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象学以先验还原作为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操作方法，这不仅因为现象学特有的问题性只有在还原所揭示的先验的起源维度上才能形成，而且因为只有遵循先验还原所保持的那种彻底追问起源维度的方向，现象学特有的问题性才能在先验的维度上充分展开。
我们已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先验还原和现象学的构造问题性及其内在关联。通过对先验构造的问题性的勾勒，我们根据其系统发展的线索揭示了整个先验现象学的枢纽概念：构造性的先天。这样，还原所揭示的相关性先天论题就在存在者状态上的先天、构造性的先天和发生性的先天这三者内在的递进关联中凸显出来。至此，作为先验现象学之哲学旨归的先验观念论似已呼之欲出。但事实上，问题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仿佛随即就能有一个明确的决断。
作为从构造上对于世界的观念性的系统阐明，先验现象学观念论本质上是一门构造性的观念论。它试图通过回溯其构造性的起源达到对世界之存在意义的最终澄清。因此，先验现象学观念论之本质的最终确定取决于对构造概念之含义的本质把握，而这只有在相关性先天论题的具体展开过程中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具体澄清了存在者状态上的先天、构造性的先天和发生性的先天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具体澄清了构造性的先天与发生性的先天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二者各自的问题性，我们才能获得构造概念的内涵的本质规定。胡塞尔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摇摆”和不确定及其后期在发生现象学问题域中所遭遇的难题，要求我们对此保持审慎的态度。斯特洛克曾明确提请人们注意：“只有当胡塞尔启动了发生现象学并持续地实行发生性的构造性分析，才能在现象学上适当地澄清先验构造这个关键概念，而只有借助这个关键概念，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胡塞尔的先验哲学的立场。”[1]因此，只有在先验构造的问题性的具体展开中澄清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之间内在的系统关联，只有最终澄清发生现象学的问题性，我们才能对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本质形态做出明确的决断。
在《危机》中，相关性先天的论题及其与构造性的先天的关联得到了明确的表达。第41节，胡塞尔在“生活世界”的标题下重复了其在此之前一以贯之的关于先验还原之基本意图的主导思想：“我们作为以新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的人，在实行悬搁时将悬搁当作从并非偶然地而是本质地发生在前的自然的人的存在之态度中转变出来，也就是从那种就其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科学中的整个历史性而言从来没有被打断过的态度中转变出来。”（VI，154）通过这种态度转变，我们就从自然态度的那种最隐蔽的、最强有力的和最普遍的内在束缚性中挣脱出来，亦即从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性中挣脱出来。借此，“世界本身与对世界的意识之间的、自身绝对封闭和绝对独立的普遍的相关性，就被发现了”（VI，154）。
从最广义上理解，这种“普遍的相关性”是指在一切种类的存在者或意义与构造着意义和存在有效性的意识之间的绝对相关性。普遍的相关性论题的凸显表明了现象学还原的基本意图：不是消除世界本身，而是消除关于世界的绝对化解释；不是世界本身独自成为论题，而是世界本身与世界的被给予方式之间的普遍的相关性成为论题。从先验构造的角度看，普遍的相关性论题还表明，世界意识本质上是指成就着世界有效性的主体性的意识生活。因此，作为广义上的先验主体性概念，这种构造性的意识生活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绝对，亦即那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存在大全。在此广义的先验主体性中，一方是作为被构造物的世界现象或世界有效性，另一方则是狭义的先验主体性，即先验意识生活本身。按此理解，“在哲学家超出他的自然的存在并超出自然的世界以后，并没有从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客观真理中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没有从他的世界生活的精神获得物中以及整个历史的共同体生活的精神获得物中失去任何东西”（VI，155）。这表明，通过现象学还原，我们并未失去任何东西，而只是放弃了自然态度的提问方式。而在放弃的同时，我们赢得了一种新的提问方式。
现在，我们不再坚持在现存世界的基础上提出关于诸如存在与非存在、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经验与先验等的对立问题。通过追问普遍的构造性的先天，我们超出现存世界观念的束缚，就世界本身的起源发问，并且可以此为引导线索进一步探究世界的发生性起源。关于普遍的构造性的先天，胡塞尔在《危机》第46节中说：“通常，我们觉察不到所有这些‘属于’事物的呈现方式的主观之物，而通过反思我们惊异地发现，这里存在着诸本质相关性。这些本质相关性是一个继续延伸着的、普遍的先天的成分。在此呈现出极其奇特的‘蕴含’（Implikation），而且完全可以以直接描述的方式揭示。”[2]（VI，162）这意味着，任何个别的对象意识都在自身中蕴含着一个完整的视域，其中存在着所有非现实的但却一同起作用的显现方式和有效性综合。如果没有这一视域所蕴含的显现的多样性，就不会有任何事物、任何经验的世界被给予我们。这个完整的视域为一条无限延伸着的经验结构所贯穿，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一经验结构的本质规则性，亦即“普遍的构造性的先天”。
因此，现象学还原所揭示的相关性先天论题本质上就成了关于普遍的构造性的先天的探究。但是，胡塞尔指出：“我们随即会面临具体展开这种相关性先天的重重困难。这种相关性先天只能以展开视域的方式得到相对的揭示。在展开视域的过程中，人们随即会注意到诸种令人察觉不到的束缚和许多变得不明显的视域，这促使人们去探询新的相关性。这些新的相关性与业已显露出来的相关性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VI，162）这里显然包含两层相关性：其一是指行为意向性与视域意向性之间的相关性；其二是指意向体验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亦即芬克在关于无意识问题的讨论中所说的意识与生活之间的内在相关性。[3]在芬克看来，“意识的领域，观念论哲学的领域，归根到底是‘生活’的一种派生的方面”（VI，474），因为“行为意向性和能够轻易揭示的视域意向性，全都溯源于深层的构造性的功能活动”（VI，515）。[4]在《几何学的起源》一文中，胡塞尔将这种深层结构称为“历史性视域”。他认为，无论包含在这种历史视域中的意义多么隐蔽，无论它怎样只是单纯潜在地一同被意指，它仍然具有被说明、解释和澄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历史性视域具有自己的本质结构，这种本质结构可以通过有条理的询问揭示出来”（VI，378）。
胡塞尔和芬克关于这两层相关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表明，这里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层次，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结构和两种不同的先天。但是，这两种不同的问题层次、不同的视域结构和不同的先天之间又存在内在关联。一方面，就它们的区别来看，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其一，单纯就行为意向性与视域意向性的相关性而言，或者说单纯就意向体验的现实性与潜在性的相关性而言，它是指当下行为所属的那个蕴含所有可能经验的多样性、无限的经验结构或系统，可以被称为“共时性视域”或“空间性视域”，这对应着构造性的先天，就问题层次而言，涉及的是静态的构造的问题性。其二，就意向体验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相关性而言，它是指当下意向体验的“历史性视域”或“时间性视域”，对应着发生性的先天，涉及的是发生性的构造的问题性。另一方面，就它们的内在关联来看，前一种视域结构——“共时性视域”或“空间性视域”——是作为单个意向行为之构造成就的条件在起作用，尽管构造性分析和意向展显可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可能经验的多样性，但是，这种意向性视域本身并未成为论题，它只是通过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本质规则，亦即构造性的先天规定着某种对象类型的构造。而后一种视域——“历史性视域”或“时间性视域”——观念的凸显，使得前一种视域成为论题。相应地，我们现在可以探究在这种构造性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构造性的先天本身的构造。这种构造性的先天本身的构造也具有本质规则性，亦即“发生性的先天”。对此，胡塞尔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中说道：“借助属于所有对象性区域的构造问题，我们在这里开启了巨大的、先天的和主观的研究领域，因此，已经可以预见，这样的研究领域必然能够进一步扩展，进而超出最初由这种方法分析所揭示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如果所有事实性的主观之物都具有其在时间上内在的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期待这种发生也具有其先天。”（XVII，256-257）胡塞尔将探讨这两种不同的先天的问题性明确区分开来，并把前者看作后者的引导线索，把后者看作对前者之构造的问题性的深化。胡塞尔称前者为静态的构造的现象学，称后者为发生性的构造的现象学，这二者共同构成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完整形态。
[1] Str?ker，E.：Husserls Transzendental Ph?nomen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87，S.11.
[2] 黑体部分是笔者所做的强调。
[3] 参见芬克为《危机》所加的关于“无意识”问题的附言，此附言被《危机》编者比梅尔编入《危机》附录XXI（VI，473-475）。
[4] 参见芬克为《危机》后续部分写的提纲，此提纲被《危机》编者比梅尔编入《危机》附录XXIX（VI，514-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