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科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可以说，是历史规律观念凯歌行进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确认历史规律的存在。然而，从19世纪晚期开始，许多思想家又开始怀疑、否定甚至抛弃了历史规律观念。如果说历史规律观念在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否定历史规律的观念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造成这种认识逆转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反叛。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观念是卓越的，它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黑格尔却把一切都理性化了，理性成了一种新的迷信。为了证实自己的理性主义历史观，黑格尔常常不惜对历史施以粗暴的剪裁和歪曲，并把历史学降到了哲学婢女的地位。对于历史学来说，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观念扮演的是一种专断的角色。这种非分的要求和蛮横的做法激起史学家的强烈不满和本能反抗。反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19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其次，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按照孔德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只能叙述事实，而不能说明事实。“探索那些所谓始因或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29]；所谓规律不过是经验中或感觉之间某种“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孔德的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被当时的史学家、哲学家看作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解毒剂”。正是在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历史学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成为“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确定新的历史事实非常热衷，而对发现历史规律却很少有人问津。
再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恐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规律观念在对现存社会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社会必然灭亡的理解。“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思考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历史的必然。这一科学的历史规律观念的确立犹如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战栗了，他们由此从承认历史的规律性转向否定历史的规律性。
从历史规律观念的确立到反历史规律观念的盛行，这一转变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大体经历了三个环节：
第一，兰克的历史客观主义。兰克历史客观主义的宗旨就是“秉笔直书”，即只描述历史是这样而不探究历史为何是这样。兰克是一个转折点。兰克之前的历史理论以探求历史规律为重心，兰克之后的历史理论则以描述历史现象为己任。
第二，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在狄尔泰看来，历史是已经逝去的东西，无法用客观主义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研究和把握，历史科学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体验”、“理解”，不存在客观历史及其规律，至少是不能认识客观历史及其规律。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犹如安放在传统史学中的“特洛伊木马”，从内部摧毁了历史客观主义，并孕育了新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
第三，克罗齐的历史主观主义。克罗齐是通过对历史知识、历史资料的分析来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在克罗齐看来，历史知识、历史资料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每一代人总是从自己时代的需要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当代意识和需要介入历史事件中。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不存在客观历史，那么，探求历史的规律性也就成了无意义的废话。克罗齐的这一观点对西方历史哲学以至整个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否定历史规律的观念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潮，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首先以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否定历史规律。
按照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观点，只有反复出现的东西才能形成规律，在自然界中，相同的事件反复出现，因而存在自然规律；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单纯的一次性东西”，历史事件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历史规律。文德尔班指出：“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30]李凯尔特断言：“‘历史规律’这个概念是……用语的矛盾。”[31]
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事件的确都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等都是非重复性的存在，但由此否定历史规律却是不能接受的。戊戌变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为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是“多”；法国大革命是“一”，但资产阶级革命在近、现代历史上却重复可见，是“多”。只要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只要多发钞票，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这表明，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的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历史规律的重复性正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吗？
历史规律是历史的深层结构，隐藏在历史事件单一性的后面；而自然事件的差异性却深藏在其相似性的后面。在观察自然时，应从事件的相似中看到相异；在研究历史时，应从事件的相异中看到相同，从事件的单一性中透视出规律性。这样，才能走向历史的深处。而现代西方哲学却恰恰停留在历史的表层，并且混淆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的区别。
我们应当明白，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规律重复的只是同类历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重复其中的偶然因素。严格地说，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当年，莱布尼茨在德国皇家花园给宫女们上哲学课时所说的“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所表达的不正是自然事件的不可重复性吗？实际上，自然规律也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自然事件中体现出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夸大了自然事件与历史事件的差异，并把历史规律的重复性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当他们用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来否定历史规律时，恰恰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不理解可重复的历史规律和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以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性否定历史规律。
按照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观点，人的历史活动具有选择性，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历史发展具有多线性，因而不存在历史的规律。在萨特看来，“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由选择。胡克认为，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现的不是历史的规律性，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32]。选择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但是，由此把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性同历史的规律性对立起来，以前者的存在否定后者的存在却是错误的。这是因为：
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的前提——“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具有规律性。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既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是人们选择的前提；而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人们在原始社会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人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西方为什么曾经选择一个“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都走过专制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性是有既定前提并受历史规律制约的。
更重要的是，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性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进入人类历史的先进行列，从而使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但是，这种选择性、多样性并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进程及其一元性——经济必然性。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前者的产生正是后者内在矛盾运动，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再次，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否定历史规律。
按照西方历史哲学的观点，只有现实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人们又总是根据当代意识去认识、评价历史的，因此，“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克罗齐由此认为，这种“当代性”使得人们只能知道与现实生活有关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它既不是‘物’，也不是‘自体’，它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33]。这就是说，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必须抛弃历史规律观念。
克罗齐的确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特殊性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认识总是从现在出发，由后向前追溯的逆向过程。如前所述，马克思也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开始，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但是，克罗齐走得太远了，他把一切都相对化、主观化了，以至否定了客观历史及其规律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克罗齐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历史虽属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浓缩或萎缩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缩影，因而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34]。当然，现实的社会形式与过去的社会形式又具有历史差别，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35]
二是割裂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规律就可以在无限的事物中发挥作用，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规律的确是无限的形式，但规律的这种无限性却不需要它现实地在无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证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证明了规律，也就是在无限的同类事件中证明了它的存在及其重复有效性。要求从无限的历史事件去验证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它表明，克罗齐割裂了有限与无限的内在联系，重归黑格尔早已批判过的“恶无限”观念，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最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以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来否定历史规律。
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就是根据历史规律来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但问题在于，历史并不存在规律性，历史运动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律所循。在波普尔看来，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对这一进程的描述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普遍的历史规律；从连续的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社会变迁的趋势，但趋势不是规律，人们可以根据规律做科学预测，但不能根据趋势来做科学预测，换言之，历史是不可预测的；预测是人的认识活动，而人又是历史的主体，如果历史可以预测的话，那么，这种预测本身就参与并将影响历史进程。在历史中，某一个预测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这个历史事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反过来，对某个行将到来的历史事件的预测，又可以防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因此，历史规律不存在，历史决定论不成立。
波普尔在这里至少犯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即混淆了预报与预见。所谓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的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而不能预报。面对客观事实，波普尔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预言可能也能实现”[36]，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贸易循环必然是造成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因素之一”，但他又“自我解嘲”，认为导致马克思历史预言成功的“并不是他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学分析的方法”。[37]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历史主义方法，还是制度学分析方法，预见都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
波普尔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的思考却是深刻的，留下的问题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历史规律与历史趋势的关系。具体地说，趋势的逐渐强化最终会成为一种必然性，从而转化为规律，而有的趋势本身就包含着某种规律性；反过来，随着条件的变化，规律的作用有可能弱化，最后转化为趋势，如此等等。这是其一。其二，历史预测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即历史预测能否影响、如何影响历史事件，从而能否影响、如何影响历史进程。在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上积极回应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挑战，认真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留下的问题，深化、重构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观念，这才是真正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傅立叶选集》第1卷，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 《傅立叶选集》第1卷，57、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36—7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6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列宁选集》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列宁选集》第1卷，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77、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1—14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5—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0] 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1] [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Ⅸ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2] [美]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5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3]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页。
[36]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30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7]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