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德里达“靠近”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内涵：
一是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在德里达看来，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受到重大创伤，这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所造成的“创伤”，因而是一种“内伤”。那么，如何医治这种“创伤”、“内伤”？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主义是医治这种“创伤”、“内伤”的有效药方。这是因为，解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记忆和传统”，这种“创伤”、“内伤”“恰恰可以被这一无终结的解构运作所否定，人们力图通过这种运作去缓和它，吸收它，使它内在化和具体化”[29]。为此，德里达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并在一个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中“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德里达“本人的思想也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这一基础发展出来的。这一切把他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30]。
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和方法来旁证解构主义。在《白色的神话》一书中，德里达极为赞赏马克思对以“字源学”解释社会观念的批判，并大段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字来旁证他的隐喻理论；后又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定义文字、书写物等，“让我们从实践概念入手。为了定义文字、书写物、延异、文本等，我总是坚持‘实践’价值。其结果是，‘意指实践’的一般理论由此得到说明”[31]。在德里达看来，解构所做的工作，就像马克思当年用“实践”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一样，也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消解，以重估广义文本，确定“现实”（包括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等）的相互联系的新定义。
的确，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在某些观点上可以沟通。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就其质疑了意识的自明性而言，恰似解构主义的中心概念延异，而作为辩证法原动力的矛盾概念，就其作为一种强大的异质力量运行而言，预示了延异的策略。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以其批判性和反意识形态性与德里达的“踪迹”相似。如果说“历史”一语意味着打破自然状态，开始建构和生产，那么，“踪迹”一词意指打破和现实的自然纽带，开始自由游戏过程。斯皮沃克在《关于阅读马克思的思考：读毕德里达之后》中断言，马克思对“货币”的关注犹如德里达对“文字”的热情；货币原是所有权的一种异化，是产品交换的一种补充，但它又反仆为主，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的至尊，这极似文字的故事。如此等等。这是德里达等人热衷于进行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姻”的理论依据之一。
当然，我注意到，在这一“联姻”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已被德里达以解构性的阅读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成为一种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抱乃是其解构策略的一种运用，其根本意图是为了祛除自由主义的“新国际”话语的“宏伟叙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打入离心化的楔子，或者说“呼吁异质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刚到边缘位置，德里达便想靠近它，这样才更符合他的后结构主义打算。”[32]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解构主义的阅读模式中，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了。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矛盾和辩证法本身无法避开形而上学的支配，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打破了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着形而上学主题的统辖，“我并不相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可以同时将矛盾概念从它的思辨的、合目的的和末世学的视界中游离出来”[33]。即使德里达最为推崇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也应与作为本体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与作为国家机器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这样一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批判精神就被抽象化了，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阶级性也被磨平了。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指出：“解构理论是对一些主要的哲学概念和实践的哲学质疑。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它不是一种哲学。它为革命运动命名”，其“理论与实践旨在推翻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代之以一个自由合作的劳动者共享社会财富的社会”。[34]
瑞安的见解具有合理性。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显然是一种奇谈怪论，但实践性和阶级性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而这恰恰是解构主义对传统、权威和现存社会秩序再为猛烈的理论批判也无法替代的。在这一“基本点”上，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无法联系”。伊格尔顿由此认为，德里达“只想把马克思主义用作一种批判，异见，进行痛斥的方便工具，不太愿意涉及到它的肯定性的内容。他想要的其实就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按他自己的条件舒服地占有了的马克思主义”[35]。
问题就在于，能否以解构主义阅读模式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斯皮沃克曾对以解构主义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做过解释，即这种阅读模式“可称为对‘哲学’文本的一种‘文学的’或曰‘修辞的’读法”，“此种阅读之所以是‘文学的’，纯粹是因为它认识到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语言中写成”。[36]这就是说，解构主义阅读模式归根到底是以文字游戏来解读马克思。尽管斯皮沃克一再声明，解构主义阅读模式旨在揭示马克思如何把纯粹哲学交由实践检验，从而质疑它的“公正”和“高雅”，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著作化解为文字的极端形式，即与外界无关的文本。但是，这种说到底以文字游戏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努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我持一种谨慎的乐观甚至是怀疑的态度。
总之，对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作品，我们切不可相信其意义会在“白纸黑字”里纯粹、单一地显示。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一系列的能指，意义在无限的延异中延宕——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德里达的文字时必要的思想准备。与其轻易地谈论德里达的思想转向，不如谈论其话语转向，谈论其“能指”的转向，因为后结构主义不关心“所指”，而只关心“能指链”的无限延伸。但无论如何，德里达的断言引人注目：“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