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浪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由王于教授主编的《大转变时期》，以敏锐的目光、犀利的笔触、详实的资料，论述了这场急剧、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大变革的礼赞和对旧体制的否定融为一体，真实的描述和哲学的反思融为一体，二者和弦构成当代中国伟大变革的宏伟交响。
读过《大转变时期》，首先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就是对改革现状的整体论述。新中国的坎坷历程和中华民族的现实命运，交叉融会，构成了《大转变时期》的基本线索。随着这条基本线索的展开，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大变革，犹如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实践标准的讨论，这是新中国历尽十年动乱的凄风苦雨后开的第一朵“苦菜花”，它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勇气——敢于对社会主义再思考；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使八亿农民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走向真正的合作经济之路；企业经营机制的重新构造，导致城市经济体制的空前变革；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使科学的营养液浇灌着经济起飞之花；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使新的社会结构显露于地平线上；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使政治生活趋向活跃；主体意识的萌发，使每个人都奔向自己生活的目标或正在探寻这一目标。
不难看出，《大转变时期》是当代中国大变革的理论再现，它以较大的生活容量和深刻的思想意蕴，为改革留下了真实的写照。我不否认《大转变时期》对某些领域的分析还未达到深层结构，但它作为从整体上论述改革的哲学著作，在理论界可谓独树一帜。
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工程，因此，它不可能没有失误或不足之处。就在《大转变时期》对改革热情赞扬的主旋律中，我们也不难听到作者用那深沉的语言对改革的失误、不足和问题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估：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还有待真正搞清；改革是从“分权让利，开放搞活”这一基本思路出发的，然而，这是一条错误的思路，实际上，行政权力属于国家，本无可放，而企业经营应得利益，并非所让，八年改革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以往历史曾经一再重复的现象——国家与企业之间“放权”与“收权”的循环过程，权力还有待各就其位，利益还有待各归其主，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全局性、历史性的解决；改革八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立法最多的时期，然而，仅仅有法是不够的，权与法的矛盾仍然是今后法制建设中长期存在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活力的增强有赖于人们主体地位的确立，然而，主体意识在目前尚处萌发阶段，“主人”地位的获得和真正履行“主人”职责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还需要重新认识“自我”……
可见，作者无意粉饰现实，但他们对改革成就之热情讴歌和对改革不足的秉笔直书，其用意都在于希图“让历史告诉未来”。《大转变时期》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勾勒出一幅种种认识的冲突、种种矛盾的纽结、成功与失误、希望与失望相交织组成的整体画面。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形象描绘。
如果《大转变时期》的思索仅仅停留在对大变革的客观描述上，它就不可能具有这样沉甸甸的份量。在勾勒出大变革基本轮廓的同时，作者还把真实的描述与深沉的反思结合起来，在平凡的生活中深入掘进，探寻旧体制形成的客观必然性，剖析大变革的深层结构。在我看来，这是《大转变时期》的最成功之处。
《大转变时期》不是用新的标准笼而统之地评价旧的体制，也不是仅仅追溯旧体制形成的主观原因，而是把旧体制及其形成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理解。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主义，首先要把实现工业化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时，必然面临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积累”。在当时条件下，实现积累的手段无非两种：一是建立市场体系，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地完成；二是建立计划体系，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在超经济的强制作用下完成。
对这两种手段的选择在当时并不是自由的、条件相等的。选择前者，国家无法控制积累的性质和方向。因此，建立一种高度集中的、借助于国家行政手段对经济实施计划管理的体制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这种体制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但也潜在地包含着后来暴露的种种弊病。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开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改革之所以使中国发生空前变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促使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城市的“产品经济”向现代化的商品经济过渡。广泛的社会调查，深沉的哲学反思，使《大转变时期》触摸到了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当代中国变革的根源。
《大转变时期》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探讨改革的同时，又站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进行了新的探讨。应该说，这是《大转变时期》的又一成功之处。
按照作者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形态这三维方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并不是同某种社会形态完全同步的。某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既可以通过这种社会形态来实现和完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来实现和完成。经济发展三阶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依次更替是不可超越的；而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某种社会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则是可以“超越”的。
但是，这个被超越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任务必须完成。“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马克思语）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命运。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对于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位置和改革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有关于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完整理论，但没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社会的利益集团及其结构的理论。《大转变时期》对此作了初步而又可贵的探讨。
按照作者的见解，无论是阶级还是阶层，都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的稳定的利益群体，即阶级和阶层都是利益集团。这就是说，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一是阶级性质不同的利益集团；二是同一阶级性质的不同利益集团。凡是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具有质的不同，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群体，属于前者；凡是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性质相同，而只是由于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如职业不同，权力大小不同等）而造成利益差别的社会群体，属于后者。
由于所有制的单一化和分工的多样化，造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单一化和阶层关系的多样化。这种社会结构在现有的阶级中扩大了阶层，但在这些阶层之间又没有建立合理的和有机的联系，从而扭曲了阶层的利益关系。经济改革的深入必然导致经济利益在社会阶层之间的重新分配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以及各利益集团原有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重新组合。在作者看来，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社会阶层是：产业工人、处于历史性变化中的农民、亦工亦农的边缘群体、知识分子、政治领导、企业家。其中，政治领导阶层向企业家阶层的转化过程包含着双重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的重组：企业领导和职工之间的利益重组与政治领导和企业领导之间的利益、权力的重组。
这些见解无疑具有合理性，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当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与阶级、阶层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现阶段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因此，能否说现阶段除了阶层多样化外，又出现了阶级多样化的趋向？遗憾的是，《大转变时期》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看来，新的实践已经在呼唤着新的理论了。
无疑，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集团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大转变时期》之所以研究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只有把握和驾驭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才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掌握历史的主动权。这里，深深地体现着作者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和深远地为民族的思考：“不仅要同世界人民生活在同一世界里，而且要同世界人民生活在同一世纪中”。
从总体上把握改革，由此引发对民族进程、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是哲学工作者应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中国的大变革才拉开“序幕”，我们尚不能说《大转变时期》已达高屋建瓴，但它也不是在浅滩上的漫步。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但你却不能不敬佩作者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是它的斑斓五彩却不能不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燃起你探索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转变仍在继续。我们期待着作者开拓新视野，进入新境界，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当代中国的改革绘制一张全图，以弥补放在我们面前这部著作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