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命题。纵览马克思主义史可以看出，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实际，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追根溯源，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社会发展的确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任何个人或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历史上的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教导如何进行统治，被反复告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甚至专门编撰了《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还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之所以发生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以及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语）这就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
如果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那么，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济学依据。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共产主义”，也不是仅仅基于唯物史观的逻辑推导，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直接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马克思语），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正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开端，而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马克思语），表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突破的“大限”，因而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万世一系，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样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
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它揭示并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无疑，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与现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依然存在，作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仍在发挥主导作用，资本仍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金融危机以极其尖锐甚至可以说是急风暴雨的形式，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世界体系的深层矛盾和重大动向集中起来，凸现出来了，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正如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所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当代的确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以及阶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计划引进市场经济，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甚至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做出计划，并通过各种政策来实施这些计划，换言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了，而且国家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着“看不见的手”；在社会关系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员工持股制和“工人参与管理”，甚至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同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了普遍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以此来抑制过高收入和过低收入的持续继承性，缓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等等。在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通过“自我调节”“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
这些新变化有的是资产阶级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而产生的，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生产进行计划调节，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这是其一；其二，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其三，有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初见端倪，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所论述，但又未深入探讨、详尽论证的，如股份制问题。
对于第一类现象，我们应当看到，这类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对于第二类现象，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基本观点；对于第三类现象，我们应结合新的实际，深入探讨、充分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有所论述但又未详尽论证的观点，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譬如，结合新的实际问题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的思想。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并认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恩格斯语）。社会发展规律指向的历史结局，从总体上来说在其整个演化过程终结之前是不可能提前出现的，任何社会发展规律都是在历史的具体演进中逐渐地和愈来愈深刻地发生作用的。这表明，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理论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不应是凝固不变的，而应随着历史的具体演进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我们应在历史的具体演进中，结合新的实际问题辩证地认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譬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问题。因此，我们应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实际问题，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使之具有新的内容。这实际上是用新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所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