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语中，我不想对以上论述做一简单的概括，而是准备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简要地论述《马克思的幽灵》对我的启示。
福柯曾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提出19世纪出现了一类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创始人”的作者，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著作的作者，而且创造出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就属于这样的“话语的创始人”[38]，他们不仅造成了以后的文本能够采用的相似性因素，而且为一些差异打开了闸门，为引进一些异质因素开辟了空间。在福柯看来，一种话语实践的创始与其后生成的转换是不同构的，扩展话语的类型并不是给予它一种在开始时并不具备的普遍性，而是打通某些潜在的应用道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宣告这些创始人著作中的某些命题是错误的。所谓的“错误”，或者是创始人著作中无关紧要的陈述，或者是前科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这些话语领域里“返回始源”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实际上，作为话语领域本身一部分的这种重返从未停止过。这种重返不是增加话语，也不是装饰的一种历史补充，相反，它承担了一种变革话语实践本身的必要使命。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现实社会的整体叙事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使得马克思的“文本”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可以发挥的理论空间。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中，致力于寻找其中所谓的不合时宜之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克思毕竟是生活在19世纪的思想家。之所以需要不断重读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业已积淀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积淀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由此，不断地重读马克思就是不断地回返历史、不断地反省当下的现实，从而也就是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与现实交流。
《马克思的幽灵》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可谓是福柯这种“作者理论”的实践。德里达认为，不要按照在“文本”表层之下寻求终极所指的释义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就是变形；如果遗产的可阅读性是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如果这种可阅读性既不要求同时也不对抗解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从中继承的东西了；体系的缺乏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缺点，相反，异质性为理解打开了前景，它任由自己被那展开、到来或即将到来——特别是来自他人——的东西的碎片打开。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表明，在任何一个包括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不可能同时既是无矛盾的又是完备的，无矛盾必然不完备，完备必然有矛盾。简单的包括形式算术系统是如此，高级的思维系统更是如此。
我不能完全认同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构式阅读，但也不应简单拒斥这种解构式的阅读。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中某些成分的强调，意在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的“文本”进行拆解，使其呈现内在的对抗性和自我消解性。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的“文本”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支离破碎”既标志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面临危机的症候，也同时孕育了克服危机的萌芽。由此，正是在这种“支离破碎”中，马克思的“文本”重新获得鲜活的生命力。
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与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所作的互文性解读，至少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文本内在的差异及异质性并不一定是灾难，相反，它可能为文本打开新的、无穷无尽的意义源泉，为对文本的新的阐释提供诸多维度的可能。
第二，致力于构造完整的体系可能已不合时宜，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中，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势，可能产生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版本都是值得考虑的，而且并不存在纯粹的“原版”或者说“底版”。由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就不再有存身之地。
第三，毫无疑问，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前提下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但是，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并非确定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经发现便可无限期地运用的东西，我们应随着时代的变换，不断地体认马克思“文本”的时代精神。正如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所说：“历史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名称，永远向发展新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敞开着。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那么，它便是一门历史科学。从它公理确立的那一刻起便开放自身，从而在历史运动中发展自身；它的公理总是即时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变化、修正和发展的领域，它的目的是开放。”[39]
[1]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78、1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4页。
[4]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 [美]沃勒斯坦：《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见《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8]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4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2]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8页。
[13] [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4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5]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3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6] V.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205.
[17] Derrida，Positions，Minuit，1972，p.16.
[18] [法]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9] [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 此外“德雷达”与“德里达”所指为同一人，只是译法不同。
[21]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6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2]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4]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6]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7] [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10.
[29]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4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0]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1] [法]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1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2] [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3] [法]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1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4] M.Ryan，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2，p.1.
[35] [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6] D.Attridge，G.Bennington and R.Young，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30.
[37]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8] [法]福柯：《什么是作者？》，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2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9] M.Ryan，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The Johns Hopkinc University Press，1982，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