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进程并不完全是一股迈向更美好事物的统一潮流。如果我们将其用足够大的刻度描绘出来，它也许具有上述外观。但这种广泛的观点模糊了许多我们赖以全面理解这一进程的细节。如果放眼成千上万年的人类历史长河，我们就会发现新时代的出现往往具有相当的突然性：籍籍无名的民族忽然在事件的主流中出现；技术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机理；原始艺术迅速盛开，以充分满足某些审美热情；伟大的宗教在它草创时期就在各国和各民族之间传播着天堂的平静和上帝之剑。
16世纪见证了西方基督教的分裂和现代科学的兴起。这是一个动乱的时期，尽管许多新领域和新观念都呈现出来了，然而却没有一样真正确定下来。在科学方面，哥白尼（Copernicus）和维萨里（Vesalius）是代表人物，他们象征着新的宇宙观和科学对直接观察的强调。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则是一个殉道者，尽管他的受难并不是由于科学，而是由于自由意象推论。1600年布鲁诺的死迎来了严格意义上现代科学的第一个世纪。但是，因为后来的科学思想并不信任他的那种一般推论，所以他受刑的象征意义并不为人所察觉。宗教改革尽管十分重要，但也只能被认为是欧洲民族间的内部事务，甚至连东方的基督教也以一种毫不关心的态度来看待它。而且，这种分裂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历史上也不是新鲜事物。当我们将这次伟大革命放置于教会的整个历史之中时，我们并不能认为它为人类生活确立了什么新的准则。不论好坏，它只是一次伟大的宗教转型，并不是新宗教的出现。宗教改革本身也这样认为，改革者们认为他们只是恢复了那些被人遗忘的东西而已。
现代科学的兴起却与此截然不同，在各个方面它都与当时的宗教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宗教改革是一场人民起义，曾在一个半世纪里将欧洲置于血泊之中，而科学运动刚开始时只局限在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当中。在目睹了三十年战争和记忆犹新的荷兰阿尔瓦（Alva）事件[1]那段岁月里，科学家所遭遇的最坏情况便是：伽利略（Galileo）在平静地死于病榻之前，曾受到体面的拘禁与轻微的申斥。有史以来，人类所遭遇的最为深入的变革就以这种平静的方式开始了，而伽利略的受迫害方式是这个变革的开幕献礼。自从一个婴儿降生在马厩里以来[2]，还很难找出有这么大的一次变革是以这么小的事情开始的。
这一系列演讲的主题是要说明科学的平静发展实际上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想面貌，因此，以往那些例外的思维方式如今在知识界广泛传播开来。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在欧洲已经缓慢蔓延了很多年，最终得以在科学的快速发展中迸发，从而也通过这种最显著的体现而强化了自身。这种新的思想面貌甚至比新的科学和新的技术都更为重要，它将我们心中形而上学的前提和意象内容全都改变了，因此，旧刺激能激发出新的回应。也许我关于新的思想面貌的比喻过甚其词了，我所要说的意思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关于这一点，令人尊敬的天才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封已经公开的信中有一句话很是贴切。当他完成伟大的著作《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之后，他写了封信给他的兄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信中他写道：“我必须面对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来锤炼我的每一个句子。”
现代思维的新面貌就是对一般原则与这种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都有一群注重实际的人致力于“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也都有一群具有哲学气质的人热衷于构想普遍原则。正是对于详细事实的强烈兴趣和对于抽象概括的孜孜以求这两者结合构成了我们当下社会的新景象。此前，这种现象已零星出现，似乎完全是出于偶然，现如今，这种思想上的平衡兼顾已然成为有素养的思想所必须接受的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使生活保持甜蜜的盐，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这种传统作为一个普世的遗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十六七世纪使得科学得以在众多欧洲潮流中出类拔萃的另一个特质就是它的普及性。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但是整个世界才是它的家。近两个世纪，西方模式曾持续而纷乱地影响了亚洲文明。东方的智者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困扰，不知道哪种调节生命的秘密可以从西方传到东方，而不至于胡乱破坏他们如此珍视的自己的遗产。越来越明显的是，西方能立即给予东方的便是它的科学和科学观点。只要是一个理性社会，这类东西都能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外一个民族。
在这几次讲座中，我将不会讨论科学发现的细节。我的主题是现代社会某种思想的繁荣过程，它的普遍化以及它对其他精神力量的影响。阅读历史有两种方式：顺推和回溯。在思想史中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偏废。一位17世纪的作家说得好：要理解一种思潮，就要考虑它的前因后果。因此，我在这次讲座中将会考虑近代我们观察自然界方法中的某些前因。
首先，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本能信念，相信事物中存在秩序（Order of Things），尤其是自然界中存在秩序（Order of Nature），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我用“本能”这个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不管人们说什么，只要他们的行为被固定的本能所约束，那么就是没有关系的。言语也许最终会损害本能，但是直到这一切发生之前，言语都不会发挥作用。这一点对于科学思想史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自休谟（Hume）时代以来，流行的科学哲学一直在否定科学的合理性。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休谟哲学的表面理论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以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四章的一段话为例进行说明：
总之，每个结果都是与它的原因不同的事件。因此，结果是不能从原因中发现出来的，我们对于结果的先验的构想或概念必定是完全任意的。
假如原因本身不能提供任何信息给结果，以至于概念的产生是完全任意的，那么我们马上可以得出结论说，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科学的意义就在于建立完全任意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得不到原因或结果固有本质保证的。休谟哲学的某些变体已经在科学家中广为流传，但是，科学信念适时兴起，并不声不响地移走了哲学所造成的这座高山。
鉴于科学思想中这种奇怪的冲突，当看到一个信念与自成体系的理性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考虑这个信念的前因是什么。因此，我们必须回溯本能信念的兴起，而这些本能信念相信在每个具体事件[3]中皆存在自然秩序。
当然，我们都具有这种信念，因而我们相信产生这种信念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理解了其中的真理。可是一个普遍观念的形成——比如自然秩序的理念——以及对其重要意义的理解和不同情形下的观察，却绝不是该理念的真理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熟悉的事情不断发生，人们并不为它们操心，必须要具备不同寻常的心智才能对非常熟悉的事情进行分析。因此，我希望能谈谈这种分析经过了哪些阶段才逐渐明晰起来，以及最后又如何无可选择地深入到西欧知识分子的心中。
显然，生活主要场景的重现是极为常见的事，以至于最没理智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甚至在理性出现之前，它们就对动物的本能发生作用了。大体上说，某些一般性的自然状态是重复出现的，而且我们的本性也适应了这种重复，这点是无须讨论的。
但与此互补的一个事实同样真实而明显：没有任何事物会把具体细节都一一重复展现出来。任何两天或两个冬天都不会完全相同。逝去的，就永远逝去了。因此，人类的实践哲学一直在预见大体上的重复事件，而将具体细节视为从高深莫测的地方发出的、超越了理性范围的事物。人们预测着旭日东升，而风却任意地刮着。
当然，从希腊古典文明以来，一直有一群人，包括许多派都不接受这种终极的非理性的观点。这些人都力图将所有现象解释为事务秩序产出的结果，而这些事务无所不包。诸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等天才人物一定都具有完全的科学思想，他们本能地认为，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支配自然秩序的普遍原则的体现。
但是直到中世纪行将结束，一般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观念中还没有体会到那种确切的说服力和对于细节的兴趣，因此不能不断鼓励有相当能力和充分时间的人来共同研究和发现这些假设的原则。人们或许怀疑这些原则的存在，或许怀疑是否能找到这些原则，或许没有兴趣思考这些问题，又或许在找到之后无视它们的实际意义。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从一个高度文明的大好时期及其所经历的漫长时间来看，研究是毫无力度的。为什么十六七世纪时，这种步伐突然加快了呢？中世纪结束之前，一种新的思潮出现了。发明刺激了思想，思想又加速了对自然界的思索，希腊的手稿也展示了古代祖先的发现。虽然直到1500年，欧洲人所知的还不如公元前212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么多。但是到了1700年，牛顿（Newton）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业已完成，整个世界就迈入了近代的新纪元了。
在一些伟大的文明中，科学所需要的独特的心理均衡只是偶尔出现，产生的效果也微乎其微。譬如，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人生哲学知道得越多，就越会钦佩这个文明所企及的高度。千百年来，中国不断出现聪敏好学之士，毕生致力于学习研究。考虑到时间的跨度和影响的受众面，中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文明。对中国个人而言，怀疑他们追求科学的禀赋是毫无依据的，然而实际上，中国的科学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任由中国自行发展，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任何进步，印度也是这样。还有，如果波斯奴役了希腊，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科学会在欧洲繁荣起来。罗马人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创造性。即便确实是这样，希腊人曾经掀起了这场运动，但他们却没有用现代欧洲所展现出来的那股热情来支持它。我并不是暗指大西洋两岸最近的几代欧洲人，而是指宗教改革时期小部分的欧洲，当时它们沉浸在战争和宗教纷争之中。再来看看地中海东岸，从西西里岛到亚洲西部的这片区域，从阿基米德逝世（公元前212年）到鞑靼人入侵这前后1400年的时间里，那里曾多次发生战争、革命和宗教的大变革，但是情况都不会比十六七世纪整个欧洲的战争情况更糟。那里也有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文明，共存着异教徒、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在那个时期，科学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体来看，进展是缓慢而曲折的，除开数学以外的其他领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还必须从阿基米德已经达到的高度起步。医学和天文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总体来说这种进步在17世纪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不值一提。比如，我们不妨将伽利略和开普勒（Kepler）出生前的1560年至牛顿鼎盛时的1700年这个时间段里所取得的科学知识的进展，与之前提到的正好十倍于这个时间段的古代进步相比，事情就显而易见了。
然而，希腊终究是欧洲的母体，找寻近代观念的起源就必须看看希腊的情形。我们都知道，地中海东岸曾经有一个十分兴盛的伊奥尼亚（Ionian）学派，他们对有关自然的理论深感兴趣，他们的思想经过天才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充实之后一直流传至今。但是，这一学派并没有达到完全的科学思想，只有亚里士多德是个极大的例外，从某些方面讲，这样更好。希腊天才是富有哲学性的，他们思维清晰而逻辑性强。这一学派的人物主要提出哲学问题，例如，自然的根基是什么？是火吗？是土？是水？还是其中两种或三种物质的组合？抑或它只是流体，不能化约成一些静态的物质。他们对数学也非常感兴趣。通过严格遵照演绎推理的方式，他们创立了数学的一般原理，分析了它的前提条件，并在定理方面得出了重要的发现。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对于一般原理的渴望，他们要求清晰的、大胆的观念，并且从这些观念出发进行严格的论证。所有的这些都十分高明而富于天才，是一个理想的准备工作，但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科学。那时仔细观察的耐心还没有如此突出。他们的天赋并不适应于充满想象力的混乱的悬疑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出现在成功的归纳概括之前。他们是头脑清楚的思想家和大胆的推理家。
当然也有意外，这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同时许多天文学家也进行了耐心的观察，对待恒星，他们在数学上已经做到确定和明晰，而对待小的可数的失控行星带则十分着迷。
每一种哲学都微染了色彩化的一些隐秘的虚构的背景，这些背景在该哲学的推论过程中从不明白地显现出来。希腊人的自然观，至少就他们流传至后世的宇宙观来看，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由此就错了，而只是说，他们的观点太富有戏剧性了。他们认为自然的结构方式就像一出戏剧，完全为了体现普遍观念，再归结到一个目的。自然被分化了，以至于能为每一样东西都安排一个适当的目的。宇宙有一个中心，是重物体运动的目的。还有一个天球，是本性上浮的物体运动的目的。天球是无知觉不可生成的物体，下界是有知觉可以生成的物体。自然是一出戏剧，每一个物体都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可以不做重大的保留就会同意这一观点。事实上，他所要保留的意见也是我们所要保留的。但是希腊后期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抽出来流传至中世纪的，却正是这一观点。这种关于自然的想象之结构抑制了历史精神。因为既然只有目的是富有启发性的，那么为何还要纠结于本源呢？宗教改革和科学运动是历史性革命的两个方面，这个历史性革命形成了文艺复兴后期的主要思潮，这一思潮的两面是回溯基督教的起源，以及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主张动力因（efficient causes）而反对目的因（final causes）。伽利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与他的对手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这一点从他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s on the Two Systems of the World）中可以看出。
伽利略一直在谈及事物是如何发生的，而他的对手则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论述事物为什么会发生。不幸的是，这两种理论并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伽利略一直坚持“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而他的对手，辛普利修斯（Simplicius）则提出了另一套至少在他本人看起来令人满意的原因解释。我们若把这次历史性革命看作诉诸理性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相反，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反理性运动，是退回到沉思无理性事实的运动，其建立在中世纪思想中的僵硬理性的回光返照之上。我的这个说法只是概括了旧体制追随者他们自己的主张。比如，在保罗·萨皮（Paul Sarpi[4]）神父的《特伦托宗教会议史》（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第四部中，我们可以看到，1551年主持宗教会议的教皇特使曾下令：
一切神职人员的观点必须符合圣经、使徒传统、神圣而正式被批准的宗教会议，遵从教会法典和教皇的权威。大家必须简洁明了，避免虚浮而无意义的问题和乖张的争论……
这道命令使意大利的神职人员颇感不快，他们说这是标新立异，故意谴责经院神学。经院神学在各种困难下都是理性的。并且，（根据这条法令），连圣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圣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e）等名人的行为也都违法了。
意大利的神职人员坚持已经过时的无限制的理性主义，实在无法不让人深表同情。他们被所有人抛弃了，新教徒完全反对他们，教廷不支持他们，宗教会议上的主教甚至不能理解他们。在上述引文的后面有这样一段话：
尽管很多人（对这个法令）颇有微词，但它依旧十分普及。因为总体上讲，神父（主教）都希望能听到别人说出易懂的话，而不是像在“称义”[5]（Justification）和讨论其他已经讨论过的主题时一样，听到深奥晦涩的语句。
可怜的中世纪主义者来得太迟了，当他们运用理性的时候，他们甚至不能被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所理解，需要花费数个世纪才能用理性将铁一般的事实化约掉，同时，钟摆也缓慢而沉重地摆到了历史方法的那一极端去了。
在这些意大利神职人员写下上述史籍后四十三年，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在他著名的《宗教政治的法律》（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一书中对他的清教徒对手提出了同样的抱怨。胡克的均衡思想——称呼“公平的胡克”即来源于此——和承载了其思想的冗赘的文体，使得他的作品极不适合简明扼要地进行总结。然而在上述提到的章节中，他曾用到“他们对理性的蔑视”（“Their Disparagement of Reason”）指责他的对手，同时还明确地提及“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来支撑他的立场，从称号来看，我猜想他指的就是圣托马斯·阿奎纳。
胡克的《宗教政治的法律》一书先于萨皮的《特伦托宗教会议史》出版，因此，两本著作是独立完成的。但是，1551年的意大利神职人员和16世纪末的胡克都证明了那个时代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在这一方面，这些人将自己的时代与经院哲学的时代对立了起来。
这一反作用对于中世纪毫无限制的理性主义而言，无疑是一次非常必要的修正。但是反作用都是走极端的，因此，虽然这一反作用的效果之一便是近代科学的诞生，但是我们也要记住，科学也因而继承了这一源流的偏执思想。
希腊戏剧化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间接影响。今日所存之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古雅典伟大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无情和冷漠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而这正是科学所持的观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变成了近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作为命运作用方式的实例和证明，对于特殊英雄事件的浓厚兴趣，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对关键性实验的专注兴趣而重新出现了。有一次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英国皇家学会会议，会中听到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宣布：著名的日食相片底片已经由他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同事测量了出来，结果验证了爱因斯坦（Einstein）关于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会发生弯曲的预言。当时那种既紧张又让人兴致盎然的氛围完全就是希腊戏剧的气氛，我们都在异口同声地评论着一个伟大事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命运的律令。当时的场景戏剧性十足：传统的仪式和背景上牛顿的画像都在提醒我们，伟大的科学理论在经过了两个世纪之后，在今天终于得到了第一次修正。个人兴致也很浓烈，因为一次思想上的大冒险最终安全到达彼岸。
在这里我想提醒你，悲剧的本质并非不幸，它驻留在事物无情运转的严肃性上。只是命运的这种不可避免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得到阐明。因为只有通过这样，才能在剧情中显示出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处处弥漫着科学思想。物理定律即是命运的律令。
希腊戏剧中道德秩序（moral order）的概念绝不是剧作家的发现。它一定是那个时代一般严肃的观点传入文学传统中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在找到这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后，它又因此得以加深其本来所发源的思潮。于是道德秩序的景象深深印在古典文明的思潮之中。
当伟大的社会崩溃之后，欧洲便进入了中世纪。希腊文学的直接影响也消逝了。但是，道德秩序和自然秩序的概念却受到斯多葛（Stoics）哲学的尊敬。比如，莱基（Lecky）在他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中告诉我们：“塞尼卡（Seneca）认为神通过一条无情的命运法则决定所有事物，对于命运法则，他有决定权，但他自己也必须服从。”然而斯多葛哲学影响中世纪思想最深的还是从罗马法中产生出来散布各地的秩序观念。我们再引用莱基的一段话来说明：“罗马的立法从两个方面讲都是哲学的产儿。首先，它根据哲学的模式而制定，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适应现存社会实际需要的经验系统。它确立了许多关于权利的抽象原则，并力求符合这些原则。其次，这些原则又都是直接从斯多葛学派借鉴而来。尽管罗马帝国瓦解之后，欧洲的广大区域实际上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法律秩序的感知依然存在于帝国人民的民族记忆之中。西方教会的存在则是帝国统治传统的活生生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文明上这种法律的烙印并不是几句应该渗透行为之中的明智箴言，而是一个明确清晰的系统观点。这个系统界定了社会有机体的详细结构与周密运行方式的法律义务。这里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它不是一些绝妙的格言，而是将事物放置在正确位置上并保持在那的确定程序。中世纪在秩序感方面在西欧的知识界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训练，当然在实践方面可能还有所欠缺，但是这种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失去它的吸引力。这显然是一个有秩序的思想的时期，彻彻底底理性主义者的时期。正是无政府状态加速形成了一个连贯系统的观念，正如现代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刺激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6]这一明智观念的产生一样。
但是对于科学而言，除开事物秩序的观念之外，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我们只需用一句话就能指出，经院逻辑和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如何将清楚精确的思想习惯深深植入欧洲人的心中。即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了以后，这种习惯依然一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寻求精确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始终坚持不变的可贵习惯。伽利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收获的不仅仅是他那本《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表面上所展现出来的，他那清晰的思想和善于分析的头脑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
然而，我认为我依然没有说出中世纪思想对于科学运动的形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我指的是那些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认为每一个细微的事件都能以一种完全确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在一起，联系方式也体现了普遍原则。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们难以置信的工作将会没有希望。这个出自本能的信念，生动地存在于推动各种研究的想象力之前，即秘密是存在的，秘密也是可以被揭穿的。这一信念又是如何生动地植入欧洲人的心中的呢？
当我们将欧洲思想的状态与其他自成体系的文明的倾向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它的唯一来源，即中世纪对神的理性之坚决主张。神的理性被视为兼具耶和华的个人能量与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一个细节都受到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对自然的研究只能证实对理性的信念。请记住，我不是在说少数个体明确表达的信念，我所指的是从数百年未受质疑的信念中产生出来的烙印在欧洲人头脑中的深刻印象。我的意思是说，这信念是一种本能的思想格调，而不仅仅是信条的文字。
在亚洲，关于神的观念要么太武断，要么太远离人性，因此不会对思维的本能习惯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认为，任何确定的事物可能都来自于一个非理性的专制神明发出的命令，或者从一些远离人性的、不可思议的事物根源中产生。他们对这种观念与那些认为神明具有像人一样可理解的理性的观念相比，信心上显然是不足的。我并不是说欧洲人相信自然的理性这一点已经合乎逻辑的证明，或者说甚至在它们自己的宗教体系中就得到了证明。我唯一的关注点是要理解这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我给出的解释是在近代科学理论发展出来之前，人们对于科学就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从中世纪理论中衍生出来的。
但是科学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的简单事物本身抱有积极的兴趣。
“为事物本身”（for their own sake）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中世纪的第一个阶段是象征主义时期，那是一个观点百花齐放的时代，也是技术原始的时代。当时和自然打交道的事情很少，除了从自然中挣得一份艰苦的生活，但那时有许多的思想领地亟待开发，包括哲学领地和神学领地。原始艺术能够将那些填充到有思想头脑中的观念符号化。中世纪初期的艺术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它的使命超越了艺术本身为达成美学目的而存在的范围，成了藏在自然界内部事物的象征，如此更增强了它的内在品质。在这个象征主义时期，中世纪艺术以自然为媒介活跃起来，但却指向另一个世界。
中世纪早期的环境和科学思想所需要的气氛是全然不同的，为了理解两者之间这种显著的对比，我们可以将意大利6世纪的情况和其16世纪的情况比较一下。在这两个世纪中，意大利的天才们一直都在为一个新的时代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6世纪之前的三个世纪，尽管基督教的兴起带来了未来的希望，但这段时间历史的主基调仍然是文明的衰落。每一代都丧失一些东西。当我们阅读当时的史籍时，野蛮时代即将来临的阴影萦绕心头而挥之不去。当时也有一些在思想或行为方面很杰出的伟大人物，但总的来说，他们仅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暂时抑制普遍衰落的趋势。6世纪，意大利落到了最低谷。但那一个世纪里的每一个行动都在为新欧洲文明的强势崛起奠定基础。查士丁尼（Justinian）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在三方面决定了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特征。首先，它的军队在贝利萨留斯（Belisarius）和纳尔塞斯（Narses）的指挥下，将意大利从哥特人（Gothic）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这样一来，古代意大利的天才们可以创立一些组织，用以日后保护文化活动的思想。我们不可能不同情哥特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欧洲而言，罗马教廷统治一千年的意义，却远比我们从意大利体制完备的哥特王国中所获取的益处要大得多。
其次，罗马法典的制定树立了法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支配了欧洲的社会思想。法律既是政府的工具，也是约束政府的条件。多亏了查士丁尼时代法学家的贡献，教会法和国家的民法对欧洲的发展影响深远。他们在欧洲人头脑中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当权者应当是守法的，他们也是执法者，本身应当展现出一种根据理性进行调节的组织系统。6世纪的意大利首先展示了这些观念是如何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接触中形成的。
最后，在艺术和学术这些非政治领域，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为已经实现的成就树立了一个标杆，从而为西欧文化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这一方面是有直接模仿这个标杆的动力，另一方面是仅仅知道有这样一种东西存在而间接受到的启发。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思想中所起的作用和埃及在希腊早期思想中所起的的作用类似。这两种情形中的实际知识可能对于接受者而言刚刚好，他们所知道的正好够他们了解一种可达到的标准，而又不至于多到被古板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所束缚。因此，在两种情形下，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进，而且做得更好。谈到欧洲科学思想的兴起，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背后拜占庭文明的影响。6世纪，拜占庭与西方的关系之间曾有过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可以与十五六世纪希腊文学对欧洲思想的影响形成对比。16世纪，意大利出现了两位为未来奠定基础的杰出人物，他们就是圣·本尼迪克特（St.Benedict）和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提到他们，我们能马上看到希腊曾经出现的科学思想是如何完全陷入衰败的。那时科学的温度是零摄氏度。但是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特的毕生工作为欧洲的重建做出了贡献，它保证了重建一个比古代更为卓越有效的科学思想体系。希腊人过于偏重理论了，对他们而言，科学只是哲学的分支。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特都是重实际的人，他们看中平凡事物的非凡意义，他们将这种重实际的气质和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相结合。尤其是因为有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成为了实用农学家、圣徒、艺术家和学者的家园。多亏了早期本尼迪克特会的修士都具有实际主义倾向，科学和技术才能结合起来，学术也才与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建立了联系。现代科学源于罗马也源于希腊。罗马的气质诠释了它在思想上动力的收获，这些思想都与实际世界保持紧密联系。
但是修道院与自然界实际的联系之影响，首先在艺术领域表现出来。中世纪后期自然主义的兴起，使得科学兴起所必需的最后一种成分也深入到欧洲人的心中，那就是对自然界中的物体与显相本身发生兴趣。某一地区天然植物被雕刻在偏僻地点的后期建筑物上，其目的只在表示以这些熟悉的物体为乐。各种艺术所造成的整体氛围展现出一种对理解周边事物的直接快乐。中世纪晚期装饰雕刻的艺匠，以及乔托（Giotto）、乔叟（Chaucer）、华兹华斯（Wordsworth）、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与当下新英格兰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这方面都很相近。简单直接的事实一方面是引人关注的主题，另一方面作为“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出现在科学思想中。
那时欧洲人的心理正在准备一次思想上的新冒险。科学兴起过程中的许多偶然事件是无须细谈的。比如财富和休闲时间的增长，大学的扩张，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哥白尼，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哥伦布（Columbus），望远镜等。土壤、气候和种子依旧那样，森林也照常生长。在后来的文艺复兴这次历史性的革命中，科学也从未将自己身上源流的印记去掉。这一印记主要成了一个建立在天真信念基础上的反理性运动。科学所缺少的推理能力从希腊理性主义尚存的遗迹——数学那里借来了，其根据为演绎法。科学否定了哲学，换句话说，科学从不在意去证实自己的信念或者去解释自身的意义，对于休谟的驳斥也是淡淡的漠不关心。
当然，这场历史性的革命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的。当时需要这场革命，不仅仅是需要，而且是正常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世界需要对“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做数世纪的观察。一个人同时做几件事情是艰辛的，但是这件事是在中世纪理性主义狂欢之后人们不得不做的。这是极为明智的反作用，但却不是维护理性的。
那些特意避免走向知识大道的人是会遭受天谴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呼喊回**了几个世纪：“同胞们，我以上帝的名义请求你们，想想你们可能错了。”
科学的进展目前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物理学的坚实基础已被打破，生理学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有效的知识体，不再是一堆废料。科学思想从前的基础正在变得难以理解。时间、空间、物质、质料、以太、电、机械、机体、形态、结构、模式、功能，都需要重新加以解释。如果你不知道力学是什么而去谈论力学的解释，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是，科学在开启它的现代之旅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派哲学中最薄弱一面的一些观念。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选择。它使得17世纪的物理学和化学能完整地公式化，这种完整性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进展可能因为它们一些不加批判的对片面事实的假定而受到阻碍。如果科学不愿退化成一堆特殊假定组成的大杂烩的话，那么它必须成为哲学式的，必须对自身的基础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本课程的后续几次讲座中，我会追述最近三个世纪以来，欧洲思想所持的宇宙论中某些特殊观念的成败。一般而言，观念的风潮将持续两三代，那就是说，能持续60～100年的时间。也有一些持续时间较短的思潮，它们只是依附在主流的表面。因此，我们将发现，欧洲观点的变化缓慢影响了往后的几个世纪。然而，某种固定的科学的宇宙论却一直贯穿始终地存在着，这种宇宙论预先假设了一个终极事实：一种不能化约的、原始的物质确定存在，或者是一种以流体的形态穿梭于空间之中的质料确定存在。这种质料本身是无意识的、无价值的、无目的性的，它是什么就展现什么，根据外在关系加给它的固定规则来行动，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从自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我所谓的“科学唯物主义”就是这种假定。同时，我也对这个假定提出挑战，认为它完全不适于目前我们已经达到的科学状况。如果适当加以解释，它并没有错。如果我们将自身局限于某些类型的事实，而从产生事物的全部环境中抽象出来，那么唯物主义的假设就能完美地表述这些事实。但是当我们超出了上述抽象结论的范围时，或者是我们的感官更细致一些，或者是要求理解思维的意义和连贯性，这种理论体系就立即瓦解了。正因为这种理论体系的有效范围很窄，才促成了它在方法论上的极高成就。因为它把注意力导向在当时知识条件下为数不多的几类需要加以研究的事实。
这种理论体系的成功对于许多流行的欧洲思想是不利的。历史性的革命是反理性主义的。因为经院学派的理性主义在接触到原始事实时，要求做大幅度的修正。但是在笛卡尔（Descartes）和他的继承者手中，哲学的复兴由于接受了表面意义上科学的宇宙论，而在其发展中完全蒙上了一层色彩。他们根本观念的成功使得科学家有理由拒绝把这些观念当成理性探讨的结果来加以修正，任何哲学都不得不在某种方式之下全盘接受它们，同时科学的例证也在其他的思想领域产生了影响。因此，这场历史性的革命被夸大了，以至于将哲学在协调方法论的各种抽象结论方面可能起的作用都排除了。思想是抽象的，而对抽象的偏执利用是理智的主要缺陷，这一缺陷在回到具体经验时也没有得到完全的修正。因为毕竟，你只需考虑那些局限在特定范围内的具体经验。有两种方式可以澄清这些观念：一种是通过身体的感官做客观公正的观察，但是观察是有选择性的。因此，我们很难超越一个抽象方式的理论体系，如果这个抽象方式能在很广的范围内获得成功。另一种方式是将稳固建立在我们各种经验基础上的抽象方式的理论体系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法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满足保罗·萨皮所提到的意大利经院派神职人员的要求，他们要求运用理性。理性的信念就是相信事物的终极本质是聚集在一种没有任何武断的和谐之中。这种信念也认为，我们所找到的事物的基础将不仅是一些武断的神秘物。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使得科学得以成长，然而这只是深刻信念中的一个特例。这种信念不能用任何归纳概括来证明，它来源于对事物本质的直接观察，这些事物就是我们自身当前直接经验的显示。这种信念与我们形影不离。体验这种信念就会发现以下几点：我们作为自身而存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而已；我们的经验尽管模糊而支离破碎，但却说明了现实最深处；事物的细节必须放在整个事物的系统之中，才能见其本来面目；这个系统包含逻辑理性的和谐和美学境界的和谐；逻辑的和谐在宇宙中仅作为一种不可更改的必然性而存在，美学的和谐则在宇宙中作为一种生动活泼的理想而存在，并把宇宙走向更细腻、更微妙的未来所经历的断裂过程连接起来。
[1] 指西班牙的阿尔瓦公爵在镇压尼德兰反抗运动时曾经大屠杀。——译注
[2] 指耶稣降生。
[3] 参照剑桥2011年英文版，原文中的every detained occurrence 应为every detailed occurrence。——译注
[4] 应为Paolo Sarpi（1552—1623）。——译注
[5] 在基督教神学中，指个人脱离罪恶而进入恩典的过程。——译注
[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协约国建立的国际合作组织。最终没能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