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物质变换是社会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一致的中介一样，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自然历史过程的相似，则是以社会经济工艺学为中介关系的。换言之，这里是这样一种关系：社会经济规律——物质转换——自然规律；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工艺学——自然历史过程。在这里，社会经济工艺学与物质转换之间又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现行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不讲物质转换、社会经济工艺学等概念的；传统的见解又把社会经济形态直接等同于生产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以至等同于社会形态。这是把社会经济形态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上升到“社会形态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认识根源。
应当指出，把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工艺学从社会发展中抽象出来，这是马克思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把分工看作生产力与所有制之间的中介关系，“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2]。但是，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当时还没有从“活动”中剥离出来，马克思当时对所有制的关系更感兴趣。因此，他以所有制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
直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才第一次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从此以后，他始终以经济形态的观念来考察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做出两项推进：
其一，用社会经济形态划分历史来取代以所有制划分历史。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里，考察历史的坐标转换了。
其二，给社会经济形态下了一个定义，即“社会的经济结构”。《资本论》对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内容更深化了。马克思分析了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工具发展史，并把人的生产工具同动植物的器官进行了比较，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工艺学”——动植物的器官作为动植物生活的生产工具怎样形成的历史，而社会工艺学——“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怎样形成的历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23]由此看来，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应该是以社会工艺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是指，如同自然界动植物的发展是立足于自身器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一样，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立足于“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任何夸大这方面意思，把“自然历史过程”上升为社会发展的预成性、单线性，认为一切民族的发展都必须经过一条唯一的道路，都将会对社会和人类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工艺发展表现为一个有序的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这条演化道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达到。其中有“自然发生的”、“派生的”、“中间的”、“典型的”等各种形态。这里，我们必须把如下几个方面区分开来：
第一，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时代，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是有特定坐标系统、特定条件的。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是以欧洲为坐标系来考察社会发展道路，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研究的典型是英国。马克思绝没有要求所有民族都走同样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坚决反对这一点。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4]在分析社会发展时，马克思常常指出，“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等。
这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自然历史过程”理解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并没有把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看成是预成的、所有民族的一般发展道路。把“自然历史过程”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必然性”，理解为所有民族的发展都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条唯一的道路，不过是把欧洲的发展道路强加给所有民族罢了，不过是把历史必然性抽象化、预成化罢了。
第二，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是多样化的。
马克思从来不以单线的方式考察历史，除了关心“典型的”、“原生的”生产关系外，马克思还经常向自己提问：“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25]显然，这里有一个更宏大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形成的途径和道路就是多样的，如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26]。“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27]这里，不存在固定的模式和一种超历史的必然性，也没有一条所谓的“自然历史过程”。
第三，如果我们把眼光专注于社会工艺过程，即社会生产的具体构成模式，那么，在它们之中确实存在着一条由低级到高级的有序的历史过程。
社会工艺标志着人与自然界之间以何种具体方式进行物质变换与定型的过程，它确实不以人的意志、情感、需要、选择为转移。社会工艺发展的这种不可逆性表现为不再重复历史上曾经走过的路，它是在人类的自主活动中进行的，是不断以时代发展的最高水平为“普照光”的“变形”过程。例如，我们今天来设计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不必再经过一个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要从落后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工艺水平跳跃到现代社会工艺水平，也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从工艺学过程来确认商品经济阶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自然历史过程”。当然，我们可以立足现代世界格局，使这一进程缩短，走得更快一些。这里，显然存在着工艺学发展中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过程，存在着世界交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