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在于，他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我们把握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并透视出一种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活动中的唯物辩证法，即邓小平哲学思想。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邓小平理论“没有界定明确的哲学深度”。没有一种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邓小平不可能形成一种“总设计师”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创立恢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中，深藏于背后并渗透于每一个具体“构想”中的，就是其哲学思想。这是一条全新的哲学思路，一种与实践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活的哲学，一种与民族精神的搏动融合在一起的希望之光。以前，哲学探索到的是真理，然而它离我们遥远；今天，哲学就在我们的活动中，它使我们感到真实。
在经典的象牙塔中待长了，哲学就会成为一种玄思，它是符号、逻辑、概念群的深层运转。我并不否认这种至深至玄的思辨，因为我就在其中。然而，对于邓小平哲学思想却不能这样理解。邓小平哲学思想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孕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产生于邓小平独特的实践活动之中；它表现为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思考过程和活动过程显示出来，并转化为中国人民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然而，你要直接找到它，它却不见了；你要到这里来寻找各种哲学术语，这几乎是一种空想。这里，你要把对哲学理解的模式倒过来。按照经典的框架操作，你将一无所获。在我看来，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阐述其哲学思想，但由于他深悟哲学的实质，同时又由于他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在新的时代能够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身份，无比广阔地展开他那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只有从这一特殊的途径，我们才能发现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
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
所谓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指邓小平哲学思想形成的前提和来源。在我看来，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由“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构成，而这三个层次的基础与邓小平本人的革命生涯是分不开的，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奠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与别人不同的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苏联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是在1920—1927年（16—23岁）留法、留苏期间奠定的。1920年，邓小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法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教育、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邓小平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邓小平又就学于苏联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16—23岁这段人生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完成了从朴素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时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就邓小平本人而言，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邓小平指出：“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但是，邓小平读书并非就停留在此。在历史的每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都要读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邓榕在《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中记述了邓小平在江西3年又4个月的生活时间，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二十四史”及其他书籍，这为他尔后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贫穷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斗争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好了理论准备。
如果仅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基础，也不会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殊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革命的实践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邓小平自觉意识到，必须“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1]。1978年，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2]不仅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对邓小平有着直接影响，而且毛泽东那种具有宏大历史感的战略思维方式也影响着邓小平。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分析等等，直接影响着邓小平的思维方式。
从历史继承性而言，毛泽东高超的思维艺术，战略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构成了邓小平尔后的总设计师思维方式的前提。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式有着特殊的领悟和体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观点，多次号召“要照辩证法办事”，并提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3]。毛泽东思想培育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培育了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就不会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
仅仅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般基础和特殊基础，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邓小平形成了一种总设计师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探索邓小平哲学思想形成的个别基础，即从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能力、品格来说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具体地说，邓小平是一位具有极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领导者，其人生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是罕见的：
1920至1927年留法、留苏，开阔了视野，形成广阔的胸怀；1927年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使其了解全党工作的大局；1929年，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又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1934年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1942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到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又一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75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职务。从此，邓小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即担当起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使命。
可见，邓小平的活动涉及党、政、军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而且他一直是一个处理全局问题的领导者。这种特殊而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使邓小平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形成一种战略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是毫不奇怪的。
邓小平又是一位具有极其曲折人生经历的领导者。邓小平的人生经历有着某种传奇色彩，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落三起”：
第一次“落”，发生在1933年邓小平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他因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当时的临时中央撤销职务，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第一次“落”后，邓小平很快地就“起”了。1934年，邓小平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第二次“落”，发生在1966年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期间，他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押送到江西省劳动改造。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起”，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发生在1976年，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又“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是极其宝贵的。人不仅要经历顺境的考验，而且要经受逆境的磨砺。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每次进入逆境，都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失误造成的，相反，是由于他的正确而遭到了错误的处理。正是由于坚持正确意见而“落”，所以，当真理与错误被人们普遍认识之后，邓小平也就奇迹般地“起”。“落”与“起”之间的神奇性，完全根源于邓小平是正确的这一根本点之上，同时，这种大落大起的人生经历也使邓小平形成了坚强的性格和意志，造就了透过历史看未来的思维方式，塑造了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艺术地引领社会发展的特殊能力。
邓小平复杂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丰富的社会经验。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还不足以形成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善于进行理论思考。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经验，而且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反复的理论思考，才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个别基础”，形成正是邓小平而不是别人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一贯重视理论思考，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并认为思考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经常“反复思考”，时时处于一种创造性思考的情境中，处于设计、规划、运筹的辩证思维过程中，这种“总结历史、着眼现在、看到未来”的战略思维方式，是形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从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般基础、特殊基础、个别基础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像邓小平这样一位思想家的出现，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是难以想像的。我们必须从中国矛盾和建设的历史、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以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认识邓小平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必须从对其一般基础、特殊基础的分析进入到对其个别基础的分析，来认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二、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
从历史上看，具有自身特色和时代意义的邓小平哲学思想孕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得到发展。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有着历史的继承性和理论的一致性，但二者又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思考的侧重点。换言之，邓小平所面临的矛盾特殊性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所面临的矛盾特殊性，历史条件的差异反映在理论和思维方式上，就形成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差异。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的分析，应当从这些矛盾特殊性的角度入手，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角度入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自觉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和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等概念来表示与以前历史时期的区别，并认为“**”后，国内、国际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条件，这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这就需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4]
在邓小平看来，七大是党在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大会，达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十二大则是党在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大会，达到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全党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党的七大和十二大都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召开的。“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5]如果说党的七大开创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那么，党的十二大开创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对党的七大和十二大进行比较，实际上是邓小平自觉意识到自身历史责任的声明。
邓小平哲学思想正是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社会活动和战略设计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形成条件不同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因此，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具有差异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首先，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本来，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但是，1957年“反右”后，一股“左”的思潮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导致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一直到1966年的“**”，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政治上处在动乱局面，文化上处于断裂状态。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其困难和复杂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的。显然，邓小平面对的情况不同于毛泽东面对的情况，毛泽东面对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是这一复杂而特定的历史背景，使邓小平哲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其次，邓小平哲学思想有特定的思考侧重点。这一特定的思考侧重点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85年，邓小平比较了毛泽东和他自己思考问题侧重点的区别：“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7]正是沿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侧重点，围绕着在当代中国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
再次，邓小平哲学思想有特定的实践基础。这一特定的实践基础从国际上看，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成为“开放的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从国内看，就是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被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处于极其特殊而复杂的状态。在这样一种极其特殊而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处理变化多端的社会关系，必然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的思考由于立足于当代实践的制高点，因而击中了时代的弦，弹出了时代的强音。20世纪80至90年代，邓小平之所以能刮起“邓旋风”，引起世界的瞩目，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身居高位、手握大权所能解释、所能说明的，重要的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时代精神，反映出实践的呼声和人民的心声。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本人的个人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社会意识、时代意识，邓小平理论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哲学思想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
理论和哲学的命运在于是否反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规律和实践运动，反映越深刻、越全面，它的影响便越深远、越普遍。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就是如此。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反映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是由于邓小平本人对时代课题的特殊敏感和深刻把握所致。邓小平贯彻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呼唤不断思索，敢于推出新的思考，善于抓住从理论到实践的中介，形成一种特殊的辩证思维方法，并将之渗透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实践中，体现于解决新问题的创造性思维中。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既然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于毛泽东面临的历史条件，时代的差异自然会显现出二者的哲学风貌、思维方式和侧重点的差异。邓小平哲学思想正是特定时代背景、主题和实践的产物。只有从时代差异入手，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殊性。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思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必然推动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创造唯物辩证法的新形态，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邓小平哲学理论观点的特色
邓小平哲学思想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尽管邓小平没有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在各种讲话、谈话中所蕴含的哲学理论观点具有丰富的内容，这是对新时代的总体思考的反映。二是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渗透在他的思考活动、领导活动、战略设计活动中的灵魂，是极具特色和魅力的一种精神力量。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政治家，必须重视其哲学理论观点与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必须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他的哲学思想。离开了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忽视了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殊性和精神实质。
就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而言，它是在领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8]不过，分析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却是同这一过程“倒过来”的，是从结果反溯原因，即从邓小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出发探寻其思考方式和理论观点。从这一角度看，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主要是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
第一，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唯物主义。
邓小平多次提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9]。和毛泽东相同，邓小平也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同的是，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与生产力标准联系起来并融为一体了，形成了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从形式上看，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从内容上看，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作为检验某种社会制度或体制是否值得肯定和保留的根本标准。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
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之所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是因为：（1）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多种目标的根本条件，只有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才能正确处理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与个人的矛盾。（2）生产力本身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又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从本质上说，生产力就是在人们的物质实践，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力量。因此，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致的。
第二，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观。
生产力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序列上的一个重要纽结，是揭示人类实践结构的根本范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不仅揭示和概括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而且它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新型的实践观，体现着当代实践精神。
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发展都是绝对平衡的，相反，其各个要素的发展往往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某一要素，这个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即“第一”生产力。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第一生产力。古代，“第一”生产力就是自然力；近代，生产力的变革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工作机、动力机以及电力在能源中的使用，先后成为近代生产力的三个生长点；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机制，科学技术因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的哲学底蕴就在于，它揭示了当代实践活动的根本特征。从科学技术是“一般”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展示的是实践框架的转换，体现的是一种新型实践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善于照辩证法办事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特色。不过，邓小平并没有去简单地重复辩证法的各种经典术语，并没有去构建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辩证法体系，也没有仅仅从世界观的层次上看待辩证法，而是把辩证法推进到工作方法的实践层次上，形成了一种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这种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两手抓、两手硬”的辩证法。“两手抓、两手硬”就是要实实在在地把握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使各项工作相互制约、对照、配合，达到“相称”，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行。
二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法，即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而真正的稳定又是发展中的稳定。否则，稳定就会变成停滞。
三是主体与补充的辩证法。就社会结构而言，中国必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个体、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同时，主体必须有效制约、控制补充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四是定型与修补的辩证法。在社会生活中，所谓定型，就是指人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定型的基础是社会实践。人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应随着实践以及社会关系的充分展开而定型，定型过早不仅经验不足，而且会限制社会发展。所以，中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需要再有三十年的时间”[10]。在这个过程中，应随着各种社会关系的展开，对“型”辅以修补，使其趋于完善。
可以看出，邓小平社会活动辩证法的主线是矛盾，但这种社会活动辩证法关注的则是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形式。通常认为，解决矛盾有三种基本方法，即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矛盾双方同归于尽；矛盾通过对立面的融合形成一个新事物。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即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11]。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一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因而他力图通过运筹，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社会形式。
第四，以“开放的世界”为基石的世界历史观。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或国家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世界已经“一体化”。“开放的世界”的形成增强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以及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当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同整个世界发生实际联系，并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3]。因此，邓小平始终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并多次强调，中国要获得发展必须从封闭转向开放，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成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现实基础。
邓小平的这一见解具有深刻的内涵，它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社会中交往活动的相加效应规律和封闭行为的衰减规律。开放交往之所以能使落后的民族或国家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的行列，是因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交往或交换行为的相加效应规律，即进入交往过程中的民族、国家往往用自己富余的东西去换取自己短缺的东西，这就使落后的民族或国家能够利用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先进成果，并以此为起点去创造更先进的东西。
相反，闭关自守之所以“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4]，是因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或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单独进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其创新往往是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艰辛之路，实际上处于重复劳动和社会停滞之中。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15]中国的历史再次证明这一点。“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闭关自守。”[16]
第五，以主体意识、时机意识和发展意识为内容的当代意识理论。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当代意识首先就是主体意识。这里所说的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从层次上看，可分为个人主体、集团主体、民族或国家主体、人类主体。邓小平强调的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民。无论是发展自己，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意识。
其次是时机意识。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时机。这种时机意识是对不可逆的时间中产生的各种机遇的意识。时机意识体现出一种巨大的历史感。作为一种历史范畴，时机意识是时间和机遇的统一，它要求人们审时度势，作出正确抉择，利用外部有利的时机发展自己。
再次是发展意识。邓小平多次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而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树立发展意识，并确立中国的发展路线，从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17]。
从更深的层次看，“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从动态上拓展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具体地说，内因的发展离不开外因，但外因又有时效性，即特定的外因总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和时间内存在，离开了特定的条件就没有特定的外因。因此，内因要发展自己，必须主动、及时地抓住外因，即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四、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色
哲学理论观点展现为各种概念、范畴、规律，哲学思维方式则是一种思维艺术，是把各种思维要素创造性地有机结合起来的精神力量。哲学思维方式之所以在思维方式前标以“哲学”二字，乃是指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正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它反映了时代的总体特征，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因而能够把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有四个特征，即整体性和系统性、战略性和设计性、实践性和调控性、主体性和发展自己。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整体性和系统性。
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从事物整体出发分析和把握某一事物，即把个体、现象和过程置入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中，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个体、现象和过程，是一种从全局来把握个体的方式；从要素的复杂关系中把握和抽象出它们的整体，使之按照一定的原则或规则有序地结合起来，形成系统性，是一种从要素与要素的相关性中把握它们整体的方式。善于从局部进入整体、从要素进入系统的方式，构成了邓小平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方式的特征。
从全局来把握个体，就是要看到任何个体都是整体中的个体。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都渗透着这一思维方式。例如，“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8]。不仅对历史人物是如此，对其他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如对民主问题，邓小平认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19]，在当前，民主要从属于国家稳定这个全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0]。把个体置入全局的相关性中，才能更深刻、更全面把握个体，否则，只能就事论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对“三资”企业的分析，是这一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
从个体与个体的相关性中把握它们的整体，就是要把个体置于相互联系中，形成对事物的整体把握。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各种事物的分析都体现出这样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就关系到在个别与个别的关系中把握整体的思维方式。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1]。换言之，要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和精神实质，就要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根本联系。
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抑或是对未来的分析，邓小平都能形成比同时代人更深刻的见解，这是其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善于从大局、更宏大的系统、更深远的关系来把握事物，这是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具有同时代人所没有的广度和深度的原因。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战略性、设计性。
如果说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着眼于事物的相互关系，分析的是个别与整体的关系，那么，战略性、设计性的思维方式则着眼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以及事物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战略性、设计性的思维方式是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面向未来、设计未来的思维方式。任何事物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下存在的是现在，但现在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未来的萌芽，战略性、设计性的思维就要从现实中存在的未来的萌芽看到未来远景，并以未来来引导现实运动，从而走向未来。
谋划战略发展的前提是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本质，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从而也就通观全局，捕捉到事物发展的趋势。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问题。邓小平善于抓主要矛盾。“**”刚刚结束，他就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2]
在把握事物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未来走向。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邓小平提出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是其战略性、设计性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目的是在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把握未来走向，并用未来指导现在。所以，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后，邓小平都要求“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这种极其强烈的未来意识，正是邓小平战略性思维的体现。
战略性、设计性思维不能变成空谈、玄思。战略性太长远了，就会成为一种想像；太近了，就不是战略，并会失去号召力。这就需要把握“度”。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巧妙地运用了事物发展的“度”，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蓝图的设计，每一步骤都是人们可以感受和体验到的，因而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
巧妙地掌握“度”，就要把目标、步骤、条件、措施等因素联结起来，使战略性、设计性思维通过目标、步骤、条件、措施等环节展现出来。目标是长期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步骤是从现实到目标之间的过渡，使现实经过几个步骤或阶段的发展达到目标；条件和措施则是保证步骤实现的。邓小平是运用这种战略设计的大师，反过来说，娴熟的战略设计是邓小平战略性、设计性思维方式成熟的标志。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实践性、调控性。
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是与整体性和系统性、战略性和设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整体性和系统性、战略性和设计性的思维方式涉及全局和战略，那么，实践性和调控性的思维方式则涉及行为和战术。
所谓实践，是指人们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思维方式的实践性，不是指思维方式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而是指思维方式关注实践，并努力转化为实践活动。邓小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就是这种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的体现。“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是在战略目标、宏伟蓝图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在具体实践和行为操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反馈调节，为实现总目标服务的。
实践就是要改变事物的现状。邓小平思维方式中的实践性、调控性首先就是改变现状。在谈到中国的落后时，邓小平指出，“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23]。可见，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首先就是一种改变现实的态度和立场。
邓小平的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还表现为步骤性、确定性、检查性。所谓步骤性，是指思考先后有序，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相互关联、有机结合。例如，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上，邓小平先解决思想路线，接着解决政治路线，然后再解决组织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24]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有序性问题。确定性是指思考要有量的观念，不仅要定性，而且要定量，具有可比较性。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发展蓝图的设计，就充满着定量以及各种量的比较分析。检查性是指对各种方案、措施、办法的贯彻过程要不断检查、反馈、矫正。只有这样的思维过程，即步骤性、确定性、检查性相互结合的思维过程，才是充满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第四个显著特征，是主体性、发展自己。
认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角度，角度、特色、模式都有一个主体问题。邓小平思维方式的主体性，是指邓小平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具有中国人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感。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的问题。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25]。
主体性、发展自己的思维方式首先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感，善于从中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例如，邓小平对官僚主义、“家长制”“人治”以及形式主义等等，之所以揭露得十分深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既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又看到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领导体制的特点。这种深刻的历史主义认识，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特色之一。在对重大的现实问题的认识中，邓小平总是联系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用我们自己的历史”看问题。例如，在论证为什么不能搞“大民主”时，邓小平指出：“‘**’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26]
这种强烈的中国历史感又是同深刻的中国现实感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邓小平看来，“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7]。“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28]
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这是邓小平主体性的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则是邓小平主体性思维方式的强烈体现。中国人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就要确立时机意识、发展自己的意识。没有发展自己的意识，即使机遇来到我们的鼻子尖下，也会悄悄地走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是作为主体的中国人在“开放的世界”中必须具有的积极进取的态度。
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战略性、设计性的思维方式，实践性、调控性的思维方式，主体性、发展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四种独立的思维方式，而是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四个方面。这四种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使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成为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是一个“艺术整体”。
五、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现时时代精神的精华，其精神实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解放和转换人的思维框架，激发社会活力和唤起人们的不断进取的精神。
在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突出地表现为转换旧的思维框架，确立新的思维框架。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换脑筋”问题。所谓“脑筋”，是“想”“思考”“角度”和“框架”的统一，即“想”和“如何想”的统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凝结着邓小平哲学思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思”和“大脑是个加工厂”的问题，认为思考是人脑的主要功能，而思考过程则类似一个“加工厂”，任何英雄豪杰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考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个缺陷，即忽视了“思”有一个按什么框架“思”，“加工厂”有一个按什么流水线进行“加工”的问题。
邓小平把“思”“加工厂”和“换脑筋”的问题结合起来了。在邓小平看来，之所以要“换脑筋”，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既成的“脑筋里的框子”，而这个“框子”已经限制了人的思考，阻碍了事物的发展。例如，在谈到选拔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一般老同志，脑筋里的框子还是局限在我们同等年龄的人，一谈干部问题，都还是这个圈圈里的”[29]。把自己“脑筋里的框子”固定化，就形成了“习惯的想法”，即思考问题按一定的模式固定运行下去的习惯和定势，形成一个封闭的“思维圈”，即邓小平所说的“圈圈”。
这就是说，思考问题和判断是非，如果只从“脑筋里已有的框子”出发，“根据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就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看不到新事物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所谓“换脑筋”，就是转换人的“脑筋里的框子”，使之形成符合新的实践需要的“框子”。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转换人的思维框架。
人思考问题是“思”和“如何思”的统一，犹如电脑有“硬件”和“软件”的统一，即“硬件”规定电脑能够运行，“软件”规定电脑按什么方式运行。会思考，这是人脑的功能；如何思，这是“脑筋里的框子”的作用。每个人头脑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框子”，它规范着人们去如何认识，“框子”不同，思考的结果也就不同。“换脑筋”就是转换思维中的“框子”。
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一个被旧的思维框架所封闭的人不能发现新问题，不会有创造性，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确立了新的思维框架的人，才能真正面对新时代，发现新矛盾、新问题，找到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新方法，从而真正做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实践活动中，新事物、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一个问题是有现成答案的，只有“换脑筋”，才能使我们与时俱进，成为新的实践活动的新的主体。邓小平“换脑筋”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
“换脑筋”的目的在于焕发社会活力，激发人们不断进取的精神，与时俱进。
在哲学史上，“活力”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活力赋予有机体以行为完善性和合目的性，是“隐德莱希”。后来，哲学史上出现一种“活力论”，认为活力是某种支配生物体有机活动的特殊的非物质因素。到了20世纪，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兴起，从结构——功能过程解开了活力的秘密，即活力是有序的结构在同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自主控制过程，表现为有机体对环境一种有效的应答性、选择性的过程。
“活力”范畴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发展需要活力。邓小平对“积极性”“创造性”“效率”“敢闯”有过许多论述，贯穿其中的核心便是“活力”。1986年，邓小平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30]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活力”首先是一个自主性、积极性的问题。自主就是要有相对独立的权利，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31]没有权力，便不能自主，不能自主就不可能有活力。邓小平把“权力下放”贯穿于农村、城市、企业改革之中，目的就是要形成真正具有自主性、积极性的主体，使社会具有活力。
“活力”又是一个创造性、效率的问题。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充满着创造性和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活力又是一个社会合理运行的机制问题。“效率不高同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32]。换言之，社会没有活力是“机构臃肿”“机构重复”的结果。要提高活力就要进行体制改革，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社会活力。
邓小平提出之所以如此重视“活力”，其目的就是使中国人民焕发出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提高效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的第二个方面，是把哲学作为方法论。邓小平始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哲学，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33]
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方法论，为人们提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4]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不仅揭示了客观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而且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表明，哲学的根本观点也就是根本方法。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35]
世界观与方法论、根本观点与根本方法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方法的“原型”是客观规律。从本质上看，方法无非是内化于人们头脑并渗透于人们行动中的客观规律，是人们自觉认识到并把它转化为认识手段的客观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邓小平自觉地意识到哲学也是方法论，根本观点也是根本方法。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植根人民群众的实践。
哲学的生命力和命运就在于，它是否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是否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关注人民群众的实践，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聚集点。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36]。
实事求是这条唯物主义路线揭示出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过程。社会发展并不是在人们活动之上或之外纯粹的物质运动过程，而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因此，生产力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邓小平的全部思考和活动，都是从历史规律和群众实践相一致这一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出发的。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充满生命力，根源就在于此。
邓小平一再强调“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甚至从规律的视角看待暂时的倒退和曲折。“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37]。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在邓小平看来，暂时的复辟、严重的曲折、一时的倒退，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换言之，规律包含着发展的曲折性，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是邓小平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和把握的体现。
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力量之所在。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立足于这一基点上。邓小平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8]邓小平哲学思想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发明”“创造”“加工提高”的产物。人民群众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创造性，人民群众不断创造着历史运动的新形式。邓小平立足人民群众实践活动，把人民群众的发明和创造“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充分体现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才能发展，哲学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实践的力量。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9]从根本上说，哲学的力量就在于，它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并转化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哲学如果不重视人，人也就不会重视哲学；哲学不能指导并转化为人们的实践活动，那么，它只能成为象牙塔里的古玩。哲学不是玄学，不是“启示录”，不是书斋里背诵的教条。哲学的生命在实践，只有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哲学才能指导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8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200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42～34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2页。
[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3页。
[7]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4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8页。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33～334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22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64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9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8～769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99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285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284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42～43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82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90～91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91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244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2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29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411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179～180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180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179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0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14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45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383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