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的“崩溃的逻辑”背后的“差异性逻辑”，在认识论上揭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通过对概念与概念所表达之物间辩证关系的再讨论，揭示了人的认识过程的无终点性和理论对经验世界的终极依赖性。这可谓是一种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寻根之旅，无论是清理还是批判的角度，这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把阿多诺划入后现代的范围。虽然这种划分疑点重重、难以成立，但毋庸置疑的是，“差异性”逻辑对主观必然性的这种抵制和批判的确能够对传统哲学依靠必然性建立起来的“世界理性图示”造成“崩溃”后果，维护了客观世界在思维中的地位。虽然我们在此不能妄下“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已经死亡”的论断，但是阿多诺的确指出了这种主体性哲学的致命缺陷——是把握交织着主体与客体的现实，还是忽视经验性的现实去构建逻辑体系？在阿多诺看来，传统的做法显然选择了后者——依靠对“第一本原”的迷信，利用主体化的概念去构建“世界图示”，并产生了主观必然性的逻辑思维方式，造成了“同一性”的灾难。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这种辩证关系下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立足的根基，都根源于阿多诺所设想的“经验”状态。
一、理想主义与现实社会
我们不能用对待传统哲学的立场和态度去解读阿多诺及其“否定的辩证法”，否则我们将只会看到碎片和废墟。阿多诺的逻辑，并不是试图去描述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事物的“本质”，它也否认这种“本质”的存在合法性。相反，它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经验”状态中的客体（主体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客体），认识的任务就是要摒弃传统哲学中的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在限制主体抽象理性的基础上“试图依靠逻辑一致性的手段，用那种不被同一性所控制的差异性逻辑来代替同一性的原则，去代替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概念，运用主体的力量来打破本质上的主观性的谬见”[1]。在这种哲学立场中，我们可以说，现代理性哲学所建立起来的抽象理性大厦崩塌了。
阿多诺“绝对的否定”的逻辑在表面上是“崩溃的逻辑”，是对一切同一性、必然性原则的批判和反对。如果说，这种“崩溃”的效果是破坏性的，那么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对任何已有文化成果的批判都表现出了对理性同一性文化载体的攻击，而且这种文化载体及其背后的文化组织形式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扭曲和控制——“阿多诺企图瓦解社会和推理之间某种心照不宣的联盟，那个联盟表现在对于非同一性事物的共同敌视中”[2]。如果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看，阿多诺的“否定的逻辑”则是一种“差异性的逻辑”，是一种建设性的逻辑。之所以说它是建设性的，是因为它是对阿多诺理想的“经验”世界的正面的、虽然也是隐晦的描述。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传记作者耶格尔单纯把否定性的批判理论与犹太教的古老传统联系起来，以表明阿多诺只重视批判而不正面刻画理想社会的看法——犹太教“禁止画像的古老遗嘱的想法，被理解为批判理论的精髓：不该生动而形象地描写公正社会这一乌托邦”[3]。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阿多诺在自己的批判性的逻辑中就已经隐晦地从正面刻画了他心目中的公正社会。问题在于，这种“乌托邦”是从作为一种理论预设的“经验”状态中引申出来的，而不是从现实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
阿多诺批判了现实社会，描述了理想社会，或者勉强地说，他在批判旧社会中隐晦地描述了新社会的影子。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这种认识论上的“觉醒”并不能直接导致通达理想社会的任何现实途径，这也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乃至他的整个批判理论的软肋。这同样根源于他对“经验”概念的理解。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经验”视角是一种理想的差异性的视角，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就是立足于这种视角来反对一切对差异性因素的抽象同一性统治的，他的“否定的辩证法”的逻辑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差异性的“经验”性世界。
在这样的视角下，阿多诺实际上把“否定的辩证法”的起点概念定义为“经验”视角中的“存在物”。这样的一个概念，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主体是存在物，客体也是存在物，对主客体关系造成同一性压制的社会具体现实因素也可以被称为“存在物”。这样的“存在物”概念由于过于强调差异性，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成为超历史的、理想化的概念。社会关系本身既是一种普遍联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时代性，也可以作为差异性因素。人类社会在历史上是具有延续性的，而“绝对的否定”的逻辑或差异的逻辑是不能论证人类历史的连续性的。以非历史的概念去解释人类历史，去规划理想的人类社会，就必然会陷入理想主义的窠臼。当理想与现实有天地之遥的时候，悲观主义的情绪就可能会填补这个空隙。
二、阿多诺的“经验”与马克思的“实践”
在马克思那里，对人类历史的辩证分析植根于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在人类历史活动的社会结构中，马克思指出了“实践”概念的历史存在形式——“分工”，正是在对分工的历史总结和分析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指出了阶级的对立，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因，并把对新社会的希望寄托于现代社会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
阿多诺之所以拒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因为从阿多诺的经验视角来看，“实践”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性”概念，一方面，它同样造就了一种总体性的世界图示，同样是一个“认识的封闭空间”，因此是与他主张的差异性视角不相容的；另一方面，阿多诺对“阶级”概念是持保留态度的。在他就职后的首次讲课上，小心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委婉的表述。为了有利于他所主张的“辩证法的实践”，他认为应该抛弃“认识的封闭空间”。在他看来，思想才是第一位的，思想会“强迫”实践的产生——哲学问题只能在变化了的现实中解决：“对发现的现实做解释并将它们保留下来，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着的。并不是在概念中保存现实，但是从实际人物的结构中，突然出现了对改变现实的要求。”[4]对其他人来说，这样的背叛阶级斗争学说更是一种逃避。无可置疑的是，人类不是在思想中存活下来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社会历史确实存在着实践这样的连续性因素，只不过阿多诺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本身就是基于具体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特定时代特征的开放的、发展的概念。阿多诺在思想上批判同一性社会的同时，丧失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离开了贯穿人类历史的“实践”概念，人类历史便无法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虽然它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非常深刻的批判。阿多诺指出“主体和客体范畴本身就是从历史中产生的”[5]，但是阿多诺对历史的理解偏离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于是，在对人类历史的解释中，阿多诺的“否定性的逻辑”无法获得历史的支撑，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就表现为破坏性的一面：对一切固定性因素的破坏，因此他就不能够解释人类历史的传承性。在此基础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成果，一切固定的东西，在这种否定的逻辑中，都被消灭了。虽然阿多诺明确地反对相对主义，但是这种否定的逻辑所带来的后果比相对主义要严重，它不是去怀疑一个世界，而是去连续不断地摧毁所有的世界。这是与他的初衷相反的。这也是为什么阿多诺在提出“大拒绝”的口号后又反对学生运动的原因之一——就算学生运动胜利了，所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及其途径也是不符合阿多诺的要求的。一旦他的否定的逻辑突破哲学范围而现实化，就连他自己都接受不了，他宁愿去接受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差异性”逻辑的基础上，一切集团性的活动，特别是暴力和激进运动，在他看来，都是盲从主义和集权主义，都会造成新的社会强权，都是“奥斯威辛事件”的继续。在此，差异性的逻辑变相接近于抽象的人道主义，最终从逻辑和事实上演变为“反共产主义”——“20世纪50年代弗朗茨·诺伊曼公开站到反共产主义立场上，而此期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反共主义的态度也比马尔库塞的明显”[6]。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理解，在这种人道主义的视域内，阿多诺便把资本主义的法律提升到新的“同一性”的地位。因此，他只是在理论上力图批判强权社会，但在现实上反对任何改变现存暴力社会的暴力行为。最终，“否定的辩证法”的激进逻辑最终背叛了它的内在意图。因此，阿多诺最失败的地方并不是在于他反对学生运动，而是在于他的革命的理论外观丧失了现实和历史的基础。
其次，没有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根基，任何理论预设都是一种“前见”。阿多诺不是从现实世界出发去总结逻辑规则，而是从自己理想的“经验”概念出发，从自己的哲学需要出发去为世界规定逻辑规则。阿多诺所谓的“从客体出发”，只是从认识的客体出发，可是在出发之时他便为客体规定了优先性，同样为自己的辩证法设定了目标，而没有看到“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和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7]。这同样是一种新的强制性思维逻辑。阿多诺不但把辩证逻辑简单化了，而且同样把逻辑神秘化了、抽象化了，仿佛它只是规范世界的抽象规则，而没有意识到“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8]。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多诺虽然激烈地批判黑格尔哲学，但是他仍然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他只是部分“颠倒了”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这种“颠倒”中，肯定性的“否定的否定”变成了“绝对的否定”。在这个围绕着保存经验客体的差异性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从反对传统哲学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同一性思维方式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可通约的差异性。
最后，辩证逻辑的简单化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新的“同一”性。这种否定的、崩溃的逻辑所带来的逻辑后果也是阿多诺没有料到的，或者说是他不想去料到的。一方面，“逻辑”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其实崩溃了，同时又被极端地单一化了，它只剩下了否定。就像阿多诺所极力反对的“同一性的统治”一样，现在“否定性”取代了前者的地位。在这种绝对的、不断的否定中，否定的对象不仅仅是“同一性”的形式，虽然它的初衷是维持差异性，保全个别事物，但是在这种不断否定的毁灭的逻辑中，经验事物最终也被否定了，因为它丧失了物质存在的连续性和历史的延续性。虽然他在“星丛”概念中也承认客体的普遍的形式的因素，但是这种普遍性的形式在他的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就像在他所批评的特殊性在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一样，被另一方同化了。如果说，传统哲学在忽视差异性的同时建立起了同一性的统治，那么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则是在消灭了同一性的同时也消灭了差异性，最终所剩下的只是“否定性”本身。
列宁曾经指出，“个别就是一般。在这里就已经有了辩证法”[9]。在列宁的辩证法思维模式中，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阿多诺为了打破唯心主义哲学中一般对个别的吞噬，不惜在概念的星丛中消解一般，消解统一性因素（虽然在表面上他也承认统一性因素，但是在否定的逻辑推演中它最终还是被消灭了）。于是，在“否定的辩证法”的概念的“星丛”中，个别和一般就成了一个土豆和一堆土豆的关系。
三、“真理”与“自由”
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辩证法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认识论方法，还贯穿着本体论与认识论，并且渗透着社会历史观。在此，辩证法的目标最终指向认识的真理性和主体的自由性。相应地，阿多诺虽然在认识论领域讨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但交织着理论与现实双重维度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被提上了议程。问题在于，如果不存在这种统一性，那么客体就是不可认识的。如果存在着这种统一性，差异性的逻辑如何在实现这种统一的同时达到对传统真理观的超越？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够实现逻辑与历史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统一？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就所谓理论的指导性和预见性而言，哲学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问题，是特定哲学形态现实穿透力和理论生命力的最直观的标杆。在此问题中，涉及了两个很难被定义的概念：“历史”和“逻辑”。在西方文明史上，最大的特点即理性成为主流的思维逻辑。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经历了一个概念发展和体系成熟的过程，总体上表现为从以康德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形式逻辑向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逻辑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演变。辩证逻辑思维方式的成熟，形成对世界历史发展认识的整体性思维图示。然而，即使在实现了从形式逻辑向辩证逻辑的跨越后，传统哲学仍然没有找到将其现实化的途径。认识论范围内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由于缺乏合理的中介途径，最终造成了主体建构客体的思维方式。
“否定的辩证法”的“经验”视角对主观构造思维方式批判的一个重要成果在于，它不再拘泥于理性主导下的“同一性”或“总体性”，而是专注于对主体与客体双方关系的尊重和分析。如果我们把它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那么它所呈现出的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事实判断，也不是僵硬的历史更替，而是对微观领域中发生的“事件”的重视，亦即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亦即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历史学家针对如何看待历史、如何写作历史展开了漫长的争论。实际上，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预先设定的历史图示为基础的。除去时间序列的安排和对历史文本真实性的争论，历史事件的排列，也渗透着历史写作者的自身思维方式。在此，从思维路径上看，传统理性的逻辑与历史经验的逻辑在思维途径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前者更注重理性思维方式自身的逻辑建构，以致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转向主体自身，这更多的是一种从主体到客体的思维方式；后者虽然在历史事件的解读中和筛选上渗入了主体的主观性因素，但总体上并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因此这更多的是一种从客体到主体的思维方式。在缺乏中介性概念的情况下，传统哲学的历史观自然会陷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如果从“实践”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哲学的逻辑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理解为对主体通过自身活动（在马克思那里，这主要表现为物质生活和生产实践）而引发的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机理的逻辑重构。马克思的“实践”，并不是预先设定的。它并不修订历史，而是在对历史发展的分析中生成、变化和发展的。从“起源”上看，它是一种“生成的逻辑”。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发展“规律”，亦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意味着“在社会实践中生成”的逻辑与社会发展历史的统一。在此，马克思不是依靠逻辑去规定历史，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重现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并从中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逻辑不是某种单纯的思维的逻辑，而是基于社会历史实践结构的动态的逻辑。马克思从来没有在“纯理论”的范围内讨论过社会发展“规律”，他的“实践”是与现实的、受社会制约的历史主体紧密相连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0]。在此，从现实性上来说，实践并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也不是理想的主客体关系。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实践者的意图与社会的意图并不是一致的。相反，由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派生的物质生产关系反而成了制约个人自由发展的根本性因素。马克思哲学正是在同时承认这种事实的进步性与现实的缺陷性的基础上，从历史内部寻找超越现存社会的途径。
在此前提下，正是现实与理论的差距，正是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实践活动的这种不完满性、不自觉性和异化状态，才使得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和发展理论有了合法性基础。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使命。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实践”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证明我们自身力量的和能够改变我们处境的存在方式。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即使在今天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也绕不开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在于，当时苏联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机械式的自然规律使用方式，实际上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问题上造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历史是按照某种逻辑形式按部就班地发展着的，那么，任何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努力和斗争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历史会自行发展到它应该发展到的阶段；如果历史不是按照某种逻辑形式发展的，那么，任何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与规划都丧失了合法性的根基，因为思维形式与思维对象在此不是统一的。在这种两难困境中，哲学在剖析、分析、总结历史的同时又不能脱离历史，否则就会变为恣意道说，哲学的思辨与空想就会被混为一谈。
从讨论的细节上看，阿多诺对“差异性逻辑”的探讨虽然主要集中在认识论领域，但是在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中，社会历史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无论是“崩溃的逻辑”还是“差异性的逻辑”，针对的正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体验了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运动之后，阿多诺一直秉持的“否定的辩证法”一直都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这当然包括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虽然他的直接目标是实现“概念的觉醒”[11]，以此来从内部爆破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传统辩证法哲学（如果可能的话）。然而，从他批判的同一性逻辑的现实载体特别是他并未脱离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域的角度来看，他的理论又不可能是“纯”认识论的，他不可避免地要对人和他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虽然有时他极力避免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即使在理想的交织着自由和尊重的主客体关系的“经验”状态中，阿多诺也要对主体与客体、个体主体与社会世界的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统一性的问题做出回答。与此同时，在这种限制主体性的差异性逻辑中，如何实现主体的解放？这是一个比单纯的真理观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如果要论述自由问题，首先就要实现差异性逻辑与现实社会历史的一致性。如果阿多诺的逻辑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正确地对现实社会中的主体进行历史定位，进而他的解放理论就是虚假的。
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阿多诺在传统哲学的这两个领域基本上采取了认同的态度。与此同时，他并没有认同传统形而上学对“自由”和“真理”问题的定义以及达到这种定义的思维方式。在“经验”概念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差异性”逻辑的基础上，他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主观建构的思维方式，阐发了“否定的真理观”和“否定的自由观”。
[1]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xx.
[2]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17页。
[3] 〔德〕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63页。
[4] 〔德〕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99～100页。
[5] 〔德〕阿多诺：《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李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31页。
[6]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80页。
[7]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411页。
[8]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90页。
[9]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40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24页。
[11]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