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百余年中国现代化艰难道路的历史继续，也必然要面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教训和时代挑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如何跨越“半现代半现代”陷阱。所谓“半现代半现代”，广义地说，从空间结构上看，就是指仅仅实现片层的现代性而不实现全面的现代性；从时间上看，就是仅仅希望停留在现代化的某一个阶段，而不想彻底实现现代化。然而，现代性制度趋向稳定，现代化过程则导致不稳定。“半现代半现代”僵化停顿的结果，就成为全面、彻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终将被历史所淘汰。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大清朝和“中华民国”的相继崩溃，不是作为前现代或正统封建王朝的代表，而是作为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半途中的代表。换言之，他们都是在“半现代半现代”陷阱中垮台的。
众所周知，1840年后的大清朝，尽管面对外强压迫，某些仁人志士也曾经梦想实现现代化，以摆脱外强压迫、拯救中华。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推动“洋务运动”，也想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是片面的，认为西方列强先进的现代化仅仅表现在“坚船利炮”等器物技术层面，而中华传统道统则是至上的，所以出现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片层来加强维护一个腐朽没落的大清皇朝。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准确预测中日现代化后来的命运，言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之所以有如此结论，是因为他看到中国的李鸿章来德主要询问的是有关“军舰大炮技术性能如何、售价几何”，而日本代表则深度全面考察德国制度和现代环境，了解德国之所以成为现代强国的原因。一个只关注现代化的物质结果，一个关注现代化的原因，其后的两国命运不幸被俾斯麦所言中。“甲午”一战，大清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曾经在《传统人与现代人》一书中所指出：再先进的物的现代化，如果在一批传统人手中，也将变成废铜烂铁。甲午之败惊醒国人：不改变制度，仅仅靠物的现代化片层是不可能奏效的。于是，有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但触动皇权根本，结果惨遭失败。进而，又有了在大清皇权封建制度框架内最后的改良努力：以立宪为中心的“晚清改革”或“清末新政”。虽然做了制度性的改革，如废科举、开办新学堂、鼓吹市场、司法与行政分离、筹建议会和实现三权分立，等等，几乎将“戊戌变法”主张照章全收，但由于依然触动了皇宫贵族的根本利益，立宪和政改半途而废，贪污腐化横行，官僚资本主义膨胀，根本无法满足人民对彻底现代化的强烈要求，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在走“半现代半现代”的征途上，大清朝轰然倒塌。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出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主张“民主宪政”，“保护公民自由”，提出以“三民主义”为思想指导的“建国大纲”，但是却没有能力完成。究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没有根本去除封建地主经济，没有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反而沿着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和集权道路前进，政治上无力保障公民自由，最终，成果相继被袁世凯和蒋介石窃取。“中华民国”在国家重建过程中没有走民主建国的现代化道路，虽然有《六法全书》，但是骨子里相反，用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民族资本和农民，勾结封建地主经济和外国资本，形成了“三座大山”，在政治上鼓吹独裁统治，军事上企图用反革命的武力消灭共产党，彻底背叛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公然与人民为敌。最终，“中华民国”终于退场，成为在大清朝之后，又一个倒在“半现代半现代”陷阱中的国家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制度为全面现代化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产生了《共同纲领》。五星红旗不仅标志着人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阶级）构成新中国的市民社会基础，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家做主，构成共和国的国体。第一届政协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开了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的先河，而且于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标志着社会主义宪法和法治国家建设历史的开端。建国初期就确定的“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现代化目标，使新中国步入全面现代化轨道。按照延安时期“三三制”民主政治经验，一大批优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了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及地方政府各部委正职。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的新型民主政体初步形成。但是，这并不等于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始终如一、没有曲折。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于如何搞“中国式现代化”做了新设计、新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他深刻总结中国现代化历史经验，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百年奋斗目标和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重心。他提出了著名的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方针。他以政治家的胆魄发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重新思考国家治理结构，掀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宪法和法律权威重新恢复，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重新出场，成为全面改革、全面现代化的直接的标志。“村民自治”和基层直接民主的试验，拉开了中国治理直接民主的序幕。按照“一国两制”香港回归的实现，使中国法治国家体系建设有了崭新内涵。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奠基石。引进外资、发展民资、壮大国资，发展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也同样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全面改革、全面开放，目的就是为了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何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现代化）的理论，是对新中国全面现代化事业的直接继续。
在这一全面实现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上，尽管探索是十分艰辛的，代价和问题是无可回避的，但是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世界瞩目，理论和道路日渐成熟。全面现代化体现在建设目标上，集中反映和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构想上。以“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为内容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已经标出一个新现代性的全面目标。这一目标关涉的人群是全面的，包含着所有阶层、地区和职业等十三亿人的小康；领域是全面的，包括了生产、生活、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生态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超越了“五四时期”的经典现代性，深度融进了第二次现代性的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既在于“深化”，坚决打破渐进改革所渐进积累起来的一系列“半现代半现代”利益格局、继续推进全面现代化的总战略；又在于“全面”，要深度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成为推动全面现代化的强大动力。重点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破除权钱结合的行政性、权力型垄断带来的弊端和障碍。如前所说，后发现代化国家、特别是东亚模式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化。国家利用权力支配、主导、推动和管办现代事务，形成所谓权资合一的“A（政府）+B（商资）”模式。中国现代化的原初起点，就是选择了官办（官僚）资本主义模式，因而是东亚模式中的最典型的存在。这一模式起初有积极作用：在官办庇护下更快地发展商资，官办也更快地“懂得”商场之道，效率起初更高，而且抗风险能力更强，等等。因为如此，在东亚政府主导推动型发展现代化一度备受青睐。然而，弊端是明显的：在到达一定阶段后，官办必然限制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发展，扭曲其存在；官办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垄断，排斥市场，造成低效率；更为严重的是，官办设租寻租，权钱合一，独吞发展成果，造成大量腐败。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始终是国家垄断、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从而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解决“半现代半现代”过程中遗留的若干问题，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等等，用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全面现代化，绝不重蹈“半现代半现代”陷阱。“全面以法治国”，就是要建立法治国家，摒弃人治传统，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政企、政资分开，立法、司法、行政及其所有内部权力相互制衡，从根本上防止腐败，推进全面法理型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在法治国家的框架内，推进党建现代化，用党规党纪来管党治党，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用现代党内民主和法治带领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前行。“四个全面”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推进全面现代化、跨越“半现代半现代”陷阱的战略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