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第二节 辩证法精神的第二个维度及其双重内涵

字体:16+-

概要地讲,辩证法的革命性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革命性与社会历史观的革命性。前者更侧重于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颠覆性理解等方面;后者则要求找到历史的现实主体与实现途径,在实践中促成哲学的现实化。二者都是与解放理论密切相关的。

一、思维方式的革命性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把特定的主体和客体看作是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并认为“真正推动世界前进的东西是矛盾……事情不能以矛盾作了结,矛盾会自己扬弃自己”[1]。辩证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对象世界的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把握,以打破知性逻辑所无力应对的因果强制性。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2]。

然而,恩格斯的关于辩证逻辑革命性的论断却不适用于“否定的辩证法”。虽然阿多诺的“否定的逻辑”也主张否定“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却丧失了黑格尔哲学的时代背景。在黑格尔哲学的时代,神学思维至上,黑格尔哲学甚至把神学也作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而打破了僵化迷信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开创性的。黑格尔的思想曾经影响了他的时代,而就“否定的逻辑”的影响力而言,还远远谈不上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

或许,我们可以把“否定的逻辑”概括为一种“无上帝的宗教”的逻辑。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激烈地批判一切强制统一性因素,甚至在思维方式上都试图为传统的统一性理性思维方式提供一个自我批判的基地。然而,阿多诺的“否定性”仍然是一种理论上的批判性,它实际上标榜的是传统理性的“忏悔”。在某种程度上,否定的辩证法与马克思所总结过的路德新教的缺点有很大相似之处:它“已经不再是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他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他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3],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新教”。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同黑格尔一样,阿多诺的“否定的逻辑”仍然是一种虚构的逻辑,他们不是从人类历史的现实运动出发去总结历史的逻辑,而是把自己的逻辑强加于人类历史。如果说,黑格尔哲学还坚持着一种“总体性”的思维图示,对异己的历史因素还多少有些包容,进而把其规定为自身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话,那么,在阿多诺的“否定的逻辑”中,它们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一切与他的逻辑相违背的社会历史因素在他看来都是旧哲学以及理性“同一性”的余孽,都是应该批判的对象。因此,“在阿多诺这里,辩证法变得非历史化,以包含作为概念的统治的起源的整个西方文明。因此,批判理论甚至不再企图通过描绘详细未来得以发生的必要中介环节。最终,它退到一个无可退却之处,以保卫特殊性、自律性不受据说已经被总体管理的社会的侵害。在这样的社会里,思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消失了”[4]。由于自身逻辑的非历史性,它的批判的矛头最终是虚幻的,丧失了明确的目标,不但批判性是不彻底的,反而远离了革命性。

二、社会历史观的革命性

批判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要成为革命的,首先就需要有自己的明确的革命目标。

一种辩证法,并不能因为它高呼反对旧社会的口号就说它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革命的。“否定的辩证法”首先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批判不是头脑的**,它是**的头脑……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5]。阿多诺至多只是埋头批判或者揭露社会,而未能在批判旧社会中发现一条通往新社会的现实之路。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他们虽有批判旧社会的勇气,但是没有彻底推翻这个社会的明确目标与勇气。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以贯之的,他毕生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做早期和晚期的本质区分是欠妥的。纵使马克思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关注对象与特点,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一直没有改变。

首先,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中,也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明确要打倒的目标——思维和社会的“同一性”统治。他的功绩在于看到了现代性哲学历史观的虚假性——“不存在从凶残到仁慈的普遍历史,但是确实存在着从弹弓到核弹的普遍历史”[6]。问题在于,他把专制的统治、社会的压迫、受奴役的思想都归结到了“同一性”的身上。阿多诺始终被一种沉重的悲观主义笼罩。正如在《启蒙辩证法》中那样,阿多诺认为推翻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条件正被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全面收编,因此,革命也就变得遥遥无期。阿多诺把对革命前途的失望归罪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向其开战。问题在于,这个“敌人”是虚幻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中,也不是仅仅依靠思维形式自身的反省就能改变的。于是,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明确的批判目标,只能泛泛地批判传统哲学、技术思维方式、资本主义文化,最终,革命的理论武器——“阶级”分析——实质上是被放弃了。

其次,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要成为革命的,就要把自己的逻辑深入历史中,要具有历史可信性的理论出发点,要从总体上把握现存社会,要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基础上在理论上重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样,理论才有可能在逻辑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才具有“革命”的资格。

“无论是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都试图为理论和实践提供一个纽带,而这个纽带在当代文明社会和当代哲学那里是支离破碎的。”[7]阿多诺虽然反对“总体性”,但是实质上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那就是“商品交换原则”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这恰恰是他所要反对的东西。于是,在“否定的逻辑”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改变现实的“纽带”断裂了。这样,“基于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不正确估判,阿多诺放弃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正确立场,一味揭露和否定,却从不从事建构,回避政治实践,采取了一种退缩主义的‘冬眠战略’”[8]。

辩证法精神能否实现由第一个维度向第二层维度的提升,进而实现由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到社会历史观方面的革命性的跨越,关键问题在于,辩证法能否成为这样的纽带,能否实现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多诺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触及社会历史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

再次,“革命需要被动的因素,需要物质基础”[9]。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要成为革命的,就需要找到自己的现实依靠力量——历史的主体,就要找到现实可行的物质途径,要找到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和依靠力量。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辩证法的精神才能从批判性上升到革命性,由思想的革命性上升到社会历史观的革命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寄希望于认识“绝对精神”,阿多诺的辩证法则寄希望于理性的自我批判。二者都是在纯粹理论范围内寻找出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那里,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时仍然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物质革命。他们仍然把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因此,马克思的论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对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适用。而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那里,“革命”则被削减为一种精神上的批判。如果说,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那里,如果他们的立场是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的话,那么在阿多诺那里则隐含着一副“救世主”的面孔——引领无产阶级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蜜橘。然而,对于被压迫者来说,他们的对立面是历史的、现实的,他们不仅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更在方方面面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压迫,这种压迫的最直接的实施者就是资产阶级。包括阿多诺在内的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在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启蒙理性方面的确做出重大贡献。然而,他们也造成一个误解,仿佛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建立在某个认识论的错误之上。在这种颠倒的、抽象的认识论错误之下,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于是,阿多诺在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中隐含着对“经验”社会的向往,他的弟子哈贝马斯则提出“交往自由”理论。然而,问题在于,当压迫者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者的时候,仅仅理论上的倡导能否改变社会的现实状态?在这种社会现实与哲学理想的天壤之别中,所谓的文人墨客们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状态。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阿多诺甚至提出了拒绝一切艺术交流的艺术,以此来对抗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这样我们想起了《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然而,“上帝”从尼采那里就被下达了“死亡通知书”,阿多诺没有能力成为现代无产阶级的精神上的“摩西”,无产阶级也不会成为现代的“古以色列人”。原因很简单,他的晦涩的学院式的文风在写作的根本意图上就不是针对普通大众的,这也就丧失了号召力,最终无力引导无产阶级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困境。

最后,辩证法要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成为“革命”的,需要正确地理解“革命”本身。“革命”并不仅仅是暴动。“革命”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革命的目的有两个:人的解放与生产力的解放。因此,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革命”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制度的革命,一种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前一种更侧重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无论是哪种“革命”,都有一个首要的前提——理论与历史的深度结合,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阿多诺却把“制度革命”理解为一种新的“同一性暴力”,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科学技术——理解为一种新的“同一性”奴役。在此,阿多诺把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特点理解为科学技术本身固有的特点,于是,科学技术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同谋”。

总之,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就是力图改变现实社会,打破现实社会的强制性的压迫和不平等,去追求自由的现实化。在这方面,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革命性与社会历史观的革命性表现出了本质的区别。批判,只要不涉及历史与社会的本质性问题,只要不涉及现实的社会运动,局限于理想性的逻辑推演,就很容易流于一种抽象的批判。因此,历史地看,“否定的辩证法”的致命之处在于,它“在反对主体性的同一性的暴力的同时,失落了革命的现实的主体”[12],失落了革命的历史根基。

[1]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3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1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0页。

[4] Paul Piccone:General Introduction//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Urizen Books,1978:xviii.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页。

[6]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17页。

[7]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and Jeremy J.Shapiro:Introduction//Adorno,Hegel:Three Studies ,London,The MIT Press,1994:Xi.

[8] 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10~1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9页。

[12] 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