自实践的源头活水，也改写了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版图。同样，新领域拓展也使原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断变化，学术地图不断重绘。例如，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被学界称为“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这些新领域学科由问题学问题学引导，打破了原有的许多知识—学科分类体系，推动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学科的重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逼迫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变化，呈现蓬勃的创新生机与活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新领域研究范式是“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引入实践和时代的源头活水、重新书写知识体系创新驱动功能的某种延续和完成。虽然“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在打破原有学科壁垒上有破坏之功，但是在重建学科知识体系上却因为缺少知识体系性的视域和话语而难以成功。新领域研究“接着讲”，既延续了问题学问题学反思的创新，又有问题学问题学所缺乏的知识体系建构的视域，因而更适合新的知识建构。
第二，推出了数量巨大的创新成果，几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每一个新领域都有数量惊人、创见不俗的论著，这些论著是这一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标志，它支撑起一个伟大的创新时代。例如，1999年，在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新领域之一的空间经济学界，作为这一学科诞生标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由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昌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J.维纳伯尔斯合著，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1995年由梁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同年梁琦在《经济学季刊》第4卷发表《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南开大学安虎森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原理》（2005），赵伟在2009年也出版了《空间经济学：理论与实证新进展》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相继召开空间经济学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迅速聚集了大量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使这一新领域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尽管在这一新领域理论研究方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还有不少路要走，但是新领域开拓的速度可见一斑。
第三，马克思主义学界拓展研究视野、转换知识结构、提升研究能力，从而不仅在对象上而且在主体上得到极大提升，锻炼和培养了既懂实际、研究实际，又懂理论和精研学术的大批优秀中青年学者，学派也迅速成长起来。如政治哲学领域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无论中外，政治哲学都拥有2000余年的历史。西方从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近代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到当代有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对所谓公平、正义、国家治理等都做了深度政治哲学研究，罗尔斯“基于公平的正义”思想对于正处在转型阶段、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的中国来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话罗尔斯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思想，重新看待社会公平正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正义观，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指导当代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就显得尤为迫切。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和内容等重要问题而展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南开大学在2006年共同举办的全国“马克思论坛”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会议指出：20世纪后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生活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一种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话语，为此而建构一种适应现今政治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是当今中国之迫切需要。会后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一书汇集了国内近40位著名学者从不同学术方向、角度和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问题所做研究的论文，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和思想智慧[36]，也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大地上的迅速展开。从此，以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为代表，涌现出一批融通中西马、了解中国实际的中青年优秀学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也成为热门领域。
第四，创新的领域理论更深入地指导创新的实践，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新领域研究范式更深入地在学术与具体实践的边界上把握学科的研究性质。领域或者部门学术始终介于理论通向具体实践最前沿、最贴近的交叉点上，在一种带有双重领域沟通信息的思想边界上行走，这一边界既不断汲取来自鲜活实践的具体前沿科学的全部问题而叩问相互学术，又不断汲取理论反思的穿透力而给予具体科学问题以学术之悟。边界的相互沟通成为新领域知识创新思维，可以挟实践经验以资学术领域，并且以学术之思指导实践。
新领域研究范式造就的分析学派，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地位。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分析”学派，主要是因为学派所依仗的范式形成的研究视域是以分门别类的新领域、新部门为主的缘故。这些新领域、新部门相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性的宏大话语体系来说，都是些微观“小体系”[37]。领域之分、部门之分都需要科学界分，都需要分析，都需要一种分析得当、思想专门而深刻具体的话语。由此而来，研究达到一种所谓“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片面”是指分门别类，“深刻”则是指领域分析得具体和深刻。然而，小体系话语未必造就的学者人数就是“小众的”。相反，这一范式由于新领域众多、扩展迅速而集聚的学者甚众，蔚为大观。就最为年轻的空间经济学领域来说，就有中国科学院陆大道团队，南开大学安虎森团队，中山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的梁琦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团队和浙江大学赵伟团队，等等，迅速形成了具有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空间经济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形成了中央党校发展哲学的杨春贵、庞元正团队，南开大学政治哲学的陈晏清、王南湜团队，苏州大学城市哲学的任平、陈忠团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哲学的张雄、鲁品越团队，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的丁立群团队，等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在一定意义上，新领域研究范式和分析学派的地位表现为就是“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打破学科壁垒、引入实践、时代、问题的源头活水、重构学科知识体系的一贯行动的继续甚至完成。“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虽然在破除旧的学科知识壁垒、引入时代实践源头活水方面显得动力强劲，但是，由于其散漫无机的特征使之在解构之后的建构新的学科、新的知识体系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新领域研究和分析学派恰好因为自身所具有的问题学问题学反思与规范建构统一的特点而完全可以接受这一重任，并有效完成它。没有这一范式的补位和补正，“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就变成一种思想、知识、体系的消解剂，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
当然，新领域研究范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学界对这一范式的局限性有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抢滩式的新领域扩张的无序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性理解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越来越突出。新领域研究发生的初衷，是为了通过面向时代、面向实践来打破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教条束缚，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总体的理解。但是，随着新领域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迅速扩展，这一范式已经不再遵守初衷。原来“跑马圈地”为了总的理解体系，“产权”归属应为总的理解。现在则为了自己，忘记了初衷。因此，究竟新领域拓展为了什么，如何在变动不居、扩展动力强劲的版图变化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就成为大问题。第二，新领域研究的许多话语还是西方的，尽管在经历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化，但是无疑其舶来品痕迹很重，立场、视域、理论、话语都需要转变，需要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能单纯依赖“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和新领域研究，而是要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不仅是问题来自中国，而且研究立场、视域、理论、话语也来自中国，才能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