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学术凸现”和“思想淡出”相伴而生。基于这样的背景，一些学者致力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位，呼吁回到学术层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来对待。所以，在新世纪伊始，中国马克思学的建构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学属于文献学和文本学的结合，立足文献考证，从事文本解读。中国马克思学无论具有怎样的特殊性，恐怕都离不开文献学和文本学两个方面的工作。
就文献学而言，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数据库，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专业研究队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原文辨识专家。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而言，这实在是不相称的。因此，迅速推动马克思文献学的工作，是极其必要的。只是在这条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有待时间的检验。
就文本学而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稳健地展开并不断向前推进，而且这种解读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的，对于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进展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编译局主持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大量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译文。这些译文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一度被视作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但它还是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尤其是近年来对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和国外马克思学新进展的介绍，将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不能缺少文献学的基础，对第一手文本原始信息的考证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否认。问题在于，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发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要的，但它的严谨并不能保障解读的客观性，并不一定能推进思想研究的深入。版本考证属于实证科学，文本解读就很难说是实证科学了，思想阐发则完全有待于解释学方面的努力。随着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信息可能具备“可证伪性”，从而愈来愈“逼近”马克思本人原初的文本结构，但这并非等同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客观性。
对此，国外马克思学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在西方学者中比较盛行，但自80年代以来“一致论”则异军突起。从“对立论”到“一致论”，观点的变化主要不是由于新文献的发现和既有文献的重新编排引起的，而是在思想阐发上发生了分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动辄就是“依据陶伯特的描述”“陶伯特指出”是不足取的。陶伯特就一贯正确、真理在胸、没有失误吗？陶伯特之前的种种版本，不也是西方马克思学家编排的吗？当然，相对于陶伯特，他们算是过时了的马克思学家了。
从国外马克思学的历史看，20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主持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时期，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从而建立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这种努力得到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视。联共（布）中央在1929年6月14日的决议中指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学的科学研究所”，这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巨大成就”。
尽管梁赞诺夫1931年被撤销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工作还是延续了下来。在苏联，马克思哲学文献资料的丰富性无可比拟，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资料都是由苏联率先发表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不仅如此，苏联学者在版本与史实考证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有一批优秀的文献研究专家。然而，在苏联，科学的文献学并没有带来客观的文本解读，而是出现了意识形态化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分析模式，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僵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问题的出现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文献学和文本学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当是不争的事实。
文本是需要不断重读的。从思想史上看，“重读”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康德重读拉斐尔……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所以，哲学史、思想史以至人类历史总是被不断地“重写”或改写。马克思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过多地参照了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追踪可谓亦步亦趋，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文实际上让马克思迷失在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阵中去了。
毫无疑问，引入国外马克思学及其成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矫枉不可过正。把国外马克思学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立起来，褒扬前者，贬抑后者，认为前者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后者难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这样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例如，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的贡献当然是一种主义的发见，但却是建立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的；与卢卡奇截然相反的阿尔都塞，他的基本判断也是从文本解读出发的。那么，卢卡奇和阿尔都塞谁是谁非呢？进而言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趋之若鹜不足为取，唯西方马克思学马首是瞻也过于殷勤了。
中国马克思学的定位不在于它是哲学还是科学，而在于它是文献学还是文本学。如果中国马克思学的定位是文献学，那么，它将面临的重重困难，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尚不具备从事原创性的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如果定位是文本学，那么，它和既有的研究方式并无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它特别强调了立足文本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着眼资料的收集和出版情况的考证，关注经典文本写作过程的梳理以及文本结构的探析。
在我看来，重视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工作进展，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是必要的；对国外马克思文献学亦步亦趋，过于迷信和盲从，则是大可不必的。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发生巨大的影响，首先不在于它是纯粹的学院派哲学，不在于它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在于它把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单纯的学术对象来研究，无法揭示它所发挥的巨大的时代作用。
我也不赞赏“以马解马”的方法。无论是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中找出一句或一些话，然后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重建”“重构”，还是事先预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然后用它来引导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在我看来都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从思想史上看，任何一种“重读”“重建”“重构”，在根本上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活动所激发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面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应面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文本”。只有立足这一“文本”，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