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理

第四节 人口与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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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制约贵州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进入21世纪,贵州人口问题出现了较大的变化,2010年贵州总人口为3474.65×104人,虽然与2000年相比,人口总数略有下降,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贵州省是全国平坝面积最小,山地面积比例较大的一个省,耕地面积较小,加之喀斯特地貌的影响,使得贵州省的人口密度居西部各省份之首,贵州省的人口发展现状仍然堪忧。

一、人口特征

随着贵州经济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一系列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贵州省人口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根据贵州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贵州省人口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常住人口减少,自然增长率下降

2010年贵州省常住人口为3474.65×104人,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减少了1.4%。与之前几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贵州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现象。

图2-7 贵州省历次人口普查人口变化图

贵州省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外出流动人口增多,本省内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公安部门公布的户籍人口数据显示,贵州省2010年共有户籍人口4189×104人,比2000年增加512.37×104人,户籍人口增长显著。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贵州人口大量流出省外,导致省内常住人口大幅减少。2010年,贵州省外出省外人口规模达719×104人。与2000年“五普”相比,外出省外人口增加478×104人。第二,贵州省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2000—2005年,贵州全省人口出生率从20.59‰下降到14.59‰,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3.06‰下降到7.38‰,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19下降到1.83,连续4年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低生育水平行列。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0日,全省常住人口出生48.52×104人,出生率为13.96‰,死亡率为6.55‰,自然增长率为7.41‰。省内年增长人口数量远小于本省在省外外出人员年增长数量,所以,进入21世纪以来,贵州常住人口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人口的负增长缓解了贵州紧张的人地关系,减轻了生态负担,但同时也给贵州劳动力供给方面带来许多影响:第一,减少了当地劳动力的供给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第二,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务工加剧了当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增加了社会的抚养压力。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凸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贵州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贵州省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向老龄化发展,近年来这一变化速度持续加快。据1990~2010年人口抽样和普查统计数据显示,贵州省0~1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2.62%下降到2010年的25.22%,15~6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由62.71%上升到66.2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4.61%上升到8.57%。按照国际上人口年龄类型判断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或者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被称为老年型人口。贵州省2005年老年系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了7%的限值,0~14岁人口比重为28.34%,低于30%,老少比为28.96%。这一数据表明,2005年以来,贵州人口开始向老龄化社会发展。

图2-8 1990—2010年贵州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2000年贵州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97%。如果以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的时间来看,英国老龄人口从5%增长到7%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日本用了50年的时间。我国完成这一过程约为18年的时间,而贵州仅用了3到10年时间,其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较快,未来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2000年,贵州人口老年系数居全国第24位,2010年上升到第13位,突显了贵州老年比重陡然提高和老龄化发展速度超快的特征。

贵州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省情下呈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表现出了“未富先老”的特点。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贵州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一,典型的“未富先老”使政府在老年人口赡养、医疗保障、老年人口补贴等方面的支出加大,造成了当地财政支出与窘迫的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二,大量老年人口造成社会抚养负担过重,加大了劳动人口的经济负担,并占用大量劳动力和社会资源。第三,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脱离生产**方式,转为消费**方式,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影响经济发展。

(三)人口文化素质提高较大,但总体仍然偏低

2000~2010年,贵州的总人口由3524.75×104人减少到3474.37×104人,其中,全省所有接受小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00年的71.78%增加到2010年的82.09%,比2000年提高了10.31个百分点。2010年各种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小学到大学及以上依次为38.99%(小学)、30.24%(初中)、7.53%(高中)、3.27%(大专)、2.07%(大学)。总体来说,在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构成变化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成倍增加。这说明近10年来,伴随着贵州省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企业、家庭在教育事业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各地市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小学、普通中学、成人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与日俱增,在校人数也不断增加。同时,各地市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方式也更加科学、合理、灵活多样,师资力量也有长足进步,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科技人才,提高了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使得人口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如表2.8所示,全省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13.86%下降到2010年的8.74%。显然,这一方面与国家大力投资发展教育,全省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地区间的差异仍然存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010年全国文盲人口比重为4.08%,贵州要高于全国4.66个百分点。从地区差异来看,贵州省9个地、州、市中,2010年与2000年相比文盲人口比重虽然均有所下降,但除贵阳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8个地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毕节地区、安顺市、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的文盲人口比重均在9%以上,高于全省平均8.74%的水平。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整个文盲人口城乡构成来分析,乡村和女性文盲人口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2010年乡村文盲人口占总文盲人口的比重在80%以上,女性文盲人口占总文盲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因此,要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必须加大对乡村和女性的扫盲力度。

表2.8 2000年、2010年贵州省各种学历人口构成及变化

图2-9 2000年、2010年贵州各地、州、市文盲率比较

贵州省人口文化素质的差异,除文盲率指标外,还表现在各种文化程度者的比重方面。全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比重,2000年为7.59%,2005年升至9.05%,2010年为12.87%,同期全国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比重由2000年的14.42%升至2005年的16.72%,2010年达到22.45%。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充分说明近10年来贵州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虽有了一定提高,但与全国水平的差距并没有消除,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虽然在三个年份中,贵州和全国小学文化程度者的比重均呈下降的态势,但贵州所占比重仍较大,2000年、2005年和2010年,贵州分别为43.56%、40.59%和38.99%,全国平均分别为34.89%、31.16%和26.18%,差距呈不断扩大的态势。显然,近10年来贵州人口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地理位置及自身经济基础、政策差异、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低学历人口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贵州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国际上常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文化素质高低的衡量指标。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程度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人均受教育年限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以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各省区市6岁及以上人口的文化程度为基础,可以分别计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贵州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4年,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西藏。

表2.9 201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位次(不含港澳台)

分县域进一步考察,对比2000年、2010年的贵州人口受教育年限的空间分布可见,2000—2010年全省人口教育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特征如下。

人均受教育年限小于7年的县域呈现明显减少趋势。表现为小于6年的县域,由2000年的40个减少到2010年的3个,六七年间的县域由36个减少为27个。

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于7年的县域范围扩大,程度加深,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现为10年间该类县域由13个增至58个。贵阳市的云岩、南明两城区以及遵义市的红花岗区,200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8年,到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9年甚至是10年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受教育年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表现为以7年为界,受教育年限高于7年的地区集中在贵州省北部和中部。其中,8年及以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黔中腹地。与之对应,受教育年限小于7年的地区集中在西部以及东南,如西部的贞丰、望谟、晴隆、纳雍、威宁、赫章以及东南部的从江、榕江、雷山等地区。10年内变化不大,多属于贵州省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也是贵州省今后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的地区。

总之,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近年来,贵州人口文化素质虽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但由于受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绝大多数县域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已经成为制约贵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各部门应端正认识,转变观念,坚持不懈地大力发展教育,并给以必要的政策、资金和人力支持,引导人才合理流动,促进地区的联合,争取人口文化素质达到一个更高水平。

(四)总人口性别比稍高,新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

人口性别比指以女性人口为100时男女人口数之比。对于一个社会的人口状况而言,性别比在其中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是人口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状况的基本因素,与人口再生产、人口的分布和迁移以及包括劳动就业结构在内的其他人口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性别比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1.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

从1990年以来贵州总人口性别比变动情况来看,贵州总人口性别比波动比较明显。1990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7.34,1995年下降为106.59,到2000年又陡然升高至110.78,2005年则又降低为106.14,2010年升高为106.89。总体来说,贵州人口性别比较高,基本在国际正常值上限105的基点附近变动。与全国相比,除2005年性别比略低于全国平均值外,其余各年人口性别比均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人口性别比偏高是值得注意并应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人口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新生婴儿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人口迁移性别比等。一般来说,新生婴儿性别比越高,总人口性别比也会上升。若女性死亡率小于男性死亡率,也将引起性别比的降低。迁移人口性别构成一般男性多于女性,对于净迁出地来说,迁移导致总人口性别比下降,而对净迁入地来说,迁移将导致总人口性别比上升。因此,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发生相应变动。

图2-10 1990—2010年贵州与全国的总人口性别比

2.新生婴儿性别比

新生婴儿性别比(或称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决定人口性别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贵州省新生婴儿性别比在“五普”前属正常范围,“五普”时为107.03,比全国平均值低约10个百分点,失衡程度较全国轻,接近正常。但从2000年以后,新生人口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已超出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值。与全国相较,贵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比全国出现的相对较晚,但发展速度快,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6.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99个比点,在全国居第6位。

图2-11 贵州省1953—2010年主要年份出生人口性别比

新生婴儿性别比偏高,不仅表现在城乡差异上,也突出地表现在孩次性别比上。由于二孩和多孩生育人群具有较强的选择生育性别倾向,因此,随着孩次的上升,其出生婴儿性别比也大幅上升。如表2.10所示,贵州出生性别比城镇和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分孩次看,无论是全省还是各地区,除了性别比均随孩次升高而增高的一般性规律外,2010年城市和镇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已经超出正常水平,分别达到121.71和130.3,比“五普”分别上升了14.98和15.88个比点。这表明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不仅发生在农村,而且已蔓延到城市,不仅在出生的二孩及以上出现,在一孩人群中也已存在。

表2.10 2000年、2010年贵州省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城乡差异

城镇的一孩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应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无疑说明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的严重。2010年,贵州省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3.81%,与“五普”相比,上升了9.85个百分点。同时,城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却分别上升了14.98和15.88。据此间接推断,虽然21世纪以来,随着贵州经济的较快发展,其人口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但偏好男孩的传统生育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至今还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生活在城镇,人们的生育观念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随着B超检测等现代医学检测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性别选择具备了极高的可行性,且易于实现。再加上,一段时期管理上缺乏积极的、有效的、可行的措施,因而使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不仅发生在农村,而且也蔓延到了城镇。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指出的那样:观念文化往往是适应物质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但物质文化的变化往往要快于观念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滞后。偏好男孩作为一种观念文化,它有着自身的文化惰性,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同步的变化,而是表现出一种滞后性。

分地区观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流动、计划生育的完成情况以及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生育政策不同,贵州各地出生性别比差异也比较明显。2000年到2010年,全省9个地州市出生性别比均程度不同地偏离国际正常值上限,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其中,增长幅度较小的为贵阳市和铜仁地区,10年间分别增长了5.59和2.39个比值,增长幅度最大的三个地区为毕节、黔西南州和安顺,分别增长了34.18、33.85和24.39个比值。其余各地州市波动幅度略有差别。出生性别比处于高位值的有黔东南州和铜仁,2000年、2010年这两个地区出生性别比均在120以上变动,其次为贵阳、六盘水和黔南州,三个地区出生性别比都在113以上变动,而2000年遵义、安顺、黔西南州和毕节4地的出生性别比尚处于正常状态,到2010年则呈现出严重失衡状态,超过120。总体而言,2000年到2010年,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均远高于国际正常值上限,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图2-12 2000年、2010年贵州省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

一般来说,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人口过程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贵州省自然与人文环境复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有别,民族文化多元多样等实际情况,决定了其引发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难以划一。但就总体而言,即男性偏好对出生性别比偏高具有决定作用。决定和强化男性偏好的是特殊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及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现实等根本原因。男性偏好受少数民族历史、人口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和强化,最终以性别鉴定、溺弃女婴和瞒报漏报等直接干预手段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毋庸置疑,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无疑将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后果。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已经或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婚姻挤压问题,影响家庭的稳定,影响人口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要改变它,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男女平等的生育文化作为替代,而这种新生育文化的形成仅靠单方面的短期努力是难以奏效的。只有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从社会、经济及政策等多方面共同制定长期措施,并坚持不懈地加以落实,才有可能逐渐弱化性别偏好问题。

(五)人口城镇化率低,区域差异大

城镇化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贵州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3.87%上升到2010年的33.81%。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896.49×104人上升到2010年的1176.25×104人。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期、加速期和平稳期。

图2-13 2000年—2010年贵州人口城镇化率与全国比较

当一个区域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0%左右时,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0%时,城市化水平曲线趋于平稳,进入平稳期。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贵州将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基础比较低,与全国相比,目前城镇化水平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贵州城镇化水平为23.96%,在全国排名中处于第27位,2005年贵州为26.87%,全国为42.99%,贵州在全国排名位次下降到第31位。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达为49.68%,贵州城镇化水平是33.81%,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5.87个百分点,贵州省仅相当于全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从空间来考察,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差别,贵州省不同区域人口城镇化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首先,从各地区来看,2010年,贵州省城镇化水平排在全省前3位的地区的情况是:贵阳市城镇人口为294.63×104人,占全省城镇人口总量的25.08%,城镇化率为68.13%;遵义市城镇化率为35.02%;安顺市城镇化率为30.04%。其余6个地区城镇化水平均在30%以下。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相比,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幅度最大的是毕节地区,提高了13.59个百分点;其次是遵义市,提高了12.07个百分点;贵阳市提高了6.96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最慢的是安顺市,仅提高4.16个百分点。

表2.11 贵州省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对比/%

其次,从县域空间来考察,在全省86个县级单位中,人口城镇化水平处于高位的区域主要是贵阳、六盘水和遵义的中心城区,包括南明、云岩、白云、观山湖、钟山和红花岗区,共计6个行政区,仅占全省县域总数的7%左右。这些地区自然、区位条件优越,经济综合实力较强,人口稠密,人口城镇化水平都在60%以上,在区域发展中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城镇化水平介于30%~60%的地区,2000年有11个,到2010年增加到21个。这些地区资源环境条件较好,空间承载力较高,开发历史较长,交通发展比较领先,是贵州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具有发展城市群的良好条件。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以贵阳城市圈为中心,以六盘水、遵义等城市为骨干,以凯里、兴义、都匀、铜仁、毕节等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县域为支干,众多县域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除上述县(区)外,其他县(区)城镇化水平均在30%以下。其中,2000年所含县域有70个,2010年减少为60个。尽管10年来这类县域数量有了较大程度的减少,但在全省县域中的比重仍然超过60%。这些县(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同时又远离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受其辐射带动作用小,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可见,贵州省各县(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矛盾突出,制约了全省城市化的进程。怎样提高城镇化水平将成为贵州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和重要目标。

二、民族

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全国56个民族中,除乌孜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外,其他各民族在贵州均有分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255×104人,占36.11%,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减少了79×104人,比重下降2.24%。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外出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比重较高。在出省的719×104人口中,少数民族有326×104人。从历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情况看,前五次都是连续增加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达到峰值,为1334×104人。从两次普查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来看,以1964~1982年“二普”至“三普”间增速最高,年均增长率为5.75%。

按少数民族人口总量排序,贵州在全国居第四位,比2000年下降1位;按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少排序,全省1255×104少数民族人口依次分布在黔东南、铜仁、黔南、毕节、黔西南、安顺、六盘水、贵阳和遵义。其中,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中,人口超过10万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白族、回族9个民族。

图2-14 贵州省历次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比较

三、文化特征

(一)文化特征

1.文化的多元性

贵州是多民族融合的省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各有不同,既包括本地民族文化,也有各民族迁入过程中带来的民族文化,既有原始宗教文化,也有随移民迁入带来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既有贵州传统的黔文化,又吸收了巴蜀文化、滇文化。这些文化进入贵州之后,既保留了民族文化迁出地的特征,又发展演绎出许多与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相关联的新文化,演变成当地各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形成了贵州文化的多元性。

2.文化的封闭性

贵州省偏居我国西南,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新中国成立以前,因躲避战乱和政策性强制迁移,由外省迁入本省的民族,多以集团性迁入为主。民族自身凝聚力强,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感高,对外来文化有抵制思想,这些在主观上造成了文化的封闭性。另外,贵州省封闭的地形,在客观上保护了本地民族免受外界干扰的同时,也造成了本地文化的封闭性。

3.文化的山地性

贵州文化的分布和产生受到地形特点影响较深。贵州多山,没有平原,群众生产生活中为适应环境,逐渐形成了山地地区特有的风格。例如,贵州的少数民族中有许多祭山、祭树等文化活动,具有典型的山地特色。

(二)重要节日

贵州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贵州民族节日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贵州民族节日堪称全国之最。据统计,贵州各少数民族一年中的节日、集会共计1046次。全省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节日有苗族的苗年、姊妹节、四月八、吃新节、龙舟节;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侗族的斗牛节、林王节;彝族的彝年、火把节、赛马节;水族的端节、卯节;仡佬族的祭山、吃新节;瑶族的盘王节等,这些民族节日民族风情浓郁,文化内涵丰富,除本民族群众参与外,往往还吸引相邻的其他民族的群众参加。每逢节日来临,少数民族同胞穿上节日的盛装,举行唱歌、跳舞、吹芦笙、上刀梯、击铜鼓、斗牛、斗鸟、赛马、摔跤、赛龙舟、舞龙灯、演地戏等活动。其场面之盛大,气氛之热烈,情景之感人,让人流连忘返。

(三)民间音乐

贵州省内的傩戏,被学术界、艺术界誉为“中国原始文化的活化石”、“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中国戏剧文化的活化石”。贵州傩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学科的学术、审美价值。傩戏具有民族多、品种多、层次多、分布广、保存完整等特点。其代表包括威宁彝族傩戏“撮泰吉”、黔东北傩戏、安顺地戏。

“贵州花灯”是流行于贵州省汉族地区及部分汉族群众与少数民族群众杂居地区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和略具雏形的戏剧表演艺术形式。贵州花灯一般在春节期间演出,人们称它为“贺灯”。也有一些地区唱花灯是为了“还愿酬神”,所以又叫“愿灯”,有时演出也延长至农历二月。2009年年底,贵州花灯剧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侗戏是侗族文化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贵州侗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汉族地方剧种的影响。对其影响较大的剧种有贵州的花灯戏、湖南的花鼓戏、广西的桂戏和彩调。侗族人民逢年过节等都离不开侗戏表演。侗戏演出非常讲究,程序很严格,一般分为“踩台”、“闹台”、“开台”、“正场戏”、“扫台”、“谢幕”6个程序。

布依戏又名“谷艺”(布依语),形成于清朝乾隆年间,是贵州最早形成的少数民族戏剧。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册亨、兴义、安龙等地。它集中展示了布依族音乐、舞蹈、服饰、文学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因其民族性、娱乐性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黔剧是贵州地方戏曲,曾名文琴戏,流传于贵阳、毕节、安顺、铜仁、遵义、黔西南等地,是在贵州说唱曲种“贵州扬琴”的基础上,吸收“贵州梆子”(亦称“本地戏”)等姊妹艺术的养分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地方戏曲剧种。

(四)民族歌曲

苗族飞歌是苗族歌曲的一种,高亢、豪迈、奔放、明快,唱时声震山谷,有强烈的感染力。多用在喜庆、迎送等大众场合,见物起兴,现编现唱。歌词内容以颂扬、感谢、鼓动一类为主,过苗年、划龙舟等节日喜庆活动,一般都要唱飞歌。

侗族大歌是我国侗族地区由民间歌队演唱的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侗族大歌以“众低独高”、复调式多声部合唱为主要的演唱方式。侗族大歌可按性别和年龄分为“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2009年9月28日,由贵州省文化厅、黎平县政府申报的项目《贵州侗族大歌》成功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五)民间工艺

贵州民族织锦用土机进行手工数纱挑织。它分素锦和彩锦两大类。素锦多以黑白为基调,属通经通纬织造。彩锦的织造工艺较素锦要复杂得多。贵州民族织锦多属几何图案,其取材主要来源于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花鸟虫鱼等。

贵州蜡染以素雅的色调、优美的纹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贵州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贵州蜡染具有较为原始的工艺形态,如用动物血液、杨梅汁等直接填红,用稻草灰混合锅烟煮染等。有的工艺更加精湛,如黄平、安顺等地区的苗族彩色蜡染,黔南、黔西南地区布依族的扎染等,其色调之调和、图案之精美,令人惊叹不已。贵州蜡染艺术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是一项极富特色的中国民族艺术。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刺绣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中以苗族刺绣最为典型,图案多取材于自然景物,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苗绣”是苗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用针线代笔,记录历史和生活,反映苗族人民的心理状态和审美观念。苗族刺绣世代相传,针法有平绣、补花辫绣、锁丝绣、数纱绣、破丝绣、堆花等十余种,运用时或以一法为主,或多种兼用。

银饰在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族群众的生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是女性盛装中不可缺少的饰件。其中,苗族的银饰最为考究,其中黔东南地区苗族银饰式样最多。

(六)民族民间文学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民间文学非常丰富。从分类学理论看,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具有全国分类学理论的各种类型,具体为民族民间神话、民族民间传说、民族民间故事、民族民间古歌和史诗、民族民间叙事诗、民族民间歌谣六大类。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较早产生的类型是神话和古歌。

(七)饮食文化

贵州食物品种丰富,虽然人们都喜食大米,但由于物质条件所致,往往是米麦杂粮皆有,不完全符合“南人食米”的规律。首先从粮食的产量来看,稻米与杂粮的比例大体相当,一般来说,坝区以米麦为主,山区以杂粮居多,城镇多食大米,农村则根据经济状况而有区别。例如,遵义地区大米较多,而毕节地区多以玉米、马铃薯为主。

贵州气候炎热潮湿,肉很容易变质,经过若干尝试,人们找到了一种妥善的处理办法,就是“烟熏”。将肉剁成大块,悬挂在火塘之上,利用柴火的烟熏,将肉烘干,并添加保护层,为了使肉色香味俱佳,有意用松、柏一类有芳香味的植物作燃料熏烘,称为腊肉。

贵州人普遍喜欢糯食,犹如北方人喜欢面食一样,能用糯米做成各式各样的食品,不但平时经常食用,逢年过节更是家家必备。喜庆的日子用糯米食品款待客人,或者用来馈赠亲友,已成为一种特别的习俗。有人把它称之为“糯米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围绕着糯米这一主题,形成了糯米栽培、糯米食品制作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风俗习惯,许多社交活动都离不开糯米。糯米做成的食品种类很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糯食体系,把它们归纳起来,大致有糯米饭、糍粑、粽子、米花、糯米酿酒等系列。在民族节日中,糯米文化与祭祀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以糯米食品供奉祖先。

(八)茶文化

早在隋唐时期,贵州的茶叶就已通过交通干道,与邻近地区进行贸易。目前,贵州名茶有余庆苦丁茶、绥阳金银花茶、湄潭翠芽、遵义毛峰、贵定云雾茶、凤冈锌硒绿茶及都匀毛尖等。

贵州农村普遍饮用苦丁茶或高树茶,叶片硕大,形状粗糙,味苦涩而回甜,最能解暑和消除疲劳。黔西北地区有一种“罐罐茶”,用一只特制的小砂罐放在火上,倒入茶叶烘烤,直至茶叶发出香味,才将清水加入,置于文火中煨开,喝起来别有一种滋味。侗族、土家族的“油茶”以茶油加茶叶、糯米同炒,待糯米焦黄即加清水煎熬,然后把糯米粑、炒米花、炸黄豆、花生、核桃仁、蒜汁、肉末等置于碗中,冲入熬好的茶汤,一日三餐必饮,也是待客的佳品。

(九)建筑特色

贵州属于山地地形,各族人民因地制宜建造出造型各异的山地建筑,堪称“山地建筑博物馆”。

吊脚楼依山而建,后半边靠岩着地,前半边以木柱支撑,楼屋用当地盛产的木材建成。木柱木墙木楼板。木楼都建于数米高的石堡坎上,房架高6~7m,为歇山顶穿斗挑梁木架干栏式,青瓦或杉木皮盖顶。楼分三层,二三楼和前檐用挑梁伸出屋基外坎,形成悬空吊脚。

叉叉房的建筑非常简单、容易,适合于迁徙的生活。“叉叉房”是刀耕火种的必然产物,大凡“赶山吃饭”的民族,大都使用这种房子。

贵州较寒冷的山区,不太适合通风很好的干栏式竹木建筑,需要保暖条件好的由黏土筑墙而成的土墙房。适应山区耕地分散的特点,土墙房常呈现出“山一家,水一家”的状态。

鼓楼是侗寨社会、文化、政治的中心。几乎每个较大的村寨都建有鼓楼,鼓楼整体用杉木构成,结构奇巧,造型美观。鼓楼平面多为八角形,立面为十一或十三重檐,上部楼顶呈六角或八角攒尖形,顶端是连串葫芦形铁尖,象征着崇高与权威。四周木格和木雕工艺复杂精巧,形式多样,建造巧妙而富有美感。中部的层层叠楼为鼓楼的主体部分,一般为六角,也有四角或八角,突出的翼角上多饰有兽头。楼下部是全寨人议事、休息和社交的场所,楼内雕梁画栋,图案精美。

风雨桥又名花桥,建在村前寨后溪流之上,除了可以供行人往来,还能让行人经过时在此歇息小憩和暂避风雨。花桥以两条桥廊将几座桥楼连接为一体,桥楼翼角饰有套兽,楼廊顶脊装饰各色飞禽,楼内绘有各种图案。桥廊两侧有梳齿形栏杆和长凳,构造精巧,风格独特。无论从造型艺术还是建筑风格来看,风雨桥都具有独创性,在我国桥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