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现代性进路，目前存在着三种明显的偏向。第一，否认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存在，认为“中国奇迹”仅仅是对“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实施“拿来主义”“遵守秩序”的结果。[7]甚至有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8]。第二，虽然存在着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个案，甚至是“另类”，不具有世界的普遍价值。[9]第三，否认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对现代性进路的创新和重写，认为只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某种再版。[10]
究竟如何来评价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对现代性的重写价值？我们当然不同意把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看成是对外国，特别是西方现代性进路“洋教条”的跨界平移或照搬照抄的结论，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中国语境中发生的创新之路，对现代性有着自己民族的重写。我们也不赞同把“中国特色”解释成为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另类”，否定中国创造有世界价值。因为，在生物学世界中，任何“另类”都意味着在基因上无可复制、遗传，最终都将走向灭亡。我们更不赞同把今天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传统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不加区别地等同。虽然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历史的继续，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场，对现代性选择和创新具有质的变化，是对现代性问题的重新解答。
概括地说，当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新现代性，至少有三大特征，因而丰富和创新了人类现代化的总体经验。
第一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行的现代化，是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这是自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设想、经过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之后的新实践、新道路。中国新现代性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前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路。这一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理想和根本利益的体现，因而是作为人民和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事业，是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式开拓创新的结果。
第二，与西方内源自生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现代化历史将呈现“三个百年”史：“被动输入型现代化”“自主输入型现代化”“自主辐射型现代化”。“被动输入型现代化”是第一个百年，1840—1949，时长109年，中国为半殖民地，没有完整主权，现代化是被动输入、外源贯入而不是自主发生的。“自主输入型现代化”是第二个百年，1949—2050，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民族独立，自力更生，成为这一时期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但是，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现实，不仅需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更要通过开放，自主输入境外的一切优秀现代化成果：从技术、体制、思想到管理。但这一输入绝不是被动、被迫的，而是立足于人民当家做主、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我们自主“招商引资”而不是列强侵入；我们用本国法律自主建设各种开发区、高新区、关税保护区和自贸区，而不是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我们的自主输入目的是为了在学习借鉴基础上培育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推动“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进而向创新型国家、“自主辐射型现代化”模式转变。当然，作为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大国，完成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转变需要第三个一百年：2050—2150年。中国三百年现代化史，将为后发国家和地区（非洲、东南亚、拉美）如何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
第三，中国新现代性是在全球复杂现代性语境中实现自己的新现代性。西方依此经历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性，在中国“共时出场”，甚至倒错出场。中国“五四”时期主张的第一次现代性（所谓科学民主）没有彻底完成，第二次现代性（所谓信息化、生态化、社会治理）又深入开展了。所以，中国道路中国道路面临的任务就是用第二次现代性带动、促进第一次现代性的完成，并提升改造第一次现代性。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绝不能根据西方的坐标跨界平移西方某个时期、某个模式的现代性，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自己新现代性的历史坐标。所谓中国新现代性，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协调优势，综合两次现代性，用第二次带动、改造、实现第一次。例如，在产业发展上，既不是完全机械遵循先实现传统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道路，也不是像西方某些国家完全发展信息化而放弃工业化，形成“产业空洞”，而是坚持“新型工业化”，主张用发展信息化、用“互联网+”、DT、工业4.0进一步带动、改造工业化。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政府底线调控权威。在城镇化道路上，既不走传统经典现代化片面发展中心城市、消亡乡村的老路，也不照搬西方后现代“逆城市化”和新现代“再城市化”之路，而是走中国自己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之路，把中心城市与城镇化结合，走城乡一体化、生态化道路，实现“以人为本”“产城结合”，为人民打造幸福家园。在国家治理与政治民主方面，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来取代以往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强调用法治国家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来推动法制（科层制）的完善，用协商民主建设推动选举民主，用网络民主、社会民主推动反腐败和国家民主建设，将国家、市场、市民社会治理都纳入到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之中，等等。中国新现代性用一系列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方式设计来创新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而把西方坐标化解为自己的坐标，融第一次现代性于第二次现代性之中，创造和选择了自己的现代化类型，用综合创新来在新时代的高起点上解答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主题。
[1] ［英］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2] ［英］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3]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参见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4]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
[5] 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 参见本书第七章。
[7] 参见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8] ［美］乔纳森·安德森：《“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和“亚洲模式”》，见何迪、鲁利玲编：《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9] 参见［美］福山：《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演讲录》，陈家刚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0] 参见袁伟时：《文化与中国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