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既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的过程。如果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客体，那么，人民群众就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正是这种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先进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双重动力。换言之，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既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社会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代替落后生产力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代替落后生产力，从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所以，敏锐地把握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这是中国社会主义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发展先进生产力之所以是中国社会主义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
一个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它的生产方式具有何种特点，它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整个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性质，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一方面反作用于生产力，另一方面又直接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
这就是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就人类总体历史而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激化及其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冲击和渗透，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在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实现。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条件。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多种目标，如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生活方式的更加合理，等等。问题在于，社会建立在人对自然改造的基础上，这多种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多种目标的制定依据社会发展中的多重矛盾关系，在社会多重矛盾关系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矛盾，它决定并制约着其他各种矛盾的解决以及各种发展目标的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只能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生产力就是在人们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力量，它本身就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广度和深度。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为一定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但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起源于经济运动。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进步的新的社会形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称”，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协调”“相称”都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来说，“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以此为中心，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再次，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
生产力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纯粹的物质力量，相反，它是在人们物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能够直接掌握的社会力量。从静态上看，生产力是人们历史活动的产物，是人们的实践能力，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标志着人们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和程度；从动态上看，生产力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方式，是人们解决社会与自然之间矛盾，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物的不断丰富上，而且表现在人的不断发展上。从人类总体历史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在不断发展，所以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又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根本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具体地说，人们掌握的“自由时间”越多，其活动的领域、发展的空间也就越大。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巨大增长，人们的“自由时间”将日益增多，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将得到实现。所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就是要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不断改造自己，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过程。
最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
社会发展体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上，但集中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在某个社会形态中，生产力能以它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超过在其他社会形态的发展速度，实际上体现了该社会的社会结构更为合理，社会关系更为先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4]
从生产力的现实水平看，资本主义制度似乎优于社会主义制度，但从生产力发展速度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优于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大多建立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东方国家，起点较低，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发展速度却高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速度；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限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则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从根本上说，人类历史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代替落后生产力的过程。能否发展先进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走向和命运。
二、当代中国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
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每一代人都在继承前一代人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具体地说，生产力是在人的需要向物质生产即劳动的转化过程中形成的，不仅人的需要向劳动转化，劳动也向人的需要转化，这就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5]。
由于人的需要在与劳动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增长和扩大，所以，人们进行物质生产的动因在客观上是永恒的。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得到解决，同时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不断形成新的解决方式……这样，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力总是具有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趋势。这种发展趋势通过提高生产者的素质或技能、改进生产工具以及改善二者结合方式的途径不断地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因此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由此就产生一个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先进的生产力又变成落后的生产力，即不断为更先进的生产力所代替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因此，发展生产力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即追踪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始终站在生产力序列的前沿，从而不断发展先进的生产力。
首先，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瞄准世界的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趋势，并以此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努力实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立地”就是要立足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及其发展趋势，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对一些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
我们应在“顶天”与“立地”中保持一种辩证法，既要瞄准世界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又要立足当代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善于选择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并把在生长点上取得的成果迅速扩展到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上去，从而尽快推动中国总体生产力由比较落后向比较先进转变，并形成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仅要确立发展生产力的观念，而且要确立发展先进生产力、形成发达生产力的意识。
其次，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提高人们的素质、技能和创造才能，同时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与生产力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的状况，如农业生产力“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6]。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人是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和本质力量，人本身的素质及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头脑局限于自然经济时代的人，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社会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离开人的现代化，再好的现代技术也是一堆废铁，再完善的现代管理制度也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一堆废纸。现代生产工具的创造、使用和改进需要现代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从总体上看，我国劳动者的素质状况同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为9年左右，农业劳动力仍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近50%，就业人员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只有2.8%，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26.5%。科技人员的匮乏严重影响高科技的应用和发展，阻碍科学技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速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创造才能因此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迫切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再次，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进行科技创新，并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其内部各个要素往往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从而引起生产力的整体变革，形成一种新质生产力。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其中的某一要素，这个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即“第一”生产力。
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具有不同的生长点。近代生产力的发展“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工作机、动力机先后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在当代，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社会生产结构从生产——技术——科学转化为科学——技术——生产，科学技术由此成为“第一”生产力。当代生产力发展的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判断力和预见力，深刻把握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善于选择“第一”生产力，把“第一”生产力迅速扩展到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上去，并借助于这种转化能力、移植能力，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从而在当代中国自觉地发展先进生产力。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实际上预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从根本上说，知识经济就是以当代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知识为主要内驱力的经济形式。同以往的经济形式相比，知识经济的特点就在于，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以及硬件技术的数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科学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它将改变过去那种资源、资本总量或增量的决定模式，以科技创新的优势弥补资源、资本的劣势，科技创新、知识积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显著变量。在当代，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和主要标志。我们必须注意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科学技术的引导性结合起来，实现中国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最后，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进行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就是经济体制。当经济体制适合生产力状况时，它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学苏联的”，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又有致命的缺陷，即从根本上排斥市场，没有正确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因而在当代中国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固守这种经济体制，就无法发展先进生产力。
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中国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这是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个人正当的经济利益，经济运行过程缺乏个人经济利益这一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信息收集和传递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缺陷，难以充分、及时反映复杂多变的供求关系，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无法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在当代，市场经济是唯一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对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激励的合理的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引入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入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在总体上较为落后，由此决定了旧式分工仍然存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所以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社会产品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必须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7]。
由于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企业之间产品交换必须采取等价的商品交换形式，企业必须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按劳分配，并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和明确的利益边界。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市场经济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兼容性。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因此，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就要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打开广阔的通途。
如果说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从生产力的内部构成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那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从生产力的社会组织形式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先进生产力则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了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
无疑，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运动规律都具有客观性，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社会发展规律又不同于自然运动规律。自然运动规律的实现和形成都在人的活动之外，而社会发展规律不但实现于人的活动中，而且存在并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社会的矛盾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活动规律。
社会发展规律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制约人的活动，并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及其趋势，同时社会发展规律只有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由此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体，并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解放。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从直接性上看，人民群众是依据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去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的。所谓物质利益，是指为了满足一定主体的社会需要而占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物质资料，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物质利益三者的关系中，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构成了物质利益的自然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提供的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物质利益的前提，物质利益的特点及其满足程度是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体现物质利益，同时又制约、决定着物质利益，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满足的程度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满足，则取决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构成了物质利益的社会基础。
这就是说，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不是物质利益的实际实现，同物质利益最为直接、密切的是生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生产关系就是物质利益关系。“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0]唯物主义历史观正是透过物质利益发现了生产关系，并认为人民群众是直接依据物质利益去从事实践活动并创造历史的，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人心向背体现了时代精神，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因此，当代中国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还有一个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向来重视利益的问题，并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公开把“利益”两个大字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公开声明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如果说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把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然，人民群众内部又存在着不同的阶层，而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因此，需要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首先需要考虑并满足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任何一个政党，一旦忽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并且日益脱离人民群众这个历史主体，其结果只有一个——“霸王别姬”。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人民群众又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在这些既定的历史条件中，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直接制约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问题在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又能够不断地突破这种限制。在一定意义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这种限制与突破限制的过程。
当代中国的改革就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一种突破和超越。改革为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人民群众再一次以历史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花鼓之乡凤阳的春雷预示着当代中国改革的起步。尔后，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整个社会领域，当代中国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当代中国改革的起步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体，发挥了首创精神；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也的确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13]。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反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深刻总结，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意识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创造性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这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有“双重决定作用”，即先进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有“两个最高标准”，即生产力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在我看来，这“双重决定作用”“两个最高标准”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相反，“双重决定作用”“两个最高标准”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先进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从社会客体、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说的，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是就社会主体、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言的。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是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而推进社会发展的，人民群众的人心所向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是一致的。
同时，确立生产力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客体尺度；确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则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主体尺度。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必然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又必然推动社会进步，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换言之，先进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双重动力。
确立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或者说体现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是从社会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视角界定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任务、性质和目标，并使评价标准达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
所谓科学尺度，就是要求从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把握和评价社会发展，以达到“完全客观的标准”。要达到这个客观标准，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并使社会发展呈现出规律性。列宁指出：“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14]
所谓价值尺度，是指从主体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利益能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来认识、把握和评价社会发展，其功能就是检验某种社会制度或体制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确定这种社会制度或体制是否值得肯定和保留。
如果仅仅发展先进生产力，而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就会改变自己的性质；如果仅仅在主观动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在实践中不发展先进生产力，就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去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前提；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目的。在我看来，先进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双重动力。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也的确实现了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双重目标。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6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0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11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8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09页。
[11]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85页。
[13]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6卷，209页。
[14]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