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方有300多年的历史，把“社会主义”一词译为中文，在中国流行，是在19世纪70—80年代，至今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伴随西学东渐，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传播到日本和中国。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发展资本主义。1870年日本学者加藤弘之在《真政大意》一书中用日文片假名音译“社会主义”一词。1878年，日本新闻记者福地原一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发表《邪说之危害》一文，第一次使用汉字“社会主义”（繁体）。由于中国人最早将“社会”译为“人群”，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初期将“社会主义”（Socialism）意译为“人群之说”或“人群主义”，国内出版的报刊曾把“社会主义”音译为“索昔阿里司”，或意译为“安民新学”。根据有关资料，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898年，当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系统介绍了各地的社会主义学说[2]。从1902年9月1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起，梁启超正式将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一词才在中国的书刊上广泛流传，并逐步成为中国人的理想追求。[3]
中国人为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这在很多人心目中产生了疑惑。具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思潮，并不首先产生于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它和西方其他各种思想或思潮一样，均属“舶来品”，但为何中国唯独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将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到过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很多原理的阐释也并不是针对中国问题，为何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会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第三，科学社会主义产生160多年来，虽然有过**，创造过灿烂辉煌，对推进人类进步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毕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处于低潮。苏联、东欧已经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何中国还要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思想疑惑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道路自信，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客观上讲，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相当的偶然性。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又往往深藏于多种偶然性之中。我们在探究中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时，不能只讲必然性，而忽视其偶然性。
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概括地说，其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中国人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为何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规律，指明了实现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正确路径。关于其科学性，国内外学术界论证了100多年，在此不赘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恰恰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才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也恰恰因为它的科学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遭遇多次挫折，但社会主义仍然在激励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建立理想社会而斗争。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留下了不少具有社会主义价值的精华。“大同社会”的理想、“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革命主张，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心中，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当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时，最先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多以“欧罗巴大同之议”“贫富均财之说”“贫富适均”等意译社会主义。到欧洲游历过的康有为称社会主义为“贫富均等”，严复将社会主义者称为“均贫富之党”[4]。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度，正是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5]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6]吴雁南等人曾指出：“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7]事实正如他们所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许多相容或相通之处，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所接受，还因为中国有了这种需要。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8]近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靠中国的传统思想、靠孔夫子、靠儒家学说是救不了中国的，于是便转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先是转向西方的“奇技”，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便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中国人的实业救国梦想。甲午战争后，中国又转向了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戊戌变法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但戊戌六君子的被害，宣告了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人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文化，中国的先知先觉们满以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可以救中国，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过“全盘西化”的主张，但“老师总是打学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现代中国需要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则行不通。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传统的东西在中国行不通。“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9]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恰恰适合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需要。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是势在必行。问题是，为何科学社会主义在产生半个多世纪后才传入中国？在传入中国20多年后，中国人才接受它、运用它？我们认为，这其中就有很大的偶然性，众多偶然性恰恰又印证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偶然性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十几年时间内，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不具备正确认识和广泛传播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是正当中国人在各种救国尝试失败之后准备“全盘西化”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表现出来的恐怖、惨烈、非理性、非人道使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文化，从而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三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正当中国知识分子感觉到中国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不能走自己的封建主义的旧路，从而陷入“双重文化危机”而难以抉择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正在进行“痛苦选择”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新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时，一再强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0]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