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试图界定现代性的含义：“一种普世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每一民族、每种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社会化的和知识化的）力量，导致个体和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发生持续性的不稳定的转变。”[3]这种界定揭示出现代相对于前现代所具有的某种复杂性。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抑或是涂尔干的思想，都涉及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性理解，也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双重考量，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他们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认定，都是出于对现代性诸因素总体性的考量，这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这在韦伯那里表现为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统一，这在涂尔干那里表现为制度论与观念论的统一。
一、经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堪称经典社会理论的典范。通过对现代社会“资本”原则的揭示，马克思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重视角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恩格斯曾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出过经典性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4]马克思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从根本上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或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这样，马克思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现代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以唯物主义的说明。可见，在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阐释框架中，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地位是不同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并且指出了物质生产因素在何种意义上和何种限度内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现代性批判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展开，乃是由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贯穿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正是掩盖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也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
韦伯以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相统一的视角来解释现代社会，注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并举。[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文化因素的考察决不意味着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态度。在韦伯来看，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包含着双重因素：一方面，“不能单纯地只考虑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置经济生活的合理化于不顾”；另一方面，也不能“单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事实上，韦伯从未试图以任何“精神论的史观”，来取代唯物史观，二者皆可成立，只是“必定要局限在所选择的价值参照范围内”[7]。为申明这一意图，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写道：“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8]韦伯遗孀玛丽安娜·韦伯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韦伯极为佩服卡尔·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寻各种事件的经济与技术成因看作是极富成效、的确是特别具有新意的启发性原则，可以用来指导知识探索进入以往不为人知的全部领域。但是他反对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反对把物质因素绝对化、使之成为因果解释的公分母。”[9]其实，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日起，韦伯就一直同文化决定论的指责相斗争，他曾多次撰文申明自己的本意，并将这些内容补充到注释之中，以致该书注释的长度接近全文的三分之二。苏国勋就指出：“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论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在他那里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伦理而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括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10]
涂尔干从制度与观念层面展开对现代社会的实证性研究。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涂尔干以功能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对分工、组织、团结、伦理、道德、失范、自杀、犯罪和宗教等社会问题展开构成性和规范性的研究，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于大成。在涂尔干看来，“要想探讨现代社会之所以可能的问题，我们既不能仅仅从个人反思、调节和持存的角度出发，也不能单纯从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机器出发，而应该着重考察两者相互涉入和构成的实践逻辑”[11]。需要指出，尽管《社会分工论》是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奠基之作，但它并不能用以概括其思想的全貌。涂尔干晚年的《图腾崇拜论》、《分类的某些原始形式》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标志着他越来越重视观念因素在社会构成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涂尔干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要弥补其早期思想在经验论与决定论、物质论与观念论之间出现的罅隙。”[12]正如渠敬东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把握中，不仅要看到其《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以及《自杀论》中所贯彻的基本原则，还要看到其后期思想的发展对早期思想的不断调整、深化和修正过程”[13]。
如上所述，这种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决定了经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考量，决非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或是文化决定论所能概括的。熊彼特曾清楚地指出过这一点：“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相反，对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个人心理对社会的影响都是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对社会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玄学、艺术流派、伦理学思想、政治主张可归结为经济动机或者不重要，他只是要揭示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马克斯·韦伯的资料和论点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相符。”[14]
二、马克思对韦伯、涂尔干的影响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面对的都是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只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境遇。正如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那样，“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15]；就有关现代社会的研究而论，绕过马克思便不会产生好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思想对经典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韦伯和涂尔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韦伯充分地意识到马克思的学术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晚年的论述中看出，他说：“现代学者们，尤其是哲学家们的诚实性，可以从他对尼采及马克思的态度中来衡量”，“我们每个人今天在精神上所体会到的世界，已是一个深深受到尼采与马克思影响的世界”[16]。他关于现代社会兴起过程中精神因素的考察，由于触及一些马克思所不曾面对过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延续了马克思的工作，可以视为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
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过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实证的社会理论与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似乎是格格不入的。但涂尔干仍然不得不认真地面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他反复强调自己与唯物史观的区别。他认为，他把宗教的本质看成是社会的观点，不能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社会生活不仅是依赖于它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带有这种物质基础的标记，就像精神生活依赖于他的神经系统和整个肌体一样”[17]。涂尔干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单一性的经济决定论，并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看待。然而，涂尔干所面对的正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18]，而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论述。就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而言，涂尔干和马克思同样重视对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双重考量。此外，涂尔干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道德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不仅要实现个人自由，还要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拒斥功利主义、受到圣西门思想的影响，这些都与马克思思想存在契合之处。[19]
三、马克思对当代社会理论的影响
经典社会理论的当代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代社会理论的影响上。通过帕森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中介，经典社会理论在当代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社会理论可以纳入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效应史。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是对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的综合。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成为社会理论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是涂尔干与韦伯两大社会理论的合流与延伸。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首先继承的是从孔德、斯宾塞到涂尔干的实证主义传统。自帕森斯和默顿以后，通过社会调查和数学工具建立起来的模型，使得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走上日趋实证化的道路。无论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还是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都试图运用韦伯的“理念型”方法来分析现代社会，尤其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韦伯《经济与社会》中关于社会行动类型的划分的痕迹。需要指出，帕森斯是将韦伯引入英美社会学界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博士论文以与韦伯相关的《德国最近文献中的资本主义概念》为题，并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译为英文。以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视为合理化“实现之明证”[20]，奉韦伯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鼻祖”，“现代化”也一度成为韦伯诠释中的主导性范式。且不论帕森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思想，我们也无意评价现代化理论中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色彩以及单线演化观”[21]，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理论事实，那就是韦伯是通过帕森斯的诠释才真正进入英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传统之中。反观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合理化理论内部存在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是形式合理性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实质合理性的沦落。帕森斯只看到韦伯形式合理性的一面，而否定了实质合理性的一面，韦伯合理化的内在矛盾被消解，从而丧失了社会批判的功能。这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成为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唯一模式，“现代化理论”就成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承担起对抗社会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至今日仍然支撑着新殖民主义理论。纵观一生，帕森斯都在试图回避马克思的学说，他甚至把韦伯描绘成与之对立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但不可否认，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形成致命打击的冲突理论却是由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所开创的，“马克思的幽灵”始终是帕森斯挥之不去的梦魇。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马克思和韦伯社会理论的一种综合。通过卢卡奇的中介，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得以进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传统之中，从而与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发生了碰撞和融合。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阐述了韦伯合理化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建构过程的影响：“如果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四十年代初期的立场出发，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韦伯的合理化主题与建立在马克思—卢卡奇传统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2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与韦伯对合理化的分析”结合起来，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主要特点是手段优于目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韦伯对于工具理性扩张的分析太狭窄。”[23]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把现代社会分解为体系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前者对应于工具行为和工具理性，后者则对应于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而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矛盾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他却放弃了对同一性的追求，转而用交往来取代和解，试图发掘生活世界中本来就存在的理性潜能，利用体系和生活世界的张力来完成批判的任务，在方法论上回到了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的立场。
吉登斯通过对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的综合来奠定自己的学术基础。在吉登斯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他先后撰写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思想中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涂尔干论政治与国家》、《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涂尔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对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吉登斯曾谈道：“对经典社会学家著作的分析是我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因为在那时候我面临两种现实：一是当我投身于学术研究的时候，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存在着广泛的影响，这些产生于18和19世纪的理论著作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二是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经典思想家建构其理论的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这种局面一方面使我必须从经典思想家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又必须去反思他们存在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分析经典思想家们提出的社会形式。”[24]不仅如此，吉登斯还认为经典社会理论家的思想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所揭示的现代性动力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共同推动了当今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出现。”[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