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其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华彩篇章。如果说“停滞”论关注的是东方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跨越”论关注的则是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为了说明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
从内部条件看，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51]这种二重性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土地公有制构成了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基础；同时，俄国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的心理结构说明，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便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
从外部条件看，俄国并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因而必然要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联系。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国家，同时，这种公社占有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处于世界历史行列中的俄国可以借助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物质条件。
从可能与现实的关系看，特殊的历史条件只是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可能，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即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当时提出需要两种革命：一种是俄国革命，因为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已经受到沙皇政府的破坏，处于瓦解过程之中，所以“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52]；另一种是西欧的革命，“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3]。
对俄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这是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前提。
但是，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对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的设想，只是揭示了一种历史的可能趋向，因为俄国当时既有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同样也存在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4]。实际上，马克思的“跨越”论只是一种假设，而不是一个肯定的科学结论；它只是指俄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不是说所有东方国家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它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最后解决了问题。如果就事说事，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的确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俄国最终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在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的历史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在我看来，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便越出民族的狭隘地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全面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
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另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马克思指出：“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55]
在民族之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独立进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之间便会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56]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的萌芽。
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世界市场”、“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7]。于是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被消除，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原来“单另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进入了世界“运动场”，具有了世界性，即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的历史阶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以民族性为基础，但又不是民族性的简单叠加。作为一种整合质，这种世界性反过来又影响、作用于民族性，并使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在世界历史的这种整体运动中，某些较落后国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往往加速走向激化状态，并有可能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支配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东方一些较落后国家能够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马克思正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方法论，从当时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俄国和“现代世界的特殊联结方式”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因此，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正确理解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当马克思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来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时，体现的是历史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由此否定价值尺度、伦理原则，而是把价值尺度、伦理原则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之不再是空洞的抽象原则。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两个休戚相关的观点，即“从历史观点来看”和“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这实际上就是历史观与价值观、历史尺度与伦理原则的统一。
从伦理原则，即“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58]。马克思怀着极大的义愤，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并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更为可怕的“欧洲式的专制”，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灾难同东方社会过去的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种“道德愤怒”和伦理原则上。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伦理原则以及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并不是所谓的人的自我实现的要求，而是与经济条件、历史尺度密切相关，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在提出“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的同时，马克思又提出“从历史观点来看”东方社会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入侵，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此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9]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东方社会无疑是落后而陈腐的制度，“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西方资产阶级是在“极卑鄙的利益驱使”下入侵东方社会的，它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东方社会殖民化，但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新式工业”，打破了东方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有利于东方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条件。这就是说，东方社会以其惨痛的代价换取了某种社会进步。正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东方社会的“崩溃”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惋惜；对古老帝国的“死去”，马克思的态度是极为冷峻的。
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冲突中，东方社会“维护道德原则”，西方社会“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以便“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结果却是东方社会的“崩溃”、古老的帝国“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历史尺度与伦理原则在这里处于离奇的对立和冲突之中，社会进步以道德沦丧、民族灾难为代价。“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60]马克思借用“悲剧”这种戏剧样式，显示了东方社会在与西方社会进行“殊死的决斗”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从而说明伦理原则必须以历史尺度为基础。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61]但马克思同时认为，这“双重的使命”都不是自觉的，因为西方资产阶级主观上是要使东方社会成为西方社会的殖民地，这就使东方社会失掉了旧世界但又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社会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东方人民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62]。“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就是所有制问题，而“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63]。所以，马克思希望东方社会“有一个根本的革命”，并且认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