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首先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极为重视实事求是，并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了，并把生产力作为实事求是的根本标准。换言之，在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生产力标准是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只有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才能达到实事求是，而是否达到实事求是只能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从而“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正是依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要理解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实质，就要分析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唯物主义。
一、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
“实事求是”一词，源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文中对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写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报之。”唐朝颜师古注“实事求是”四字，谓“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务得事实”，指务必得到客观事物的事实情况；“每求真是”，指不断追求事物内在的本质和特点。因此，实事求是的本意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对“实事求是”作出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使之内涵精义升华，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经毛泽东改造发展之后，“实事求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2]。
从总体上看，实事求是原则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3]；第二个层次，“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4]，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5]。
这两个层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晶，但它只是一般哲学原理的要求和反映；作为毛泽东思想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的实事求是，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从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事求是，到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产物，有着自己形成的独特的历史条件。
把实事求是这两个层次区分开来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通常只是从一般哲学原理的角度来理解实事求是，而忘记了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就没有深刻领会作为毛泽东思想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邓小平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会，因而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也是最深刻的。1978年，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而他在讲实事求是时几乎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这表明，邓小平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角度来把握实事求是的。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实事求是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多次指出，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6]，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意是指，实事求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首先源于唯物论的观点。恩格斯指出：“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7]因此，唯物论的观点无非是指，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人们在认识和把握世界时，要按照世界本身所呈现的样子来理解世界，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
其次，实事求是源于反映论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反映论，认识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对客体的反映，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违反了主观符合客观的原则。经验主义使认识停留于感性阶段，停留于某一局部范围内，忘记了理论的一般指导意义；教条主义只从书本、教条出发，忘记了认识、理论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
再次，实事求是源于辩证法的观点。辩证法本质上具有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即“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同这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9]。
从作为理论观点的实事求是到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0]因此，作为毛泽东思想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产物。
实事求是首先是一种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的根本立场和态度。邓小平指出，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11]。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线”这一新的概念，并认为有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2]，另一条则是由本本出发的保守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批判了教条主义，进一步从基础理论上奠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13]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本形成，成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理论武器。
这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多次回顾这一历史过程，目的就是要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来把握这一思想路线的实质。
其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14]“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5]邓小平的这一论述表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探索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中发展起来的。
作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原则实现形式的多样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离开了原则的一致性与形式的多样性，实事求是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16]换言之，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有特色的具体道路、模式。
再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问题，是既发展实践，也发展理论的过程。毛泽东在创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不仅对中国实际进行深刻的研究，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深入研究了实事求是这一理论本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邓小平在对历史问题作评价时指出：“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17]
实事求是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原因就在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在“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中，凝聚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凝聚着毛泽东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实际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凝聚着毛泽东对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体现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以至整个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这是整整的一个时代。换言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凝结着整整一代人的思考与探索、奋斗与追求。
因此，只有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结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结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才能深刻全面地说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明实事求是何以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高度出发的。这是他思想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之所在，也是他勇于拨乱反正，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力量之所在。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从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地位。同时，邓小平又从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统一来理解实事求是，并把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路线发展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8]，从而使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得以系统化、有序化、科学化。
二、实事求是：完整的有机系统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解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体现在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三者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整体把握的特点之一。
邓小平是在关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意识到认识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三者统一真谛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阐明的实际上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然而，在当时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邓小平看来，“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9]。
这的确发人深思，它说明人们在认识路线的理解上已经产生分歧。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思想上的统一，这就突出了认识路线的重要性。所以，邓小平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20]。“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1]
一个哲学问题的讨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因为，哲学认识论的问题关系到人的认识和实践遵循什么原则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论是思想路线的基础。只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和根本路线解决了，人们的认识才有基本准则，才有正确的思想路线；而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又直接关系到政治路线，因为政治路线是建立在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22]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认识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关系。
认识路线是一个哲学问题。在认识论上，始终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一条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路线。前者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后者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这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
有什么样的认识路线，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就是转化为指导思想用来支配行动的认识路线。所以，认识路线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思想路线则是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和贯彻。同时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保证。“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23]只有立足于正确的思想路线，才会有正确的政治路线。
认识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统一，是一种高于各个单独方面的更高的整体质、系统质，只有在三者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整体把握的又一特点，就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系统概括，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4]。依据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系统概括，党的十二大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形成一个由出发点、原则、目的、过程所构成的思想路线的统一体。在这统一体内各个基本点前后有序、有机结合、相互贯通、相互依存。
第一个基本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坚持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邓小平看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从当前的、根本的、变化的实际出发。实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就需要从根本、大局出发；实际又有着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因素，这就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25]；实际中又包含着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和趋势，这就要“面向未来”，把握发展趋势。只有从当前的、根本的、变化的实际出发，才是真正的从实际出发。
第二个基本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路线，但这只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起点。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就不能停留在实际问题的现象上，而要运用理论研究实际的本质和规律，去“求”。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和展开。仅从实际出发，没有理论指导，是经验主义；只有理论而不联系实际，是教条主义。只有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运用科学的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揭示实际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才能求到“是”。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还必须把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核心。理论是共性和基本原则，实际问题则是个性和具体表现，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就要把共性与个性、基本原则与具体表现结合起来。邓小平正是依据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使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个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事中寻找出“是”，即规律性。因此，实事求是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这里，产生了两个“实事求是”。这两个“实事求是”的角度是不同的：一个是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即由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所构成的统一体；另一个是作为思想路线基本点之一的实事求是，它标志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即揭示规律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就是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26]。
第四个基本点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终点。通过前三个环节探求的“是”是否“真是”，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应该由实践来检验。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对社会的认识是否正确，主要矛盾抓得对不对等等，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在社会领域，离开了生产力这一最高标准，实践标准就失去了灵魂，也就不成其为标准。同时，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不断纠正的动态过程。在邓小平看来，这就要“试验”“一步步地总结经验，不对头赶快改”[27]。以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不断纠正作为检验真理的途径，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实践检验既是客观的，又是动态的。
邓小平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确立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四个方面，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统一起来了，认为只有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反过来，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同时，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了，就是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从社会中的根本实际，即生产力状况出发，并以此作为判断是否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标准。换言之，只有从现实的生产力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中的“实事”，“求”出来的“是”才能是社会发展规律、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才能“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重要发展，就是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了。所谓“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8]。在邓小平看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仅仅是有务实的态度还是不够的，如果思想不解放，沉浸于各种旧的条条框框之中，只能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和“思想懒汉”；只有“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从“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达到实事求是。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
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始是针对“个人迷信”“精神枷锁”“理论禁区”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思想具有拨乱反正的政治意义。但如果仅仅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解放思想，这就缩小了解放思想的意义。邓小平后来又指出：“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29]在邓小平看来，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而且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这就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成为一个认识路线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认识的原料来自实践，人脑只是一个“加工厂”。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加工厂”，因为这个“加工厂”实际上就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精神条件，即人的主体条件。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过程中对客体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客体，即纳入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客观对象决定着人的认识，而且主体，即有思维能力、进行实践活动的人本身，也规范着人的认识。主体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以至阶级立场等等规范着人们从哪个角度来选择、筛选、加工信息，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组合信息。
这就是说，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作为主体只是原料的“加工厂”，是信息到精神产品的转换器，没有原料和信息来源，“加工厂”无法运转起来；另一方面，“加工厂”本身的流水线、程序、活动方式不同，同样的原料就会形成好坏高低、精细粗糙等不同的产品。因此，“加工厂”本身如何是认识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0]忽视人的实践，忽视主体，仅从客体的角度看世界，这是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新唯物主义以人的实践为基础，不仅从客体而且也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世界，并且十分重视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是一个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邓小平解放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
解放思想就是要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条件、主体素质，并把它作为实事求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换言之，即使在没有“精神枷锁”的环境中，也仍然要解放思想，不断反思自己，即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否则，人就会成为“思想懒汉”，思想就会“僵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
这表明，思想是否解放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一个民族有无活力和能否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所以，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32]无论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是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都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
解放思想就是破除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在倡导解放思想的同时，邓小平全面分析了“思想僵化”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在邓小平看来，思想僵化就是思想禁锢于习惯势力、主观偏见和旧的条条框框之中，一切从本本出发，因循守旧，不敢思考、不敢创新的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人的精神停顿、萎缩下来，没有任何创造性。
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经济条件“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33]。思想僵化的状态与马克思所描述的状态类似，只不过具有新的特点，即成为本本主义、传统观念的奴隶。邓小平指出，思想僵化“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34]。思想僵化是从本本、传统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所以，思想僵化归根结底是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35]因此，解放思想要使思想从“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这两个方面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
所谓习惯势力，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一些传统，它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行为、日常心理、日常思考中，仿佛是天然合理、不容怀疑的。在中国，小生产和官僚主义是两种最主要的习惯势力。“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36]不仅由自然经济和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梦魇般地纠缠着中国人，而且从1957年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潮，也形成了新的习惯势力，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造成一种思维惯性运动，从而使人们“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37]。
习惯势力与主观偏见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以一种固定的理论视角、思维框架、习惯想法去看待一切，就会形成一种主观偏见。
解放思想不是目的，解决问题这才是解放思想的目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8]解放思想要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要求。同时，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具体条件、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这就要把一般要求与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解决具体问题。邓小平强调，“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39]。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把理论与实际、一般要求与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并不是仅仅表现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同时，解放思想也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方向。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就会形成新的主观偏见。
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解放思想有没有界限？问题是两个方面的：如果解放思想是沿着实事求是方向前进的，那么，解放思想就没有界限，没有什么过头或越界的问题；如果解放思想不是沿着实事求是方向前进的，那么，解放思想就会变成主观偏见甚至胡思乱想，如历史虚无主义、回归儒学、全盘西化等等。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就是过了头，对这种思想解放就必须设界。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这一概念始终是围绕实事求是旋转的。
四、实事求是：根本的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的体现，反过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成为实事求是的原则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去的中介和“桥梁”。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无法显示它的力量。邓小平从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立场出发，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并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40]
调查研究，这是实事求是方法的第一个方面。
调查研究方法，也就是掌握实际情况、材料、信息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的方法。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41]邓小平也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及其方法，并强调调查研究方法的信息化。在一个变动较快的社会中，信息“确实很重要”。“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42]
正因为信息重要，所以邓小平把搞信息封锁看成是世界观问题：“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43]。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在一个信息畅通的社会中，调查研究才能及时而顺利进行。
同时，邓小平还强调调查研究方法的网络化。除了对情况进行系统调查、征求专家和群众意见外，调查研究方法的网络化还包括“窗口”和“试验”等形式，如“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城市改革的试验”“深圳是个试验”等。打开各种各样的“窗口”，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掌握信息的方法，而“试验”则是一种典型调查和解剖的方法。通过“试验”，深化调查研究，这是邓小平对调查研究方法的一个发展。
历史主义分析方法，这是实事求是方法的第二个方面。
所谓历史主义分析方法，是指对事物进行纵向分析，把握事物历史的方法。由于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的历史，任何现实都是由历史发展而来，任何现实中都有历史的痕迹、要素、“残片”。因此，把握事物的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事物的现实。历史主义分析方法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体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44]
在实事求是的方法中，历史主义分析方法起到两种作用：
一是经验和证明。所谓历史是一种经验和证明，是指用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来说明现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5]
二是历史是理解现实的钥匙。历史已经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化为零，而是或者以浓缩的形式，或者以发展的形式，或者以萎缩的形式，或者以变形的形式，或者以“残片”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历史成为理解现实的钥匙。例如，邓小平就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现在的官僚主义”，并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46]。这就从历史主义分析的角度揭示出“现在的官僚主义”的历史形成。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三个方面。
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历史分析，其目的都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把握具体的现实，解决具体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具体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有着自身特点，任何具体问题都是由具体条件构成的；另一方面，具体分析也就是分析具体条件，从具体条件出发来认识事物，规范自己的行为，找到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法。从具体条件出发，也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关系制宜”“因对象制宜”。正如邓小平所说，“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47]。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48]从具体条件出发，并不是说否定共性、统一性。具体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从具体条件出发就是把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综合”起来把握具体现实，即从“许多规定”“多样性”中把握其共性、统一性；同时，在共性、统一性指导下创造符合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多样性”的具体现实的发展形式。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就是把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与实际、一般原则与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分析事物的方位。“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49]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活的灵魂。
系统的、完整的分析，这是实事求是方法的第四个方面。
调查研究、历史主义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为系统地、完整地把握事物奠定了基础。所谓系统分析，就是把事物纳入一个相互联系的大范围中，从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来分析事物；所谓完整分析，就是把各个方面，即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以及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等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大道理”。这种“大道理”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它统制“小道理”，带动全局。把系统与完整结合起来就构成系统地、完整地分析事物的方法。只有系统地、完整地分析和把握具体现实，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系统地、完整地分析事物的方法，就是把某一事物置于各种联系中，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方法。整体分析方法与主要矛盾分析方法又密切相关，整体分析方法必须以主要矛盾为轴心和“普照光”，否则，无法系统和完整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50]抓住主要矛盾是把握全局、整体的前提。正确把握主要矛盾，并以此为基础从整体上把握了具体现实，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不断纠错，这是实事求是方法的第五个方面。
实事求是方法的进一步实施，必然要进到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对社会的认识不同于对自然的认识，实践对社会认识的检验表现为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不断纠错的过程。不断试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错的方法首先是找到突破口，即“从哪里着手”“看到成功的可能性”。邓小平指出：“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51]
其次，“走一步看一步”，不断纠错。邓小平非常重视“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及其作用，明确指出：“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了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52]“走一步看一步”是在总目标确定下的行动方针，是贯彻执行战略蓝图的操作方法，体现了实践活动的反馈方法。“走一步”，就是实践一段，即按照原来确定的计划、方案来行动；“看一步”，是对已经走的“那一步”进行总结，也就是把已经走的“那一步”的结果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回来，并同原定的计划、方案进行比较，对的坚持，错的修正，形成更加符合实际的新的计划、方案；再下一步，把已经矫正的计划、方案通过实践贯彻下去……
“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把目的、手段、结果、反馈等要素构成一个动态系统，从而在动态过程中保证实事求是。
五、生产力：实事求是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多次提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53]。问题的特殊性就在于，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与生产力标准联系起来并融为一体了，创立了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从内容上看，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作为检验某种社会制度或体制是否值得肯定或保留的根本标准；从形式上看，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这就是说，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是否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标准。
实事求是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使认识达到真理。问题在于，一个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依任何人的意见、意志为准，而要看实践的结果。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真理标准曾有过长期的争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邓小平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54]
问题在于，实践标准本身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而要使实践标准具体化，就必须使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正是依据这种原则，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困惑和疑虑，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5]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
三个“有利于”标准，重点突出了“有利于”，突出了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实践标准”中的价值问题，实现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有机统一。在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换句话说，一条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条是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这是真理标准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以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这是价值标准问题。在“三个有利于”中，二者达到了统一。只有用这种统一的标准，才能有效地检验各种决策、各种措施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成败。
这里，有待检验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对一定对象的理论认识，而主要是各种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在一定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融进了价值因素，并带有对策性和设计性的东西；同时，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具有强烈的目标指向性，是为实现特定目的才被采用的，要判定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就需要确认其实施过程是否成功，成功的本意就是目的的实现。所以，这里既有对理论真伪的检验，又有对实践目的的检验，还有对实践是否成功的评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个有利于”标准显示出它的突出的优越性，它既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进行各种决策的依据，也是判断这些决策是否正确、实践是否成功的标准；它既是理论认识是否符合实际即是否真理的标准，又是实践及其政策和措施是否对人民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标准。一句话，“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整体，具有内在的联系，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根本。这是因为，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毛泽东曾经指出，判断各政党一切政策是否进步以及进步程度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6]。邓小平断言“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57]
生产力标准之所以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础，之所以构成检验实际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主要是因为：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多种目标的根本条件。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多种目标，如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人的主体能力的不断发展，等等。这多种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列宁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第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社会发展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但集中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在一定的社会中，生产力能以它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超过在其他社会的发展速度，实际上体现了该社会的社会结构更为合理，社会关系更为先进。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志。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而且是一种具有可测性的客观标志。“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8]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尤其是劳动资料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59]的东西。所以，列宁又认为，生产力状况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首要表现”“根本体现”，就是能使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制定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应当成为检验实际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只有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社会基本矛盾。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是融为一体的。二者融为一体的基础就在于，无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实事求是，都是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使我们破除了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并使评价社会运动，包括实践活动本身的标准达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
[1]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1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78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4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4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12页。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33～334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6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4～115页。
[1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6～127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8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04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78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128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191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2卷，143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91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91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78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7～128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1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99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79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6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4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3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1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5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2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64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62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16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79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80页。
[4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4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4页。
[42]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
[4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58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9页。
[45] 《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
[4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27～328页。
[47] 《邓小平文选》，第2卷，119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8页。
[49]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8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4页。
[51] 《邓小平文选》，第3卷，177页。
[52] 《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
[5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33～334页。
[54] 《邓小平文选》，第3卷，28页。
[55]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
[56]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79页。
[57]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14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2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