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长期过程。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知识界对现代西方文化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从它具有强国富民的实用主义价值来考虑问题的。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一，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一个政党，以什么样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决定着这个政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时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直把它“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18]，“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视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行动指南，视为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科学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0]，但对于“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党始终是十分清醒、十分清楚的。因此，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每当马克思主义遇到极为严峻的挑战之时，我们党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它与苏联东欧国家抛弃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一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第二，道路选择上始终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恩格斯曾讲：“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21]所谓“现实的基础”就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实际。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在同世界各国的互动中逐步认识到，不同的国家，由于现实基础，即国情不同，选择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即使选择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但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具体途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革命、建设和改革，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22]中国人之所以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关键是这一理论解决了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不同、与俄国十月革命有较大区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从“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与苏联不同的切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23]；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上，我们从“照搬照抄苏联”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确立了“以苏为鉴戒，走自己的路”的基本思路，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经过长期的探索，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强调：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出和保持中国自己的特色。今天看来，无论是中国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还是社会主义改革道路，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制度设计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完全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和列宁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来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几乎没有进行太多的理论创新。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各族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夺取政权展开的。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对于如何建立、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太多的构想，多数情况下只是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我们终于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探索建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同时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这些制度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鲜明中国特色的统一，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预言，社会主义将会出现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特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正是以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实现了经典作家的预言。
第四，始终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进而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解决中国的问题，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行，会迷失社会发展方向；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抄照搬别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模式同样不行，会脱离中国的实际。唯一可行的出路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结合新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经过90多年的实践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也标志着我们党初步破解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难题”，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难题，从而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
总之，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道路极不平坦，干过的事情极不简单，取得的成绩极不平凡，积累的经验极为丰富，留下的教训也极为深刻。对于90多年来我们党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总结。本章只是分析了其中几条主要经验，反映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经验的一个侧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得出的一条最重要结论。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还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必然会“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2] 参见陈铨亚：《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载《光明日报》1987年9月16日。
[3] 参见高放、黄达强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4] 参见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4页。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影印1989年版，第102页。
[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7] 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9]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1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13]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14]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15]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6]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7]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2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23]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