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邓小平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邓小平的名字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和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引导下，“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沼泽地，社会主义由此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再造辉煌，中华民族则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的振兴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就这样历史地联结在一起了，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所担负的崇高使命。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构成了中华民族在当代振兴的精神支柱。如果说有一种理论本身就是历史的话，那么，用之来比喻邓小平理论再恰当不过了。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再现，从中我们透视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场面。
一、风格独特的邓小平理论
一谈到理论，人们便想起了符号、概念、逻辑以及大部头的著作。理论似乎就是概念群的深层运转，是至深至玄的思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的争论。时下被世人公认为理论家的毛泽东，当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狭隘经验论”者；今天被人们盛赞为难得的理论著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当年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眼中也不是理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2]由此可见，邓小平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设计的战略构想及其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就是“真正的理论”；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就是“我们所要的理论家”。
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不仅重视实践，而且重视理论，深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对全党郑重提出：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3]，并多次指出：“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4]；“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计划和市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5]；从“理论上讲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6]；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构想”，“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7]。《邓小平文选》正是从理论上说明、论述这些重大问题的著作。
一般来说，一种理论是否形成，是看它是否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所阐发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基本原则是当之无愧的理论。
的确，邓小平没有写过所谓的纯粹的理论专著，而且《邓小平文选》中的文章大多是谈话与对话，使用的语言也是日常语言。但是，由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讲话汇集而成的《邓小平文选》无不处处闪耀着邓小平卓越的理论见解和宏大的理论气势。
就理论的表述来说，专著、论文是一种形式，谈话或对话也是一种形式，而且是更基本、更原始的形式。辩证法的本义就是一种对话，通过对话揭示真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论语》，实际上就是孔子的谈话录。古今中外通过谈话或对话表述理论见解的大思想家不乏其人。当然，邓小平谈话的内容与那些理论家不同，但他正是通过谈论中国和世界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通过谈话或对话这种形式并使用日常语言表述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当代世界的主题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问题，从全人类高度把握发展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等等。这样一些关涉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无疑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这里，存在着一个理论风格的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理论著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理论著作，孔子的《论语》也是举世公认的理论著作，但它们的理论风格则是各不相同。邓小平无疑有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邓小平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论述精辟、文风朴实、口语表达，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点。邓小平理论文风朴实，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风格如人”，我们应该把握邓小平理论表达方式的个人特点。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理论形态：一种是以各种特定的范畴、规律、规则形式出现的逻辑化了的理论，这种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知识；另一种理论则是深悟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善于把握理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能将之精当地渗透于、贯穿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形成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和总体的战略“构想”，这是活的理论运动。
邓小平理论无疑是属于后者。它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并融化于当代中国实际活动的“真正的理论”。由于邓小平深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同时又由于他与中国现代、当代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以“总设计师”的身份，在广阔的领域里展开其独具特色的理论活动，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1987年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8]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很长时间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论述实际上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
理论体系往往以理论创立者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并非属于他个人。由理论家们创造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学说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存在主义消极低沉的情绪，离开了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都是无法理解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理论形成于新的历史时期，它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深重灾难。
从1966年开始，中国爆发了一场“**”。十年“**”使中国政治上处在动**的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恰恰在这一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展开，资本主义开始了又一次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到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因此，当邓小平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就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的时候。”[9]实际上，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邓小平多次指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和教训”[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1]因此，由反思“**”，邓小平又进而反思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是极左。”[12]“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3]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的，这种理论思考有两个特点。
第一，这种理论思考是以“贫穷的社会主义”为反面教材的。“**”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各个方面对“四人帮”的谬论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不可避免地集中到“四人帮”的社会主义观上。“四人帮”社会主义观的本质特征，就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其生产力发展速度必须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正是在这一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著名论断。
第二，这种理论思考又是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的。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4]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优于资本主义，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就谈不上什么优越性。“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5]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制度内在本质的外部显现，由此，邓小平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思考。
这种理论思考使邓小平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6]从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观念入手，邓小平开始并展开他的理论创造活动，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而且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坚持不懈地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如果说1957年至1977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那么，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新启动，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是新的社会实践的反映、总结和升华，反过来又指导这一新的社会实践。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这是邓小平理论主要观点的形成时期。具体地说，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关于实行改革开放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观点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的。以此为基础，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命题。
第二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这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的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围绕着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阐发了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提出的十二个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
第三阶段，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鲜明标志，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台阶式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的本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等等，都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深刻透彻的概括和阐发，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使之成为较为完善的科学体系。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理论不仅具有深沉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恢宏的“世界观”和鲜明的时代感。列宁说过，只有把握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邓小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他始终是“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世界及其主题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根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真正得到发展，不仅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而且还取决于其外部结构，即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国在改革之前之所以未能实现全方位开放，得到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冷战”时期，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东西南北”关系左右了世界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问题。[17]“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8]这是因为：
第一，20世纪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的灾难，在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核武器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当代世界的一种趋势。从总的国际局势看，制约战争的力量、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发展，因此，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地认识到，要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必须获得经济的发展，改变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发展问题因此成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突出的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的又一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速度和再发展问题。问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就难以解决；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继续贫困下去，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可能没有出路。所以，经济上的开放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发展问题因此在当代世界非常突出，具有全人类的意义。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9]
正因为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关系全局”，具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所以，和平与发展构成了时代特征，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根据之一。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以及滚滚而来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必然促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深度上进一步发展，广度上全面展开。在当代，交通工具和信息手段的发达，使身处不同地理环境的民族或国家可以进行不同形式的交往，地理环境再也不是交往的界限，人们不再为高山大海产生“望洋兴叹”“远隔崇山峻岭”“天涯海角”之感了。同时，信息手段的高度发展为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创造了一个“复制”整个世界的环境，人们可以通过一台小小的“电脑”把全部交往信息收集起来，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展开世界交往，地球犹如一个小村庄——“地球村”。当代交往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交往，形成了规模更为宏大的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邓小平精辟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0]所谓“开放的世界”，就是指各民族或国家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世界已经“一体化”。
开放世界的形成，以及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的全球循环，增强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当代世界，孤立、自我封闭的民族或国家为数较少，而且没有一个不在加速走向衰败。邓小平由此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1]。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国际交往，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时代的又一特征，它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得以产生的又一时代根据。
总之，邓小平理论既是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又是对当代世界的状况、时代主题作了新的观察和判断的结果，是对国际经验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新鲜经验”“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和基本根据。
四、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历史环境、社会需要和时代特征只是为某种理论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和可能，但理论并不能自动地产生出来。要使这种理论的产生从可能转变为现实，还需要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具备一定的特殊的主观条件，包括个人的社会经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20世纪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造就了具备这种条件的邓小平，邓小平由此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
第一，从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环境看，他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
1920年，邓小平带着“工业救国”的朴素爱国主义理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法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教育”了邓小平，使他认识到“工业救国”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只能是一种幻想。同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又吸引了邓小平，使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邓小平又赴俄国，就学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这就是说，邓小平接受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与别人不同，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把握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1926年，邓小平回到中国之后，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
第二，从邓小平的个人经历看，“三落三起”的独特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深刻而特殊的理解。
邓小平的个人经历有着某种传奇色彩，这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三落三起”，即“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人们常说，“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谁也没有像邓小平一生这样崎岖不平；“伟人一生都具有传奇色彩”，但谁也没有像邓小平一生那样传奇色彩浓烈。邓小平“三落三起”的经历是极其宝贵的。人的一生可以“过五关斩六将”，也可能“走麦城”，所以人不仅要适应顺境，而且要经受逆境的考验。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每次陷入逆境，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失误造成的，相反，是由于他坚持正确的意见而遭到错误的处理。正是由于坚持真理而“落”，所以当真理被人们普遍认识之后，邓小平就奇迹般地“起”。“落”与“起”之间的神奇性，根源于邓小平是正确的这一根本点之上。
同时，这种大落大起的经历又造就了邓小平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形成了他透过历史看未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塑造了他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在同“左”右各种思潮的斗争中，艺术地引导社会前进的特殊能力，并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一种深刻而特殊的理解。
第三，从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地位看，邓小平一直是一个处理全局问题的领导者，由此形成了一种宏观的战略式的辩证思维方式。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极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领导者，其革命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不多见。1927年，邓小平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34年，邓小平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8年以后又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生涯。其间，邓小平的活动领域涉及党、政、军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一直是一个处理全局的领导者。这样一种历史地位，加上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邓小平形成一种宏观的、战略式的辩证思维方式，是毫不奇怪的。
第四，从邓小平的思维方式看，邓小平是一位具有高度辩证思维能力，善于进行宏观思考和战略设计的理论家。
邓小平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但如果他仅仅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还不足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以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同时又利用自己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对之进行综合，才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多次赞扬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这种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特点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的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上。在对各种事物、现象的分析中，邓小平始终是从全局的相关性来把握个体。例如，在如何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就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22]
从大局，以更宏大的系统和更深远的关系去把握事物，这是邓小平思维方式具有其他人难以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的原因所在。从认识论上看，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中，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形成比同时代人更深刻的见解，就是因为他具有这种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
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次发生了历史性转换，即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背景中，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换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基础上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长久地建筑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基础之上。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于是，一个历史的课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这就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兴衰的重大的历史课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告诫全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23]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探讨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问题在于，毛泽东只是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主要的失误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力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来解决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式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其二，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上不理解市场经济的作用，不理解市场经济是现代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形式。实际上，现代化既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
其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先是看中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又提出“五·七指示”公式，力图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这表明，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4]“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历史把这一重大课题交给了邓小平。
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同时，“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25]。对中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使邓小平认识到：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必须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或者说，“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二，从总体上看，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学苏联的”，它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又存在着一些弊端。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怎样搞社会主义，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6]。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第三，“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1988年，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27]可见，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也是促使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由此，邓小平反复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8]并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邓小平这一概括准确而深刻。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进程，则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并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进程始终围绕着这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规划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句话，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展开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六、解答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
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形成体系，就在于它是否系统地回答或解答了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只要是系统地回答而不是零星地解答，是解答该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回答个别问题，那么，就意味着某种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无疑，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外文版的书名就叫《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说，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方位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和根本任务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问题上，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当代中国，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改革经济体制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同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应从当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在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战略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权”，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对外开放，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封闭只能导致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战略重点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要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行台阶式的发展战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不可能，所以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其中农业是根本，科教是关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在当代中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必须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建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依靠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以此为原则来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邓小平理论的确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围绕着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它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而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七、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精神支柱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这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从各个方面批判了这种教条主义，提出了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从而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又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二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直接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并以此来衡量、判断现实。邓小平同时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并认为“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是背叛，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同时，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要有“新话”[29]，否则是僵化，僵化也会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论述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要继承，二要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0]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从理论来源和本质属性看，邓小平理论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孕育于毛泽东思想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那么，毛泽东思想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特殊理论基础。邓小平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并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1]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的理论之间具有继承、纠正和发展的三重关系。
从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看，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像一条永恒的金带连接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牵住了这条金带就会从根本上把握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轨迹，以及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从总体系和总范畴看，邓小平理论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邓小平理论毕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条件毕竟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时代的不同，自然会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风格、主题、方式、角度上显现出差异。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这是历史的必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邓小平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认为用“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这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实际上，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的产物，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基础上总结了新的经验，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与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与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与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第四，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2]列宁的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恩格斯早就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33]。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扎根并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相结合，“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同样是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理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必须是能够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如何自立、如何自强、如何发展指出方向的科学理论。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的理论，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引导中华民族从“**”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中华民族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
邓小平曾经充满感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邓小平坚强的性格不仅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而且源于他对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自觉传承。邓小平理论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浓烈的民族情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中国化”的。
在我看来，这种“中国化”的风格不仅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上，而且表现在渗透于这一理论之内、洋溢在这一理论之外的民族情感上。当邓小平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时，爱国主义的情操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直接融合在一起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已经成为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出发点和基本立场。
正因为邓小平理论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所以它才能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凝聚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7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20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364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65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265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223～224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54～55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172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7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266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8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14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12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96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105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282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64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99页。
[23] 《毛泽东著作选读》，1版，下册，720～721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12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261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69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91、369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118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00页。
[32]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卷，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