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历时300多年，它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诉求。它们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材料，特别是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更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22]在今天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对资本主义进行始终如一的批判，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莫尔在《乌托邦》里，对王公贵族的贪婪与无耻进行了充分揭露，对资本原始积累进行了经典批判。莫尔在谈到英国的圈地运动时指出：“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成废墟。”[23]“羊吃人”是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社会最真实的概括，是对资本主义罪恶的第一声控诉。“由于少数人贪得无厌，对你们这个岛国本来认为是带来极大幸运的东西，现在是遭到毁灭了。”[24]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25]，巴贝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畸形社会，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傅立叶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反社会的制度，是“反对大众的个人所有制的暴政”[26]。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幸福总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他断言：“所谓臻于完善境界的文明制度只不过是一种人间地狱”[27]，“是复活了的奴隶制度”[28]。欧文认为，工人的失业、贫困和饥饿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
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的不公正性和欺骗性。摩莱里、梅叶等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不平等，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最强者的法律所确立的。把一些人说成是天生的主人，把另一些人说成是天生的奴隶，是不合理的，是违反自然法的。圣西门揭露了资产阶级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欺骗性，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并没有改变人民的无权地位，资产阶级国家不是以改善社会的最下等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命运为目的，而只是为了富人、游手好闲的富翁和国家官员的利益。傅立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特权者反对居民群众的工具，资产阶级法律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制定的，代议制则是十足的欺骗。
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抨击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败坏行为。康帕内拉认为，利己主义是由私有制产生的一种恶习。傅立叶以辛辣的笔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贫乏和唯利是图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说，在利己主义支配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都患病，律师盼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梦想全城着大火，玻璃匠乐意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盼望人们的衣服和鞋子早日穿坏，粮商高兴发生大饥荒。欧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同财产数量成正比，道德败坏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
资本主义制度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弊端？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私有制。莫尔认为，造成“一面穷困不堪，而另一面又是奢侈无度”的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就是私有制，因此，要消除这种不公正现象，就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莫尔指出：“假使私有制度存在，假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因此，“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29]。在康帕内拉看来，私有制容易产生贫富分化和个人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是产生诡辩、伪善和残暴行为的三个大罪恶的根源。摩莱里认为，是私有制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对立，是私有制造成了道德败坏和贪欲的恶习，是私有制产生了不合理的法律制度，是私有制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和欺骗。总之，“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之母”[30]。欧文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祸根，“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31]。他说：“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32]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社会从资本主义这个疯人院变成理智的世界。可以说，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500年来的共同追求。
第二，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天才的描绘。
从传统社会刚刚起步迈向现代社会之初产生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时代刚刚到来之时，就设想了一个与它相对立的新社会制度。这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差别，没有高高在上的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此后，他们的继任者，从多方面构想了这样一种新制度，即实行生产资料公有，按照计划组织生产，根据需要进行分配，并消除了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先河。
在经济制度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否主张建立公有制成为后来判断一个政党、学者是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一项重要标志。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主张，生产资料和全部产品都是公有的，产品实行按“需”分配。“每个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33]“乌托邦”里的所有成员，吃、穿、住、用都是统一供给的；而康帕内拉在《论最好的国家》中指出：“不论对于现在或将来的生活来说，财产公有制是一种最好的制度。”[34]在这一制度之下，“他们的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3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公有制是财产公有，不仅指生产资料公有，而且指消费资料公有，因而具有平均主义的特色。在他们设想的理想社会中，大家集体劳动，集体消费，产品交公共仓库，按照需要领取。在乌托邦和太阳城中，人人在公共食堂用餐，领取同样款式、同样颜色的衣服，住房定期重新分配。这是公有制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产物，是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试图消灭剥削必然产生的落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摒弃财产公有的公式，正是因为它包含着这种同平均主义相联系的落后思想。后来，温斯坦莱和马布利开始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加以区分，主张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生活消费品属于私人所有。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未来社会保留私有制，而欧文则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提出在未来社会“纯粹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成公有财产”[36]。圣西门认为，最有益于生产的所有制并不是消灭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而是在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的同时，使无产者也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一，从而使各个阶级在新的社会组织中共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
在分配制度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合理分配、共同富裕。几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强调劳动的意义，主张未来社会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但他们的主张并非完全一致。比如，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实行按需分配，但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不丰富，故他们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突破了这一局限，提出进行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傅立叶认为，未来社会的劳动将由痛苦的谋生手段变为快乐的生活需要，分配按劳动、才能和资本进行。圣西门和傅立叶都主张按劳动和人们才能和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由此可见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思想。欧文还明确提出了未来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此外，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未来社会是消灭了三大差别的社会，是一个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不存在阶级特权的城乡和谐发展的有机整体。
在资源配置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消灭商品交换，有计划组织生产的思想。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大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故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没有商品生产，因而也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在莫尔的理想社会中，整个生产和消费都是根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进行的，其内部也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对外贸易中。巴贝夫发展了莫尔的计划生产思想，提出社会应计算出社会的需要，并根据这些计算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圣西门主张建立的实业制度也坚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他提出：协调经济活动的计划由科学院制订，由实业家委员会审查，然后交银行家执行。
在政治制度方面，莫尔的思想是要建立“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康帕内拉写下了《论最好的国家》。莫尔主张各级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个人擅权或会议外决定问题都要受到严厉制裁。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注意到由于阶级消灭引起的国家职能的变化，圣西门提出未来社会的政治将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对人的管理将代之以对物的管理。这是关于国家消亡思想的萌芽。傅立叶所设计的法郎吉、欧文所组织的共产主义公社，没有军队、警察，也没有法庭和监狱，这里很显然包含了社会自治的思想。
第三，对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进行了探索。
构建了理想社会的宏伟蓝图，如何使这种理想变成现实，这是令空想社会主义者极为苦恼又不能回避的问题。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法律的威力和立法者的机智和努力，严格限制私有制的扩大，逐步改造现存社会，使其逐步接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则身体力行，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进行共产主义“公社”的试验，但最终陷入失败。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空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主体，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些善良人的道德发现上。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