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文化大批判的过程中,“否定的辩证法”在面对传统的辩证法模式的时候,并没有试图“另辟蹊径”,而是坚持着一种“和平改造”的方法:在突出自己的“否定性”逻辑的同时,降低“肯定性”的思维的重要性和应用领域。阿多诺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重新建构了辩证法的逻辑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辩证法精神走向“疯狂”。
一、知性逻辑与批判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在西方的逻辑发展史中,形式逻辑与知性逻辑属于知性思维。这种知性思维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也有其重要的缺点。黑格尔的这个论断是很精辟的,虽然他这样说是为了张扬自己的关于“绝对精神”的辩证思维方式。
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形式逻辑的最大特点在于其“非主体性”或“客观中立”性,即力图最大限度地排除主体性因素,形成关于事实的所谓的“客观性”的结论。在特定命题中,形式逻辑把客体理解为既定的、不变的。这是一种思维视角上的固定性,它力图在固定不变的客体之间做出“是与非”“真与假”的客观判断,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最终力求发现绝对的、必然的、规律性的形式。
康德哲学的先验逻辑虽然是经过改装了的形式逻辑,但是由于它是在主体的先验认识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把主体性因素引入逻辑。在这一点上,它表现为对从外部客体寻求必然性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批判。为此,康德力图探讨理性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形式,在批判前人认识论的基础上实现认识途径的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或“哥白尼革命”。然而,康德的先验逻辑仍然没有离开形式逻辑的“固定性”视角,只是在主体的视阈内而没有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去探讨客体。所以,他虽然指出了“二律背反”,却没有能力去处理“二律背反”。
康德哲学由于引入主体性因素,开始具有批判的色彩,然而,它还不是真正批判性的,它仍然追求一种确定不变的形式,仍然追求一个“始基”。在对本原哲学的迷信这一点上,它是非批判的;在思维方式上,它也是非批判的。只是在对前人认识论的探讨上,它才表现为批判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定的。
无论是形式逻辑中的否定性判断,还是先验逻辑中的“批判哲学”,都属于知性思维方式。知性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为我们的认识活动提供了依据——“如果没有知性,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不会得到任何确定性和规定性”[1]。然而,知性思维方式的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它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它假定对象是一成不变的,并在对象的“孤立状态中独立地注视它们”[2]。
总之,知性范围内的“否定”还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它至多是经验性的判断。面对变化发展着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过程,它缺乏辩证的理解与宏观的总体把握,最终把世界理解为强制性的因果链。而这种强制性恰恰是需要批判的对象。知性无力对抗这种强制性。如果知性逻辑思维方式批判这种强制性,就等于颠覆了它自身。它只是为“批判”准备了前提,提供了经验事实的积累——“是”与“非”的当下事实判断。因此,批判决不仅仅是单纯地做出否定性的判断这么简单,真正的批判只有在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中才能实现。
二、辩证逻辑与批判
辩证逻辑并不反对形式逻辑关于是非真假的基本判断。辩证逻辑认为,知性思维关于对象的基本概念上的界定是认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关于是非真假的基本判断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针对具体对象的正确认识,是知识的前提和保证。在此基础上,才形成认识的相对确定性。辩证思维并没有抛弃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知性逻辑关于是非真假的对立,是辩证思维得以进行的基础。辩证思维的首要前提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判断。离开了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辩证法就会成为“变戏法”。
辩证逻辑相比较于知性逻辑,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第一,辩证逻辑引入主体,而不仅仅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视角,开始从主客体关系的互动来看待世界及其发展;第二,辩证逻辑不仅批判地对待批判对象,而且批判性地对待自身;第三,辩证逻辑是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对象,从对象自身及主客体的矛盾中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第四,辩证逻辑力图从宏观上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力图从逻辑上重构社会制度,为超越现存社会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从思维的基本结构上讲,在批判理论中,肯定性因素与否定性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西方传统理性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典型的代表。黑格尔哲学对肯定性的“同一”与否定性的“差异”有着经典的论述。黑格尔认为“本质就是自相联系的否定性”“本质根本包含着差别的规定”[3]。如果说,知性逻辑试图在经验性的事物中间发现普遍的、共同的形式,那么,在辩证逻辑的思维中,绝对同一、没有矛盾的形式是不存在的。一方面,黑格尔以运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世俗的事物,打破了封建神学的僵化的思维方式,从而有助于破除迷信;另一方面,出于其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黑格尔哲学中的运动归根结底只是绝对精神自身的运动。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方面标示着一种批判性、否定性的发展运动的思维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没有离开“绝对精神”这个固定的基地,“正、反、合”的思维模式最终战胜了这种批判性的视角。
正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哲学中的这种先天不足,才注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解体。19世纪30年代末,黑格尔派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是保守派,他们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就明白易懂了。青年黑格尔派则放弃了过去对现实问题的超然态度,以激进的资产阶级哲学出现,直接投入反对宗教和专制制度的斗争。由于批判宗教,进而否定腐朽的德国封建制度这种行为在当时是非法的,于是青年黑格尔派就在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这一幌子下进行这一斗争。最终,经过费尔巴哈哲学的“中介”,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哲学。
三、“否定的辩证法”的逻辑定位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所遵循的逻辑,既不是完全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也不是传统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它是在与二者之间的碰撞中展开的。相应地,“否定的辩证法”既不是绝对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在绝对与相对的碰撞中(而不是游移于二者之间)生存的。它不是一种中庸主义,而是对形式逻辑与传统的辩证逻辑的改造。
对于形式逻辑来说,阿多诺批判了它的概念定义方式,批判了它的固定性视角。特别是对于崇尚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启蒙理性批判”。然而,虽然阿多诺批判了形式逻辑中崇尚客体的“客观性”,最终却导致了强制性因果链的思维方式,他继承了“客体的重要性”的思想,提出了“客体优先”的主张,并力图在一种全新的主客体关系——“经验”关系——中真正捍卫客体的真实面目。
对于传统的“辩证逻辑”来说,阿多诺着重批判了其“总体性”的视角,认为这种总体性视角造成了虚假的“意识形态”,把客体最终还原为主体的意识,从而掩饰了客体的真实状态。然而,阿多诺同样没有完全拒斥传统的辩证法。辩证法的主客体相互影响、变化发展的视角被阿多诺继承了下来,最终把辩证的逻辑改造为差异的逻辑。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虽然标榜绝对的否定,但是其中仍然包含着传统哲学的因素。阿多诺看到了传统哲学在同一性方面的弊端,力图在批判理论中克服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中的因果必然性与黑格尔辩证哲学中的精神同一性,实现“总体性”的瓦解。为此,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否定性因素被发挥到了“极致”。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起点——“存在物”概念——被规定为是差异性的、发展变化的经验事物;辩证逻辑中的肯定性的否定被强化为绝对的否定,以此试图打破一切同一性图示的束缚;辩证法的理想状态——“经验”世界——被解释成一个差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自由也被解释为否定性、差异性的。即便如此,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那里,也存在着肯定性的因素,这就是对“客体优先”原则的辩证肯定,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对“差异性”视角的赞同。其最终目的是为理性寻求一种自我批判的模式,以此打破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精神同一性的外观。
然而,“否定的逻辑”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在分析历史文化的同时能否把自己的这种逻辑用来解释人类历史?它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能否在逻辑上重构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制度?
或者用阿多诺必然反对的一种提问方式来说,它的逻辑能否达到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阿多诺一定会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同一性”,这是一种使人“受奴役”的思维方式。问题在于,如果逻辑与历史无关,那么逻辑作为人类从思维上把握世界的认识框架,同样意味着思维与历史无关,进而,人类的思维也就没有资格去评价人类历史,更没有资格去期望未来。阿多诺的“批判哲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是任何思维方式都要面对的问题。
四、批判的两重维度
从批判的深度上讲,批判如果不切中现实,就会成为虚假的装饰。批判如果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抽象原则,就会变成一种辩护。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则是与对批判的思维逻辑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也可以分为两种,发掘对象内在矛盾的批判与深入社会历史现实内部的批判,亦即理论的批判与历史的批判。
在辩证法的视角中,不管哲学家本人对辩证法范式的理解有多不同,其中一定具有发展的、否定性的视角,以在思维的连续性中去批判固定僵化的思维方式。发掘对象内在矛盾的批判,亦即理论批判,正是建立在这种视角之上的。它不仅将批判作为否定对象的因素,而且还以发展的眼光批判地对待作为肯定对象的因素,并从中分析事物发展的动力和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讲,发掘对象内在矛盾的批判是辩证法否定性逻辑结构的内在产物,也是最初的维度。
在这个基础上,辩证逻辑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才有可能去思考社会历史,给予社会历史以合理的抽象,在思维中总结社会历史的特征甚至“规律”。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社会历史性的批判。而对社会历史批判的程度与深度,取决于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程度与深度。这也是批判的第二个维度,即历史的批判。
黑格尔的辩证法把社会历史总结为“绝对精神”的外化,成为“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样的视角下,整个人类历史,连同自然界的发展史,都成了“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历史。阿多诺看到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这一弊端,力图从西方哲学内部去揭示它的矛盾,批判它的基础性概念,使哲学从忽视现实的“主观建构”传统中走出来,以达到主体与客体的互动的、开放的、差异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的逻辑”无疑达到了批判的第一个维度——发掘对象内在矛盾的批判。
鉴于阿多诺反对一切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他批判的对象在理论上是“同一性”哲学,在社会历史方面则是“同一性”的物化社会。他对社会历史批判的立足点是反对“商品交换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他展开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批判。应该说,阿多诺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商品交换原则,他达到了社会历史批判的维度。
然而,问题在于,他的社会历史批判还仅仅是表层的。阿多诺把“商品交换原则”泛历史化了——“在近代,交换价值逐渐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所有的质都被归入量的等式关系。阿多诺并不将此过程看成仅仅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即19世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种种决定所导致的从优雅走向堕落的过程,或看成某种可能避免的过程。相反,这一过程从人类历史出现时就已开始,植根于人的自我保存的内驱力和由这种内驱力产生、并伴随着这种内驱力的理性的矛盾性”[4]。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对任何“总体性”的思维图示,不赞成“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观点。为此,他不是从历史出发去验证自己的“否定的逻辑”,而是用自己的逻辑去“修正”历史。在此,所有与他的逻辑不相符合的历史现象都成了批判的对象。他也讲“历史”,但是他的“历史”只不过是他的“经验”世界被“物化”的历史。他对社会历史的批判仅仅立足于反对“商品交换原则”,至于其背后的原因,他归结为“理性”。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仿佛人类历史仅仅是少数“哲学家”或社会精英的阴谋。在文艺观上,阿多诺更是认为文艺是左派抵制资本同一性整合的最后阵地。他在《启蒙辩证法》中宣称,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技术上升为统治原则,文化工业加剧了精神生活的萎缩:它窒息天才,压抑反叛,继而强迫语言庸俗化,引诱文艺向商品蜕变。晚年的阿多诺甚至更加悲观,他把希望寄托于激烈的文艺创新,甚至要求文艺放弃交流功能,以示左派对资本主义的决裂[5]。这样,批判就成为一种精英游戏,不但丧失了历史基础,还失去了群众基础。因此,阿多诺对人类历史的抽象是片面的,他只是涉及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人类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虽然是极端的,但不是深刻的。
[1]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53页。
[2]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53页。
[3]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23页。
[4] 〔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13页。
[5] 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