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产生的。它虽然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但是又存在着根本缺陷。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也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37]
第一，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从“人类理性”“永恒正义”出发，没能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和经济根源。他们虽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幻想用新社会制度代替它，但是却不能科学地说明剥削是如何产生的，也不能说明资产阶级是如何剥削无产阶级的，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不合乎理性的坏东西加以抛弃。如莫尔认为，财产公有和人人平等，是人性的需要，人在追求身体快乐以外，更重要的是追求精神的快乐。摩莱里认为，人在追求自己快乐的同时，使别人也快乐，这是“自然规律”。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断言资本主义是非理性的、不道德的，因此它必然要被真正符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产物，而是绝对真理、理性、正义的表现。正如恩格斯所说：“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38]这种理性而非现实的论证，并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既然资本主义是如此的不道德，它何以能够替代封建主义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欧洲乃至扩张到全世界。
第二，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是从人道的原则出发，没能找到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由于没有能够从经济根源上批判资本主义，同时由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无产阶级力量、阶级意识还很微弱，因此，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加以同情和帮助，并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没有认识到作为机器大生产产物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彻底性的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作理性、正义的表现，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富人和当权者呼吁建立更加理性的社会。圣西门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科学家以致君主那里。傅立叶天真地以为，欧洲各国的君主可能是和平建立新制度的主要工具。欧文也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有权力来进行社会改革。正是这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情而非依靠的态度，促使他们把实现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的身上，而又把自己看成是这样的“天才人物”。
第三，他们对现存的统治秩序，只是从改良的原则出发，没有找到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通过向资产阶级呼吁放弃私有财产等和平方法，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反对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并依靠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公有制。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认识到阶级斗争，但又害怕阶级斗争，从而形成了否定阶级斗争，不问政治的倾向；他们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但又不相信他们的独立性，因而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仍然是无主体的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没有统治能力，因而阶级斗争只是带来了灾难。他们不愿意依靠阶级斗争，而希望通过阶级调和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制度。欧文虽然指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直接对立，但他仍然确信这两个阶级能够完全一致地共同着手进行社会改革。这种总体上主张渐变而非革命的思想，很显然与无产阶级在当时的不成熟有关，同时也表明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了解社会革命的历史进步作用。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存在这些根本缺陷，从客观上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39]。直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40]。一方面，资本主义还处于形成发展时期，也就是处于上升时期，大工业还没有发展到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程度，因而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局限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41]。同时，“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42]。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他们坚持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认为理性支配世界，把理性、正义等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宣传天才论，自己往往以天才自居。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自然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就不能找到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总之，在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43]
[1] 参见高放、黄达强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5] 参见［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6～28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13] 中国和西方学者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不同的。中国学者一般把历史大致分为古代（1840年以前）、近代（1840—1949年）和现代（1949年以来）三个阶段。西方学者一般把历史大致分为古代（ancient，公元600年以前）、中世纪（medieval，600—1500年）和现代（modern，1500年以来）三个阶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9页。
[15] 参见高放、黄达强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页。
[18] 1825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平方千米土地，创办了公有、平等、共同劳动的示范性公社——新协和村。但由于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4年后惨遭破产。
[19] 《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23] ［英］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页。
[24] ［英］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25] 《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5页。
[26] 《傅立叶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7页。
[27] 《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6页。
[28] 《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7页。
[29] ［英］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页。
[30] ［法］摩莱里：《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4页。
[31] 《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6页。
[32] 《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33] ［英］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5页。
[34] ［意］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4页。
[35] ［意］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36] 《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37]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