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观点简单地等同起来。从创立者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相反，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一种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植根于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
历史上众多思想学派都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渐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逝世之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的实践、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自称包含一切问题现成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从历史上看，凡是以终极真理体系自诩的学说，就像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一开始就宣布：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所以，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只是提出基本原则，而未提供具体方案。在马克思看来，在将来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完全取决于将来具体的历史环境。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告诫人们：不要以“刻板的正统”来对待他们的理论，即反对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然而，在1872年，即《共产党宣言》出版还不到30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观点过时了。按照马克思过去的观点，经济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可是到了1873年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意识到资本主义出现了新情况，形成了新特点。换言之，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马克思认识到，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也就是这一年，马克思决定停止出版《资本论》第2卷，而且一直到10年后逝世，马克思都没有再提《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19世纪末股份制的出现则使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也会改变性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不能根据书本来讨论社会主义，而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正是俄国当时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使列宁意识到必须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用列宁本人的话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换言之，我们不能用“本本”来框实践，而要用实践来发展“本本”。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做不到的事。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精神对待其它社会思潮，而且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从不固步自封，自称包含了一切问题的答案。相反，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及时地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理论。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理论，不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止于《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于19世纪；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没有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很可能成为20世纪的历史遗产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和发展。如果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那么，创新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只是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设想，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回答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马克思语）。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开始探讨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但是，由于列宁逝世过早，所以没有系统解答这一问题。而在这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成就，也暴露了“缺点和错误”，“走了弯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语）。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并告诫全党：要特别注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毛泽东已经开始探讨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毛泽东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理论，最终导致了“**”这样深重的历史灾难。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或者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在邓小平看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的确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进程，就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形成体系，就看它是否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发展了这种理论体系，就看它是否深化了对该研究领域规律的认识。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量子力学之所以发展了物理学，就在于它发现了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深化了对物理学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就在于它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充分认识、深刻理解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譬如，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思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思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等等。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