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发生无疑是先验现象学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事实上，在胡塞尔那里，它也是最缺乏规定的概念之一。诚然，我们现在可以在“被动综合”的标题下获得关于它的整卷的讨论，但是，诚如霍伦斯坦所言，《分析》中关于被动发生的讨论与其说是一种系统的论述，倒不如说是一种例示性说明。[3]尽管如此，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在胡塞尔所给出的一系列概念对照中单纯就其概念内涵做出确切的规定。例如，自发性与被动性、意识的现时性与非现时性的对照（IV，11-13），原感性与智性权能（intellectus agens）的对照（IV，275-280，332-336），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对照（XXXI，3-4）[4]，以及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的对照（I，111-113），等等。
但是，对于规定被动发生概念具有首要意义的是将现象学的被动性概念与传统的接受性概念区分开来。这涉及对接受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传统哲学通常把被动性看成感性的接受性同义语，亦即感官接受外界材料刺激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知性的自发性相对。例如，康德就认为：“就表象而言，我的心灵要么是行动着的，因而显示出权能（facultas），要么是经受着的，处于接受性（receptivitas）之中……就心灵处于经受状态而言，使主体受到触发——可以是主体自己触发自己，也可以是被一个对象触发——的那些表象属于感性的认识权能；而那些包含一个单纯的活动（思维）的表象则属于智性的认识权能。前者也被称为低级的认识权能，而后者被称为高级的认识权能。前者具有诸感觉之感受力的被动性特征，后者具有统觉的自发性特征，亦即构成思维的行为的纯粹意识的自发性特征。”[5]显然，这种建立在感性与知性传统对立之上的被动性概念有这样两个特征：其一，存在一个单纯刺激性的材料，它触发感官产生感性表象；其二，它是感性的一种被触发状态，意识在此阶段业已采取某种主动的姿态，尽管尚未达到知性的自发性层次。与此相对，胡塞尔明确将被动性与接受性区分开来。接受性被规定为一种最原始的自我性的活动，亦即自我注意地朝向触发者的活动。被动性则是一种无自我参与的综合活动：“就处于被动性层次的精神生活而言，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人格性（Personalit?t）的前提。单纯的接受性，亦即每一个重又从自我中心发出的‘我注意，我把握，我观察’业已以此为前提：这个被把握者以前已经以未被把握的方式存在于把握性自我的意识领域中，并且对这个自我实行一个触发，一个刺激，使自我注意地朝向它。因此，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注意性的经验之先业已存在一个非注意性的经验，这个非注意性的经验带有先于任何自我参与的、一致性的也可能是不一致性的综合。”（IX，131）
在传统哲学的立场看，综合是知性之自发性的成就，与感性的接受性具有本质的区别。谈论“无自我参与的综合活动”或“被动综合”，无疑是说存在一种被动的主动性活动，因而是一种悖论性的说法。胡塞尔本人显然已经意识到它这种表述上的悖谬性：“就其并不涉及自我和自我行为而言……这种描述存在着危险……由于缺乏可用的语词，我们在这里诉诸被动的、被动的意向。”（XI，76）但是，这种表述上的疑难恰恰表明胡塞尔试图超出传统哲学在综合概念上的狭隘理解。问题是，胡塞尔必须对这种“被动综合”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既然它是一种先于任何自我参与的综合，那么这种综合的主体是谁？这种综合的主体与作为行为发射中心的自我及其行为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中？这里显示出胡塞尔与康德哲学的奇特关联。尽管他不同意康德对被动性概念的理解，但是，其关于被动综合的思考却试图在康德“生产性想象力的综合”的学说中寻求思想的支援：“在此，历史的兴趣使我们想到康德的天才洞见，亦即在其深邃但却不明晰的、关于生产性想象力的综合的学说中——特别是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先验演绎中——所表达的洞见。当康德在其伟大的著作中谈论分析的综合时，他指的是那种在明确的概念和判断的形式中发展的认识。在他看来，这种认识回溯到一种生产性综合。而按照我们的观点，这种生产性综合恰恰是我们称之为被动构造的东西，恰恰是可为我们的现象学方法所揭示的、被动意识的那种持续向高级发展的意向性的协作。”（XI，276）
显然，胡塞尔诉诸康德的想象力概念旨在克服感性与知性的传统对立，以便为“综合”“构造”概念的扩展开辟道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想象力与知性之间关系的规定存在第一版与第二版的区别。在第一版中，想象力似乎是一种与知性相对的独立的权能；而在第二版中，想象力被看作知性的一种功能。[6]与这种区别相对应，胡塞尔似乎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分别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在《分析》中，他显然倾向于第一版。前引业已表明，他所强调的是想象力的生产性综合对于知性综合的基础地位。在《危机》中，他则突出了第二版中关于想象力作为知性的功能的洞见，并誉之为康德的伟大发现：“知性的双重功能的本性，一种是以明确的自身思义的方式展示在规范性的规则中的知性，另一种是隐蔽地起作用的知性，亦即作为构造已固定生成的和继续流动地生成的‘直观的周围世界’这种意义形态而起作用的知性。”（VI，106）换句话说，前一种知性功能是指统觉之自发性的综合；后一种则是指想象力之生产性的综合，它“不断地将感性素材合理化，总以这种合理化的方式拥有感性素材”（VI，97）。但是，胡塞尔对《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不同的强调本质上不同于康德在想象力与知性关系规定方面的不确定性。与他对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区分相关，胡塞尔援引康德想象力概念的动机有二。其一是确立两种不同的意识综合形态或意向性形态，亦即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或主动的意向性与被动的意向性；其二是试图借助想象力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特殊地位，亦即在感性与知性之间的联结作用，使他关于被动性与主动性区分的学说克服感性与知性的传统对立。因此，尽管胡塞尔在其关于被动综合的思考中历史性地回溯到康德，但是，二者的理论出发点，亦即关于感性与知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却迥异其趣。[7]诉诸康德想象力概念仅仅表明了胡塞尔思义被动综合问题的方向。
鉴于接受性概念所负载的传统认识论问题性，胡塞尔通过与接受性概念的区分而对被动性概念所做的超出感性与知性之传统的对立的理解必然面临新的现象学问题。首先，对作为接受性的被动性概念的消解迫使胡塞尔必须站在发生性的立场上重新接过传统哲学的那个接受性材料或绝对的刺激性内容的问题。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中，胡塞尔试图以能否实行一种意义给予功能为标准为最普遍的思维领域划界。他似乎认为，并非所有的意识体验都具有这种意义给予的功能：“原初的被动性的体验——功能性的联想，原初的时间意识，亦即内在的时间性的构造在其中得以进行的意识体验等——不能实行意义给予。”（XVII，29）只有设定行为类型的意识体验及其变式——第二性的被动性，如作为灵感而被动地浮现的判断——才具有这样的功能。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现象学不仅重又折回到那种作为接受性的被动性的立场上，以至于无法突破感性与知性的传统对立，而且也难以厘定发生性的构造与静态的构造之间的分界。事实上，胡塞尔在那里并未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通过三点质疑对问题进行了悬置。在《分析》中，胡塞尔明确地将这种意义给予的功能赋予了原初的被动性。对此，他说道：“在被动性领域——它为一切主动性确立了奠基性的基础，我们已经具有明见性及其相关项的前层次……在被动的意识中，它被动地进行着极其多样的、内在和超越的意义给予，并且组织成为广泛的意义形态和存在形态，如体验流的内在统一性，而就超越而言，则如具有其普遍形式的世界统一性。”（XI，275-276）[8]这表明，被动综合的构造物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质性——它作为被动的接受性材料，只有通过某个立义行为才能获得意义——而是从一开始就富含意义的。
其次，胡塞尔必须对被动综合的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前述业已表明，被动综合本质上是指一种“无自我参与”的意识过程。这意味着，在这种意识过程中，自我不在场，或者作为旁观者并未参与其中。但是，任何综合活动都诉诸某个实行者，既然被动综合的实行者不是自我及其行为，则必须另行给出某种综合的主体。胡塞尔对此问题的解决与其人格自我或具体自我的观念相应。在《观念II》中，胡塞尔从人格自我发展的角度将其区分为高低两个层次，亦即“双重的主体性”。其中他称处于上层的主体性为“特定精神性的主体性”“智性主体的层次”，包括所有真正的理性行为，称处于底层的主体性为“感性”“隐蔽的理性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胡塞尔又进一步区分出“原感性”和“第二性的感性”。“原感性”即所谓的“精神的自然方面”“体验的基础”，亦被称为“无精神的感性”，包括“低级的感受生活（Gefühlsleben），本欲生活，也许还包括注意力的功能”。这些自然因素不仅是“通向特定的自我存在（Ichsein）和自我生活（Ichleben）的桥梁”，而且是“显现的世界或显现客体之构造……一切单纯的现存性（Vorfindlichkeiten）之构造的场所”（IV，279）。“第二性的感性”则是指以前主动性在被动性中的变体，即主体所获得的习性，亦被称为“智性的或精神的感性”。显然，这种“双重的主体性”的区分与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之间的区分相应。一方面是作为主动综合之主体的“特定精神性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被动综合之主体的“原感性”或“第二性的感性”。
最后，诚如胡塞尔本人所言，“智性主体”与“感性”之间的区分似乎重新回到了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传统对立上。因此，为了在现象学上获得这种区分的合法性，他必须就“感性”与“智性主体”之间的关系做出本质的澄清。事实上，胡塞尔对此观点明确。其一，就“第二性的感性”而言，它本身是智性主体的成就的积淀，是其在被动性中的变式。因此，这里存在的只是知性或理性之现时性与非现时性之间的区别，而没有感性与知性的本质差异。其二，就“原感性”而言，尽管“它与注意性的自我、把握性的自我和执态性的自我本身无关”（IV，280），但是，胡塞尔并未从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传统对立的立场出发将其看成一种单纯接受刺激的感受性，而是强调它与执态主体的统一性：“这个心灵是‘我的’，它‘属于’我的自我主体，并且与自我主体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这个自然（‘我的自然’）是低级的心灵层次，但它也延伸进执态的领域：执态的自我依赖于这个基础，只要我想在我的执态中获得动机引发，我就必须具有动机引发性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处于联想的关联中并服从联想的心境（Disposition）的规则。”（IV，280）
与“具体自我”或“人格自我”的观念相应，无论是“第二性的感性”“原感性”，还是“智性主体”，它们都被看作自我的一种权能，自我就是由各种权能构成的权能性系统。就此而言，“原感性”就是自我的“原具有”（Urhabe）、“原权能”，而“第二性的感性”就是自我的“习性具有”“习性权能”，它们同属于自我及其意识生活统一性。与此相应的是“先验自我”概念的扩展。“这种‘感性的’、在感性中完成的构形（Formung）完全源于主体性而与那种从外面被给予的材料（这是指最终的材料）相对。但是，这种主体性恰恰不是从前意义上的自我，这种主观地完成的构形并非出自纯粹的自我，亦即借助它的行动着的成就。”[9]相应地，我们能看到，“先验生活”概念在胡塞尔后期愈益成为先验现象学的核心概念。被动综合的载体就是原流动着的生活，行为自我就源于这种原流动着的生活。在胡塞尔看来，自我的这种原流动着的生活已经具有某种意识的特征：“在被动性的领域……我们具有一个意向性的原领域（Ursph?re），一个非本真的意向性领域，因为谈不上自我所具有的那种真正的‘对……的意向’；但那里已经具有‘对……的表象’和统觉。”（IV，335）因此，整个意识生活就是一个从最低级的被动性向高级的主动性无限发展的目的论过程。
至此，我们的分析不仅表明“感性”与“智性主体”在现象学上区分的相对性，而且也显示出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之间区分的相对性。例如，在《观念II》第61节中，胡塞尔认为，在主动性的领域必须区分两种意向性：单纯意识的意向性或表象行为的意向性与执态的意向性。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前者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注意的样式与非注意的样式。但是，在稍后关于被动性领域的层次划分中，胡塞尔似乎认为注意的功能也应属于被动性。在《主动综合分析》中，胡塞尔也表达了类似的不确定性：“对自我的主动成就的研究……借助于注意的朝向及其派生物而得以进行。注意行为似乎是通向主动性的桥梁，或是主动性之准备性的开端，而对于主动性的进展来说，注意行为是一种持续的意识实行样式。”（XXXI，4）在《经验与判断》中，他通过对“作为主动把握中的被动性的‘仍保持在手’”现象的分析认识到：“在主动性之先不仅存在这样一种被动性，亦即原初构造性的但只是前构造性的时间流的被动性，而且存在一种建立在它之上的、真正对象化的被动性，亦即使对象论题化和共论题化的被动性。这种被动性不是作为基础而是作为行为属于行为的，是一种主动性中的被动性。”（EU，119）
事实上，这种“主动性中的被动性”特征业已在“被动综合”“被动的意向”这些看似悖论性的表述中表露无遗。一方面，这种综合活动或意向的产物不是无，它也是某种主观的构造物。例如，本欲意向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象性的构造物。另一方面，这种被动的构造并不是源于主动的自我。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对于作为“无自我参与”的被动综合，我们只能做一种相对的理解。相应地，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之间的区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根据自我参与的不同等级性做出具体的分析。此外，根据胡塞尔的观点，主动综合与被动综合之间区分的相对性还体现在对被动综合的澄清方面。对此，在《主动综合分析》中，胡塞尔明确指出：“只有当我们已经看到现成的和主动的被构造物，才能谈论这种低层次，而如果我们不考虑主动性的话，那么这种低层次暂时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本质上仍未得到规定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只有通过后续对于高层次的研究才能完全理解其成就。”（XXXI，3）这表明，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的区分本质上仅仅是认知经验的内在区分，我们只有从主动性成就出发，并且通过对主动性成就的抽象，才能达到对被动性经验层次的反思性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