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哲学传统的一个比较考察：以柏拉图、黑格尔与孔子为例
按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我们依然处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世界文学”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越来越开放的普遍交往的当代世界，如何进行中国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关于中国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征，李泽厚曾把它表达为两个世界（西方）与一个人生（中国）之分。韦伯也曾基于儒教伦理与清教伦理对待尘世的不同态度，对中国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征作过深入的考察研究，并作了如下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儒教对世间万物采取一种随和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与‘世界’则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在中国从未出现过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作过伦理的预言。”[2]钱穆也曾对两种文化的差异作过如下明确的对比：“西方人常看世界是两体对立的，在宗教上也有一个‘天国’和‘人世’的对立。在中国人观念里，则世界只有一个。”[3]李泽厚认为，康德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无上崇高，高踞感性世界之上，与儒学以‘仁’为本，不离感性，亦可同等崇高，又仍是两个世界（天国/人世）与一个人生之分。而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世界’，盖因巫术世界观之直接理性化（通过三礼、《周易》），此乃中国古史及思想史之最大关键”[4]。
“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的论题属于中、西方比较哲学的范畴。基于中、西方哲学思想史的整体框架进行历史的考察和系统的分析，亦即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远非本人的能力所及，亦非本文的篇幅所能涵盖。这里仅以柏拉图、黑格尔与孔子为例，依据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对两种哲学—文化传统的特性和差异，作初步的个案考察。
[1] 本文系作者2004年11月在“广东青年哲学论坛”上所作的专题发言，并发表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上。尽管拙作在上述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加工、润色和扩充，从而有了更清晰明白的结构形式，但这是一个贯通古今、中西合璧的重大问题，是一个需要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领域均有深厚的功夫、基础和修养的前提下，才能够有所言说的重要的比较难题。而就我目前的视野、能力、素养、精力和时间而言，尝试这样的重大研究课题实在是一个贸然之举。但既已进行，十多年前已开始有所用功并有文字发表，且与拙作的主题密切相关，因此目前也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无论如何，这里呈现给大家的只能是一个极其粗糙、浮泛、浅层的粗略提纲。如主客观条件允许，我希望能够再继续这一有意义的课题研究。
[2] 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页。
[4]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