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思想史上，率先探讨历史规律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历史哲学的开山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维科着重考察了民族的“共同性”，即历史规律性，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即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各民族的历史都必然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
在维科之前，神学历史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确信“人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维科则把人类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维科历史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他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然而，当维科宣布“人类创造历史”时，他又同时提出“上帝创造自然”。这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制造了自然与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开启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
法国启蒙哲学进一步探讨了历史的规律性。卢梭认为，历史具有内在联系，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历史进程不可逆转，而历史正是在对抗和矛盾中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过渡的。卢梭已经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及其规律性了，由此而显示了出乎他的时代意料之外的历史主义敏感，“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1]。
卢梭的辩证方法为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所接受，圣西门、傅立叶把历史规律观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首先，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傅立叶明确提出“社会运动规律”这一概念，并断言：“社会运动……有规则地进行着。”[2]傅立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即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和未来的“谢利叶”时代，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具有必然性，是“经济上命定”的。圣西门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开化期、奴隶制度、神学—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未来“实业制度”，并认为这五种制度的产生都是必然的。
其次，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的规律性。按照傅立叶的观点，人的内在情欲和外在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的规律性，“社会的变革依生活和经济的行为而转移”。圣西门则把历史分为现象和本质两个形态，认为前者受制于后者，政权的更迭只是历史的现象，财产的分配和经济的安排才是历史的本质。
可以看出，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已经向着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规律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它还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按照自然规律的特点去理解历史规律，并没有真正理解历史规律。圣西门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社会物理学”。傅立叶断言：历史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运动体系上具有统一性”[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牛顿经典力学的成功，构成了18世纪至19世纪初历史理论变革的一般理论背景，并为众多的法国思想家所接受。它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情绪，刺激着圣西门和傅立叶企图把历史理论变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并按照自然规律的特征去理解历史规律。如果说维科是人本主义历史哲学的奠基者，那么，圣西门、傅立叶则是科学主义历史哲学的开拓者。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正是从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解体中产生的。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4]同时，由于意识到自然与历史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规律的独特方式。
首先，历史规律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历史规律的特殊原则。
其次，历史规律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5]。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规律又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
再次，历史必然性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规律。因此，历史规律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起决定作用的。它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原则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这就是说，历史规律只有合目的性、历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由于历史规律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而且它是在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非精确限定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历史规律。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规律性。
黑格尔把维科以后的历史规律观念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观念中，卓越与贻害是双生子。
一方面，黑格尔敢于对历史做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的规律性，“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6]。作为一种“宏伟的历史观”、“划时代的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独占统治地位。黑格尔开创了历史哲学史上的“绝对理性”时代，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律的权威。
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把历史规律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面把规律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历史规律观念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与人的分离，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规律观念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现实的人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