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中，世界历史这一概念具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0]这一命题中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人类总体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用宗教、概念说明人类历史时指出：“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11]这里的“世界历史”，也是指人类总体历史。列宁也曾在人类总体历史这个意义上使用过“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2]
应当说，用“世界历史”表征人类总体历史，是常见的、流行的，甚至被学者确定下来了。例如，苏联著名历史学家茹科夫在其《历史方法论大纲》中明确指出：“‘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本身就总是引起一定的意见分歧或看法上的细微差别。我们把世界历史理解为整个人类所走过的道路。世界历史的任务，就是对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前进运动的这一发展，给予概括的（但决不是抽象的）阐明。”[13]但是，我注意到，马克思用以表征人类总体历史的概念并不限于“世界历史”，更多的是使用“历史”、“一切历史”、“整个历史过程”等这些术语，如“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些不同的条件……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等等。
二是特指各个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全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世界整体化或“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对于“世界历史”的这一层含义，马克思给予特别的关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4]表征这一历史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5]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个民族或国家都被卷入“一体化”的进程之中。“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6]“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7]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显然不同于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一命题表明，“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
人类历史首先在几个古老的民族那里取得其相应的独立起源，这些古老的民族一开始都是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获得各自的生存方式的。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甚少，人类各大文明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尽管他们都处于转变与发展之中，但这些转变与发展基本上是在彼此隔离、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之前，民族之间的交往还不具备普遍性，人类还处于世界历史的前史阶段。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在生产力较为发展的基础上民族交往普遍化的产物，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而得以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8]。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的。工业的繁荣和需求的扩大以及生产的社会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美洲的发现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发现，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9]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不但形成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世界的文学”。于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0]。世界由此成为一个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各个民族、国家全面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历史阶段。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人类总体历史与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在具体民族的“个别”之中存在着人类历史的“一般”，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其个别的、特殊的形态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总体历史与具体民族历史之间不仅具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21]
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产物，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必然产生一种新的力量。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是一种“系统值”。所以，列宁把世界历史看作整体，把世界历史中的民族看作“器官”。因此，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任何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如果无视这种整体化的趋势，继续闭关自守，那么，前途只有一个，即最终被“强力”拖进世界历史的运行轨道。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然而，“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2]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各民族、各国家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表现在各个方面，其深层结构则是生产方式运动成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方式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方式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在民族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之间便会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者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建立封建制。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23]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形成，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方式运动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具有了世界性。
世界历史对民族历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发展力。正是这种新的发展力使较为落后的民族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是以人类的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跳跃式”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俄国能够享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能够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从而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同时，马克思敏锐地看到，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4]，即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具有国际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5]。正是通过开拓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资产阶级创造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经济体系，即工业化国家是“中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即经济落后国家是“卫星”。恩格斯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26]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7]；已经注意到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交换”问题，即“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28]；已经注意到被“强力”纳入世界历史中的民族或国家，即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卫星国“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资产阶级在卫星国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9]
可见，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卫星国从属于中心国；中心国通过种种手段，包括不平等交换，残酷地剥削卫星国，从而使经济本来就落后的卫星国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状态。换言之，中心国的发展是以卫星国的不发展或畸形发展为代价的。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使卫星国中的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才能达到的发展。这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性跃然纸上，并在当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在其名著《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发达和不发达这两个对立的部分，当代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当代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路继续发展，只有经过社会革命才能形成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
巴兰之后，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理论，对当代世界的不发达问题进行开拓性的系统研究。在弗兰克看来，当代的“不发达”并不是“原发”状态，而是“后发”过程。换言之，这种“不发达”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发达国家剥削和控制所造成的一种扭曲的发展形式。“不发达”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30]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直接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做了整体研究，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世界经济”，在这一时期，西欧发达国家通过暴力分配世界市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17世纪至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不断地扩大世界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西欧发达国家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心”，俄国成为“半外围”，亚非国家则成为“外围”；20世纪，“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关系扩展到全球范围，资本主义不断地把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民族、国家“转化”为世界体系的外围或半外围地区，使其在总体上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中心—半外围—外围”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结构，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实质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原始积累只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开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已经实现工业化的中心国，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掠夺非工业化国家，这是整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外围国的不发达正是这种资本积累的产物；同时，这种不平等交换、资本积累过程又使“中心—外围”结构不断地得以再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要改变其外围国的地位，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寻求再生之路而做出的一种反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因而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必然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在世界扩张的极限就是其灭亡的时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体系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有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实现。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当代世界中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相互并存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化并具体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想，从而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规律。实际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代表着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趋势。正因为如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称为“雄心勃勃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
巴兰、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观点正确而深刻。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或者说，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所造成的一种扭曲的发展形式。一句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了发达和不发达这两种对立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又是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工人阶级，而且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所以，当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交织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而且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属于不发达国家，所以，当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又交织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表现为交织在一起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农民的民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的出现并交织在一起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世界化的结果。
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外部的非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从属”或“依附”关系，即“中心——卫星”式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不发达国家所处的这种贫困落后状态不可能通过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扩张来克服。更重要的是，当代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需要发展中国家保持其不发达地位，不允许发展中国家走上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说，当代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取得经济发展，相反，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从属”或“依附”，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