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的哲学运动，现象学肇始于胡塞尔于1900年至1901年发表的两卷本《逻辑研究》。因此，现象学运动是伴随着20世纪的曙光来临的，而且与整个20世纪同行。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之一，现象学的创立者胡塞尔对哲学的首要贡献是对意向性概念的发展。他拒绝洛克将“心灵”解释为来自自然的内空间的观点，拒绝接受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也拒绝将哲学的任务看作确保我们的概念和理论是对世界不同程度的反映。在他那里，意识的意向性超出感觉素材而指向世界中的事物，它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性，是我们存在的超越方式。因此，意向性概念以内在—超越的区分破除了传统哲学内与外、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这不仅从认识论上根本解决了康德的疑难，而且避免了黑格尔关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的辩证法的思辨。
与对意识的意向性的理解上的突破相关，胡塞尔的现象学成就还在于，在“回到‘实事本身’”的精神感召下所确立的哲学探问方式和问题提法。将一切概念都回溯到原初的经验以获得其本真的意义这一致思方向，显然撼动了传统哲学执持于经验与理性、感性与知性之间僵固二分的迷局。本质直观这一核心概念恰恰为经验与理性、感性与知性的统一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现象学突破被公认为对近代哲学传统范式的转换，开创了20世纪延续至今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新局面。
伴随着《观念I》、《危机》、《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舍勒）、《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存在与虚无》（萨特）、《知觉现象学》（梅洛-庞蒂）、《总体与无限》（列维纳斯）等一系列现象学经典著作的出版，现象学的影响日益深入而广泛，普遍地作用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对后世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心理学、美学、文学、文艺理论、社会哲学、教育学、宗教理论、自然科学等开显了新的问题维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对此，海德格尔称道说，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1]
今天，我们尚未形成对胡塞尔这位现象学创始人思想的统一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胡塞尔遗著的出版，胡塞尔研究取得了持续进展。几乎《胡塞尔考证版全集》每一卷的出版，都会扩展和深化人们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认识和理解。由于胡塞尔思想的持续发展及其所达到的愈益更新的视角和维度，寻求一种统一性的解释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各种竞争性的解释促使新一代的现象学家在他们自己的方向上活动，而这通常不只是源于胡塞尔思想因素的促动，同时亦为新的观念所滋养。由于受到其他经典现象学家及其后继者的激发，现在，宣称忠实于现象学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分化出多种多样的分支。事实上，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现象学并不归因于某个思想家。胡塞尔生前就已感受到，现象学在他的学生那里受到的种种改造不尽如人意。尽管有许多认真的追随者继续在现象学中开展各自的研究工作，也有兢兢业业的助理从旁协助，但胡塞尔还是感到自己渐渐被学界孤立。对此，莫伦据相关文献透露说：“他觉得被他的学生所孤立，认为自己此刻甚至可以说就是著名的‘胡塞尔现象学运动’最大的敌人。”他称自己是个“没有跟随者的领袖”[2]。因此，现象学思潮所呈现的强有力的势头是许多个体的创造性和天才共同努力的结果。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胡塞尔作为现象学创始人的作用及其思想在整个现象学运动中的持久效应。只要我们不仅考虑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同人对于经典现象学奠基阶段的本质贡献，并且不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它们都是我们研究的有效源泉，而且考虑到第二代现象学家——诸如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等——革新性的哲学研究，只要我们没有忘记海德格尔、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等持异见者对胡塞尔首创性的现象学观念的改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胡塞尔的工作在整个以现象学为定向的并且远远超出它的哲学研究范围内都起着核心作用。为了探寻愈益深入和更加可靠的哲学基础，胡塞尔不断地重新思考和完善其现象学方法，这些成就成为哲学反思用之不竭的宝藏。通过其生前出版的著作、讲座和去世后的遗著，胡塞尔为今天年轻辈的哲学家提供了核心的哲学观念和洞见。事实上，由于现象学原理根本的自身批判的特征，今天，现象学仍持续在各种新的不同的方向上进行着大量的思想增殖。
阿维-拉勒蒙（Eberhard Avé-Lallement）曾用两个相互对立的倾向勾画胡塞尔逝世后现象学发展的特征：“一种倾向的目的在于继续展开现象学所发出的原动力。它从现象学所获得的基地出发，在现象学所开启的新角度中，不断地穿透着科学与生活的所有领域。在这里可以谈得上应用现象学，它的区域在此期间已经有了难以估量的扩展。另一个倾向的目的则在于对现象学的清查，对现象学起源的反省和对现象学本质的把握。”[3]阿维-拉勒蒙将这两种倾向分别称为“离心的倾向”和“向心的倾向”。实际上，这两种倾向在胡塞尔在世时就已经充分展露，而这也是当今现象学运动状况的确切写照。在现象学的实事研究上，得到贯彻的毋宁说是现象学在反体系方面的冲动。在现象学的实事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际上是一些细致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有意识地与同类的研究展开争论，并且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进行密切的合作。现象学在总体方向上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其与英美当代哲学和法国哲学或近或远的联系决定了这幅图画的多样性。例如，冯克、施特洛克、希波姆和埃雷（Lothar Eley）等人所做的尝试，他们试图保持现象学的先验轮廓，或者在形式逻辑上将这个轮廓精美化。也有盖特曼（Carl Friedrich Gethmann）那样的尝试，他试图将胡塞尔的本质转变成语言学、认知学的范畴。此外，还有珀格勒（Otto P?ggeler）、哈尔德（Alois Halder）和黑尔德等人所做的尝试，他们试图借助现象学来克服形而上学的历史，试图从现象学中获得新的伦理和政治的动力。最后，还有瓦尔登菲尔茨（Bernhard Waldenfels）所做的尝试，他试图从身体性和社会性的状况出发，用现象学来处理“他人的本己阴影”和“异者的芒刺”问题。[4]
诚然，作为历史，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现象学运动，它们都已成为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从思想史效应看，不仅现象学运动尚未绝迹，而且胡塞尔的现象学仍对当下的西方哲学发挥着持久的效应。至少可以说，当下总有这种或那种现象学的观念在历史的深处回响。[5]
[1] 参见〔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98页。
[2] 〔英〕德穆·莫伦：《现象学导论》，蔡铮云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第126页。
[3] 〔德〕阿维-拉勒蒙：《现象学运动——起源、开端、展望》，转引自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第26页。
[4] 参见〔德〕瓦尔登菲尔茨：《现象学引论》，转引自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第28～29页。
[5] 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