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似乎越古越辉煌，文宋武元、雄汉盛唐、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一部中国古代史灿烂辉煌。然而，盛极而衰。这是一个古老而平凡的真理。历史发展总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一部中国近代史沉重悲惨，沉重得让人难以翻动，悲惨得让人不忍卒读，风雨如磐、积贫积弱、战祸离乱、割地赔款、百年凌辱……“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当时的一位西方列强总理竟口吐狂言：中国不过是个地理名词，世界上不存在中国这个国家。
历史的这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获得新生。那是一个**燃烧的岁月，一个真情涌动的年代，气壮山河、惊天撼地……然而，从1957年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逐渐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处于“贫困普遍化”的状况，以致“文革”结束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这是一个悲剧，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进新时代。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岁月，悲壮奋起的年代，史无前例、波澜壮阔……从1978年到2008年，短短的3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能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走向开放的世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重新起航，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我是黄土地上的一员，经历过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我从心灵的深处、流动的血液里，深深地理解这一切来之不易。“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海用那动情的脉搏和我诉说，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正因为如此，我向读者献上这部《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我始终认为，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家不应像魔术师那样，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哲学家不应像“沙漠里的高僧”那样，仅仅腹藏机锋、口吐偈语、空谈智慧；哲学家也不应像吐丝织网的蜘蛛那样，看着自己精心编制的思辨之网，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水中的月亮为天上的月亮，眼中的人为眼前的人。人类哲学史表明，任何一种有成就的哲学，无论从其产生的原因来看，还是就其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都是非常现实的，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解决了时代课题。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不能不在现实的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并提出问题、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所谓超前性也不过是对可能性的充分揭示。不管哲学在形式上如何抽象、超凡入圣，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捕捉到现实问题。哲学应该也必须从“天国”降到人间，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否则，哲学既不可信，也不可爱。
哲学应该也必须同现实“对话”，这是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否则，哲学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同时，这种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又是同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在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突出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艰难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它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也必然会给哲学思考开辟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探讨其中的规律性，思考并重建民族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反过来，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哲学理念引导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
哲学与现实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哲学不能脱离现实，必须直面现实问题，解答时代课题，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哲学又必须进入抽象的概念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联系现实。在联系现实的过程中，哲学不应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现实的附庸或仅仅成为现实的解释者。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现实创造哲学，哲学也影响现实；现实校正哲学发展的方向，哲学也引导现实运动。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深入现实，又要超越并引导现实。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先导。
这里，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想方设法远离甚至脱离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实际上，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并透过一定的认识内容而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总是体现着特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如此，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这样，高深莫测的结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
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政治，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哲学不能成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或辩护词，因为哲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哲学也不能远离、脱离政治，因为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在我看来，哲学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又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才能理解、把握和超越现实，才能体现时代精神。
我的这部著作分为上、中、下三篇：从第一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到第三章“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特征”为上篇，主要从理论上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历史进程，以及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形成及其特征；从第四章“世界历史中的东方社会及其命运”到第十二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传统与现代性”为中篇，主要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必然性，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其历程，改革开放的内在矛盾、根本动力、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从第十三章“邓小平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到第十八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为下篇，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哲学基础，说明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着中国走向21世纪。
这里，我力图把真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和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再现中国社会主义这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必然性，再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讨的艰巨性，从而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将12亿中国人如何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将一个古老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东方重新崛起的“壮丽日出”展示出来。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部著作的书名为何是《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了。
从1989年开始，我就在思考、酝酿这部著作的写作，在共和国即将迎来60岁生日之际，我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写作、修改和定稿。当这部著作的定稿端放在写字台上时，我心中想的并不是这部著作，既然已经定稿，那么，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了。此时，我的思绪却和一首歌曲联系起来了，那就是“共和国之恋”：“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深切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刻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晨曦中你拔地而起，我就在你的形象里。”因此，我把我的这部《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献给共和国60华诞。
我不敢也不能说这部著作已达高屋建瓴，但它也不是浅滩上的漫步。这部著作凝聚着20年来我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体现着我的哲学思考的维度、深度和广度，是我学术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当然，我深知我的哲学素养、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局限，深知这部著作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向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因此，当我完成这部著作时，丝毫没有感到轻松。我感到这不是我的理论研究的结束，而是开始。我期望在新的理论研究过程中走向现实的深处，走上理论的制高点。我深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