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首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然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的。造成这一历史“倒转”现象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西方开始它的历史进程的，但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以整个世界为舞台进一步展开其矛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影响、渗透到东方国家，并使东方一些不发达国家产生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65]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引导下，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就能够缩短某一历史进程或跨越某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之所以能够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实现，其根源就在此。
20世纪初，俄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看，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呈现出激化状态，其标志就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同时，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四起，这是商品生产在世界市场的背景中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时代的深刻分析，使列宁认识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绝对规律的存在，必然在资本主义链条上形成一个薄弱环节，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从俄国国内的状况看，此时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同时存在，伏尔加河上的现代轮船的汽笛与纤夫的号子齐鸣，铁路与羊肠小道并行，蒸汽磨与手推磨并用……俄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涅克拉索夫的著名诗句：“俄罗斯母亲啊，你贫穷又富饶，你强大又软弱！”实际上是以艺术形象说明了俄国当时的独特矛盾。但是，相对于西欧来说，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66]。同时，俄国已被卷入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体系，并受到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有力冲击、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
这样的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俄国产生了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矛盾”，这就是同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并处于激化状态，使俄国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集结点，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就为俄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缩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进程，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俄国无产阶级把握了这一历史趋势，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俄国的发展走上一条“奇特的道路”，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到了世界历史的前列。实际上，这种“奇特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俄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奇特的道路”背后深藏着的，就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
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实现进程的起点，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然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福山等人以此来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两个必然”，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67]。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失败来否定当年的成功，就像不能以某个人后天的夭折来否定他当年的出生一样。处在强大、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落后国家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不可能没有旋涡、没有挫折、没有反复，甚至会出现逆转和倒退。实际上，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同样出现过多次王朝复辟，但资本主义最终仍然战胜封建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暂时的复辟、逆转甚至倒退，也是某种规律性。
俄国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则越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造成这一更为“奇特的道路”的，同样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形式。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落后与先进并存，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占90%，现代工业占10%。前者属于落后的生产力，它“同古代相似”，或者说“停留在古代”；后者属于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它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造就了300万现代产业工人。这两种生产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的总体生产力，并使之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关系。“两个中国之命运”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中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哪一种能够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历史的走向。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一方面在中国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种畸形状态。“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68]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
从世界历史看，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处于激化状态，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向不发达国家显示了资本主义“未来的景象”。同时，十月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并启示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之中。
中国生产力的二重化、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的冲击、渗透和影响，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种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就是社会经济运动对历史进程的根本制约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它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既产生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又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等。这种种矛盾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之网。其中，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中国的实现具有了特殊的形式，即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介实现的。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的必然性而沉湎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在他们看来，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就不会如此落后；如果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就如何如何。然而，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它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判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湎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虚幻的历史。
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国家的首先实现，标志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由一种历史趋势开始转变为社会现实。然而，这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具有国际的性质”，因而它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可以在某一国家内首先单独实现，但它的全面实现，即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却是世界性的，是一个长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从人类总体历史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9]。这里的“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一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在坚信“两个必然”时，不能忽视“两个决不会”；在面对“两个决不会”时，不能忘记“两个必然”。
在当代，社会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也远未发挥穷尽，因而还未发展到它的极限。没有发展到极限并不等于没有极限。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从根本上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由于资本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建筑在无限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矛盾之上，或者说，资本本身就是这一矛盾的生成和展开，所以，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旦资本扩张在世界范围内达到“饱和”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到了它的极限。资本在空间扩张的极限就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同时，社会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也只有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才能确立。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70]
资本主义的寿命还有多长，这无法预料。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两个必然”理论所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历史进程的时间表。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变暂时的相对稳定为永恒的绝对形式；不能把社会主义暂时的挫折看成是永久的失败，变运动中的曲折为运动的终结。从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才刚刚开始，“两个必然”的实现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仅仅是拉开序幕。把起点当作终点、序幕当作谢幕，这是历史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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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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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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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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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6—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7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1、712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50—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07—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6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6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1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5—116页。
[66] 《列宁选集》第2卷，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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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毛泽东选集》第2卷，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