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奈·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年），美国文论家，祖籍捷克，生于维也纳，在布拉格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就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30—1937年回布拉格任教，在此期间参加了作为结构主义前身的“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活动。1939年移居美国，并于1946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学理论》（1948年，与沃伦合著）、《批评的诸种概念》（1963年）、《近代文学批评史》（已出六卷，1955—1986年）等。韦勒克视野开阔，是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最博学的文艺理论家之一。
一 文学的内部研究
韦勒克在他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把对文学的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方面。他认为，由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的环境中创作的，这样研究文学作品必然会涉及作家的创作心理、个性、创作过程、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把文学研究与这些因素相联系，这就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这是流行文学研究方法。而文学的内部研究则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结构的研究。韦勒克指出，文学的外部研究注重的是文学的背景、环境，文学的外因，这样的研究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但是，研究起因显然绝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1]他把这种“起因谬说”分为四类：（1）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创作者个人的产品，于是主张从考察作者的生平和心理着手研究；（2）从人类社会生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中探索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3）从人类精神创造活动中探索文学的起因；（4）以“时代精神”来解释文学。韦勒克认为，起因与结果不可同日而语，外在原因产生的具体结果往往无法预料，因此对文学的“起因解释法”并不能有效地描述、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于是，他坚决主张用内部研究来取代对文学的外部研究。
韦勒克指出：“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2]显然，“文学性”这一概念直接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从中可以看到韦勒克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联系。“文学性”指的是文学中的形式和语言结构。把“文学性”视为文学艺术的本质，那么文学研究的焦点在于作品本身、特别是要研究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结构也就顺理成章了。在韦勒克的心目中，艺术品就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艺术品中的内容或思想作为经过形象化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了作品的结构之中。文学研究就应当以具有这样的符号结构的作品为对象，而不能从作者的心理、个性和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因为这些是文学之外的东西，与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本体论差距”。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到，韦勒克的基本立场完全是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论形式主义，他的“内部研究”也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加以研究。不过，尽管韦勒克坦率地承认自己曾向俄国形式主义学习过，但是他仍为自己辩解，声称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并不是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他也无意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把文学研究仅仅限制在语法成分和句法结构的范围内，或把文学与语言等同起来。应当承认，韦勒克与俄国形式主义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看到了文学与社会所具有种种联系，看到了作家与社会的联系、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文学对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并明确地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性实践。然而，他关心的重点并不在此。他把这些都排除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之外，反复强调要把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作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韦勒克所坚持的正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基本立场，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 关于作品结构的理论
韦勒克把艺术品看成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3]，他的“内部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一“符号结构”展开的。
韦勒克对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既受到波兰现象学文论家英伽登的启示，又不满足于英伽登把文学作品看成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体系的观点，又指出其缺陷是把作品的结构分析与价值割裂开来，而“在标准与价值之外任何结构都不存在。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4]在强调结构、符号和价值三方面统一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作品结构理论。
韦勒克从八个层面来研究文学作品存在方式，它们分别是：（1）声音层面，包括谐音、节奏和格律；（2）意义单元，它决定文学作品形式上的语言结构、风格与文体的规则；（3）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4）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这可以由意象和隐喻几乎难以觉察地转换成；（5）由叙述性的小说投射出的世界所提出的有关形式和技巧的特殊问题；（6）文学类型的性质问题；（7）文学作品的评价问题；（8）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韦勒克对作品结构的八个层面的划分是其方法论的具体运用，除了具有上面谈到的把结构与价值联系起来研究这一特点之外，还具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突出了意义单元的作用；第二，高度重视意象和隐喻，如前所述，对隐喻的极端重视是新批评派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第三，把作品结构与文学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企图提供一种新的、“外部性”较少的文学史理论。
韦勒克对文艺作品结构的基本看法是通过语义分析方法获得的。他从语言着手，分析文学基本材料——文学语言的特质，揭示了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之间差别与联系，强调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文学所具有的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但认为这些术语只描述了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或表示它在语义上的一个特征。由此他得出的结论便是把文学作品看成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方面新批评作为一个流派已走向衰微；另一方面韦勒克主要投身文学批评史的系统研究，所以，他后期的新批评立场已有很大改变。
在新批评派中，还有不少理论家值得我们重视。不过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略加论述。
先谈谈美国现代诗人、批评家艾伦·退特（Allen Tate，1888—1979年）。他对新批评派的最重要贡献是对“张力”论的研究，“张力”论后来成为新批评派最重要但也最难把握的理论之一。退特认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发挥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他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外延指的是词的“词典意义”，而内涵则是暗示意义、感情色彩等。那么什么是“张力”（tension）呢？他说：“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5]张力是好诗的共同特点，在好诗中内涵与外延同时并存，相互补充，最深远的比喻意义不会损害文字陈述的外延。他认为最好的“张力诗”就是玄学派诗歌。“张力”论被其他新批评派理论家扩展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构架与肌质、韵律与句法等对立因素之间，成为“细读法”的有力手段。
美国批评家布莱克墨尔（R.P.Blackmur）以其对新批评派细读法的出色实践和有关诗歌语言的“姿势”论而受到瞩目。布莱克墨尔在新批评派的理论和方法论形成之前就已进行了出色的细读式批评。例如他写于1931年的对美国诗人沃莱斯·史蒂文斯的评论几乎全部都是语义分析。史蒂文斯的诗晦涩难懂，布莱克墨尔却认为他的晦涩大有深意，是有意为之。他指出，史蒂文斯的诗具有一种实质的复义，它不能够释义，只能在它被赋予的词的形式内才能被感知，并且只有放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他认为构成诗的复义的词汇的意义是无法穷尽的。对于诗人来说，词汇就是一切。他的“姿势”论则认为，在诗歌语言中，文字暂时丧失其正常意义而倾向于变成姿势，而语言中的姿势使内在的形象化的意义得到了表现，即文字的表面意义被姿势的纯粹意义所超越。不过“姿势”论是非理性主义诗歌语言技巧的理论总结，与新批评并不完全合拍。
此外，在新批评派中还有一些重要理论家，如F·R·利维斯提出一种“封闭阅读”的方法，把文学作品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加以阅读，无须顾及其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这种方法后来被美国的“新批评派”理论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罗伯特·潘·沃伦与布鲁克斯合著了许多理论著作，如《理解诗歌》、《理解小说》等，对新批评派的发展也功不可没。而肯尼思·伯克、墨雷·克里格等人的理论中都有某些方面与新批评派有一致之处。
作为一个西方文论、美学流派，新批评派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以种种理由摒弃对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以文学语言研究为基础，用语义学分析的方法对作品加以细读分析，这一切都使得新批评派成为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流派。新批评派理论大体上说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首先，极端的文本中心主义，彻底割裂了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与作者和读者，与社会效果等的联系。其次，对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较为深入细致，常常包含了某些辩证法的因素。再次，以语义学分析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高度重视对于文学语言的研究。最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较为紧密，他们的理论一般都能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自觉地运用。这些，使新批评派对于20世纪西方美学、文论中现代文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文学语言和文学作品结构的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它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一起，对于稍后的结构主义美学发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然而，新批评派的上述特点也使它具有明显的狭隘性、保守性、片面性，孤立研究文学文本形式、结构的极端形式主义使它无法解答一系列文学的重大问题，最终导致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276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3]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147页。
[4] 同上书，164页。
[5] 退特：《论诗的张力》，见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