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年），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家、美学家。他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又在巴黎大学学习精神分析学，后从事精神分析的教学和医疗工作。其主要著作有：《文集》（四卷，1966年）、《自我的语言》（1968年）、《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1973年）等。其思想曾受到结构主义的重大影响，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美学、文论的主要代表。
拉康本人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贡献和局限是比较清楚的。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固然对美学、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理论上的不完善却有碍于它的传播和发展，必须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对它进行反驳和修正。他作为哲学家，试图借助于结构主义的“科学力量”来修正精神分析学的过分主观性和任意性。具体说来，拉康运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就与人的主体问题有关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无意识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改造和重新阐释，提出了自己的阅读和批评策略，实现了对传统精神分析学的一次“语言革命”。他既反对精神分析学的“医学化”、“科学化”和行为主义，又反对萨特对精神分析所作的解释，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美学。
一 语言和无意识
无意识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精神分析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但拉康却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重点地重新阐释了无意识概念。
首先，拉康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先于语言这一观点。他不仅认为这两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而且还把无意识看作是语言的产物。拉康有句名言：“无意识就是非我的话语。”[52]这句话带有纲领性，它把无意识和语言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伯仲、高下的东西，并用话语来设定无意识的范围。实际上，这句话一是表达了无意识与语言一样不是自我内在的心理活动或机制，而是自我与非我间的（主体间的）关系，或共有的东西，因而包含着“他性”；二是暗示了语言实际上先于无意识心理体验，或由言语行为才产生了无意识。正如詹姆逊在分析这句话的时候指出的，“大体上我们可以说使用语言的情况不仅包含了先于非我的全部经验的他性这一抽象范畴，不仅还要有一个实际存在的、具体的他人，而且除了这两名以外，还包含一个第三者，即本人自己的另一个自我”，考虑到这种非我的语言经验，可以认识到“在言语行为中他性本身就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意识空出了一个重要的位置”[53]，换言之，是言语行为中的他性为无意识的发生创设了必要条件。
其次，与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看作纯粹的本能，或由本能的欲念形成和产生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先有了超个人、超主体的语言和无意识，才形成和产生包括性本能在内的欲念的。他说：“以为无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存在着无意识的欲念，存在着某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本能的、因而需要上升到较高意识层次的，朦胧的、难以摆脱的、丑恶残忍的甚至是兽性的无意识的欲念，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恰好相反，欲念是因为有了无意识、也即有了在结构和效果方面都不受主体约束、控制的语言之后才存在的，还因为在语言这个层次上，总是有语言及相应的无意识的存在，才产生欲念，而且正是在语言中超出意识控制的部分才有欲念的用武之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意识是语言的一种特殊作用，是语言对欲念加以组织的结果。”[54]
再次，在论及无意识与意识的关系时，拉康的观点也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处于心理的表层，如果无意识是在海水底下的庞大冰山，意识则是露出海面的一小部分。意识与无意识是对立的，意识是理性的，压抑无意识的本能、欲念，而无意识则作为非理性欲念在暗中有力地支配着意识。拉康却认为，无意识与意识的关系并非身与心、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从结构主义角度，它们有点类似于能指与所能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这种关系，主体并不知道自己的无意识的内容恰恰说明无意识不仅是主体内心的活动，而且是主体间共通的心理机制。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混乱的、任意的、无规律可循的；而拉康则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有规律或有结构的，这种结构的规则受制于语言经验。在拉康看来，无意识内容不为主体所知“并不要紧”，因为无意识“这一能指链结构表明的乃是，只要其语言和我及别的主体的语言是通用的，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说与它所说很不相同的东西。在说的时候这一功能比伪装主体的（大部分难以确定的）思想更值得强调，因为它指出了主体在探求真理中所处的位置”。[55]换言之，无意识与意识的关系与其说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能指之间的关系（“能指链”）。这正是结构主义突出能指、贬低所指的基本特点，拉康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只有一个能指与另一个能指之间的关系才能产生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56]据此，拉康认为，无意识相当于能指链，意识则类似于雅各布森语言学中的“转换者”角色，即能指信息发出者的地点。
拉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无意识的重新阐释，使我们有可能探讨无意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无意识并不在我们身体的“内部”，而在我们的“外部”，或者说在我们“之间”，是我们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果。无意识之所以难以搞清楚，倒不是因为它处于我们的意识深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巨大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把我们包围在其中。而能说明这种网状体系的最好手段就是语言。由此可见，拉康进行的这场“语言革命”确实打破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可知的神话，为无意识更有效地应用于文学找到了一个中介物——语言。他曾大胆地假设道，如果无意识存在的话，它是不会自行发挥其功能的，而应该通过语言这个“中介物”才能产生作用。而拉康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十分注重语言的中介作用。
二 修辞理论和释梦
释梦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方面。他认为，梦的本质是无意识中被压抑的欲念的被伪装起来的满足，由无意识欲念转换成梦的基本方式和途径是移置和压缩。拉康则用语言学、特别是修辞学重新解释了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
既然无意识被拉康看作一种语言现象，那么作为无意识的欲念的一个呈现方式的梦，当然也可以而且应该用语言学来解释。他说：“再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所作的研究，你就会记起梦具有句子一样的结构，或者用该书中的话说，是一种猜字画谜的结构，也就是说，梦具有某种文字写作形式的结构。儿童的梦显现了原始表意文字的特征，而对成年人来说，这种形式同时再现了符号成分的语言和象征两种用途，这种现象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使用的汉字中都可以发现。”[57]这样就把梦这种无意识心理现象纳入语言文字结构的范围，从而就可以用语言学对其进行结构的分析。
拉康的思路是用修辞理论来替换和重释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即对弗洛伊德的移置、压缩等概念作了修辞学的改造。他说，“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个重要部分（指其解释的文本）就在（用语言）对梦进行的解释中，或者说，就在某个修辞手段中。省略和烦琐、倒置或合并、退行、重复、并列——这些都是句法上的移置；隐喻、误用、换名、讽喻、转喻和提喻——这些都是语文上的压缩，弗洛伊德教我们用它们来分析主体由此而构成其梦境的各种意图：虚伪的或实指的、绕弯子的或直接的、报复性的或引诱性的”。[58]这样，拉康就用修辞学的概念置换、改造了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以此来解释梦的机制。
但是，严格说来，这只是根据类似经验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概念划归到语言学的修辞范畴中来而已。拉康在这方面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吸收、运用雅各布森有关隐喻与转喻相对立的理论来释梦，从而不仅把上述替换具体化了，而且真正使修辞理论在精神分析学中的运用获得了统一的理论基础。雅各布森提出，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修辞性的，语言最基本的两种修辞方式就是隐喻和转喻，一切修辞格都逃不出这两种基本方式而只能归属于其下。隐喻与转喻之间的对立揭示了共时模式（共存、聚合）与历时模式（承续、组合）间的普遍对立。[59]拉康正是接受、融合了这一思想，并试图用隐喻和转喻这两种语言的基本功能来分析、解释包括梦在内的各种心理活动。如他用隐喻来解释心理症状的起因，因为这是以一个能指代替另一个能指；又用转喻来解释欲念的起因，因为这“是能指与能指间的联系产生了这个空缺，使能指能够借助这个空缺，以便填入拟填补这种关系造成的空缺的欲念”。[60]这时，拉康用心理活动中能指关系中的空缺理论来接纳、引入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相对立的理论，是十分巧妙而能够成立的。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拉康把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修辞学化了。
三 立足语言学的“自我”理论
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也从语言学角度作了重新阐释。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在早期还没有主体和客体、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界限。这种缺乏任何确定的自身中心的生存状态，拉康称之为“想象态”也即无语言阶段。在讨论想象态或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时，拉康提出了著名的“镜子阶段”（the mirror stage）的概念。“镜子阶段”指的是前语言期。他认为“自我”在意识确立之前并不存在，所谓意识的确立就是指人有了自我的概念。拉康认为，自我意识的确立发生于某一神秘的瞬间，这一瞬间婴儿首次发现自己还有一个自身以外的形象，他称之为“镜子阶段”。镜子阶段这一概念是在猿与人之间的比较中产生的。猿在镜中可以发现随自己的活动而动的东西，但它对自己的发现毫无兴趣；而婴儿却能发现镜像活动与自身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高兴，于是拼命向镜子靠近。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对镜像的自我欣赏说明了婴儿在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流而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概念之前，在语言为它提供“我”这个词之前，怎样开始产生最初的自我的概念的。随着婴儿长大，他逐渐发现镜中的形象与自身的同一性，发现前者是随着后者的活动而活动的，进而发现作为主体的他的自身的存在，而他的自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后，幼儿就从无语言的“想象态”转入拉康所说的学会了语言的“象征性秩序”（symbolic order），这一秩序就是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性的作用以及构成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的结构。
拉康认为，从幼儿确立“自我”、进入象征秩序，既是从无语言、前语言到达会语言的过程，也是由肉体的需要转为欲念的过程。一旦转化为欲念，就以多种形式与“非我”相联系，从而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在此，语言成为进入象征秩序、确立“自我”地位和作用的主要尺度。拉康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也作了不同解释，认为主体（自我）凭着一种“父亲的名义”的心理可以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在他看来，婴儿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想象态中表现为不愿亲近自己的父亲，而到象征秩序中，则表现为不愿成为自己的父亲，但由于有了语言，在这一秩序中父性本身被确定是一种特定的功能，因而主体只要在象征世界中用“父亲的名义”或在心理上起其父亲所起的作用，就能克服俄狄浦斯情结。
拉康的独创性在于他从语言方面重新阐释了我们在弗洛伊德对婴儿早期发展，尤其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中已经领会了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把在镜子前打量自己的婴儿看作一种“能指”——一种能够给予意义的东西，而把他或她在镜中所看到的形象当作一种“所指”。婴儿看到的形象似乎就是他的“意义”。这时，能指与所指就像在索绪尔的符号中那样和谐一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照镜子的情景看作是一种隐喻：一方（婴儿）在另一方（形象）中发现了自我的同一体。拉康认为自我是在与另外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
四 突出能指：象征秩序
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语符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中，强调和突出能指，拉康也不例外，如前所述，他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最终归结为能指之间的关系。在重释弗洛伊德理论中，拉康对能指结构所作的精神分析，集中体现在对象征秩序的分析中。
拉康认为，所谓象征秩序，主要指儿童在逐步学会语言过程中，从无意识到获得意识，从主客体不分到确立自我，从而脱离了生物学上的无名状态后所进入的状态、阶段和秩序，它促使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却又超越各个个体。从心理学角度看，象征状态对想象态的取代标志着自我的确立，从而完成了一次飞跃，而其实则是从无语言状态到语言阶段的飞跃。这样，象征秩序作为原初能指就成为一切意义（所指）的源泉。诚如詹姆逊所说：“想象阶段与象征阶段的对立可以理解为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即在前一阶段中，主体把精力花在自身的形象上，而在后一阶段中，他最终不得不承认对于语言这一层次来说，意识处于次要地位。”[61]
拉康还从精神病理学角度用语言学分析了婴儿从想象态进入象征秩序的内在根源，提出了基本匮乏（缺乏）的理论。他是在探讨精神病及欲念的成因时提出这一观点的。他认为，在婴儿心理上，与母亲的关系是最早，也是获得最大满足的体验。但在实际生活中，婴儿往往会在不同程序上以不同方式被轻易地剥夺这种关系，即与母亲分离。这必然造成婴儿的一种基本的匮乏（缺乏）感，一个张大的口（beance），即“缺口”，这种形成创伤的体验往往使儿童产生一种被“阉割”感（无论男孩、女孩）。这属于想象态阶段。拉康在此引入语言学范畴，认为儿童的基本匮乏所形成的“缺口”，恰如语言也是一种“张大的口”，一种通往个体以外的“非我”的“开口处”。因为语言的结构决定了它从来不是自足的，从来是有意构成不完整的东西，以等待非我的介入。一旦进入象征秩序，就出现了作为语言学范畴的**（而不仅是男性**），它能填补这个缺口，恢复被“阉割”以前的功能。在弗洛伊德那里决定一切的性欲，在此乃是试图复得**，恢复与母亲关系的满足的象征，是对它所缺失（匮乏）的东西的一种认可。拉康从这一基本匮乏理论出发，推断精神病的起因主要是无法接受被“阉割”和基本匮乏感，它实质上源于对最早的与母亲关系基本满足的深深眷恋，并相信人能以某种方式重新找回**，弥补缺口，复得满足，但由于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引发精神病。这里主要是对精神病理所作的独特分析，而同时突出了象征秩序中作为失去了满足的象征的**。而在这一分析过程中，语言学是一条贯穿线索，一个理论切入点，在对想象态中的阉割感与象征秩序中**的对比中，拉康又一次突出了作为能指的象征秩序，正是这种象征秩序组织起复得**、恢复原初满足的语言系统。因此，詹姆逊不无理由地认为，“把拉康的理论中的阉割看成是一种零度的精神现象，即整个意义或语言系统必然围绕着它组织起来的那个基本的、充满强烈感情的空白（即缺口——引者），也不算过分荒唐”。[62]
五 文本阐释：《论〈窃信案〉》
在文本阐释方面，拉康对精神分析批评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把文本当作探究作家心理或人物心理的线索。拉康通过重新评估语言的作用，对这种传统的批评理论及实践提出了异议。在《论〈窃信案〉》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拉康以对一个具体的文本——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窃信案》的分析为范例说明了一种新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方法，并通过这种方法来运用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去解释文本的结构方式与作家、人物或读者的大脑活动方式之间的差异。
第一步，拉康先从小说情节入手，分析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人物心理的同构关系。小说中，王后收到匿名信，她不愿国王过问此事，就在藏信不及时故意将信放在桌上，果然，国王没有在意。但大臣在旁将此信掉包后拿走，王后见之也不能声张。王后只好叫警长去追寻，警长在大臣私宅仔细搜查，毫无结果。王后又改聘侦探丢潘去破案，丢潘换一思路，以“欲盖弥彰”的道理，在大臣家文件架的显眼之处找回该信。该故事有两个相似的结构，拉康用两个三角形来表示——
拉康认为，在两个三角形中，处于一号位的人可视为一种纯客观的立场，国王和警长都只看到了事物表象，实则是假相；处于二号位的人则可视为一种纯主观的态度，王后和大臣分别利用了一号位人物的无知，两人都认为唯有自己掌握了秘密，看到了事物内在的方面；而处于三号位的大臣和丢潘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他们不但看到了事物内部，并知晓一号位、二号位人物之间的尴尬，他们克制了处于二号位的人物。这样就把故事的结构关系勾勒出来了。
第二步，拉康对上述结构进一步作语言学的精神分析。上述两个三角形结构表明了小说的回旋式情节模式，同一件事（窃信和侦破）就像精神病中重复强迫症一样出现两次，每次人物所处的位置并不同，情节的核心是那封匿名信。它象征着语言交流被延长或中止，或象征着能指可以脱离所指自由漂浮的独立性，能指在不断漂浮中凡被赋予新的意义就一概吸收进去。信的失而复得，使那位窃信的大臣成为此情节中基本的语言回旋处境中的一种功能，他和其他所有人物都无自身的本质和性格，而他们的存在只源于他们在语言状态或象征秩序中所处的位置。[63]这是从读者角度对作品语言效果的精神分析。
第三步，拉康进而认为，失窃的信如果作为能指只能是一种不确定的“漂浮的能指”，它实际上并无真正的主人；它的重复性和开放性表明，作品文本并无固定的原意，它也无须固定的所指，它的流失、传递过程，是文本意义从一个符号向另一个符号延伸的无限“意指”过程。拉康的结论是，《窃信案》这篇小说只是表明了能指在不断传递中，在无意识结构中产生了作用，形成了意义；文本意义就存在于能指（信）的漂浮过程中。
由此可见，拉康在这篇论文中，未去分析文本的文学框架及作者的种种修辞手段，他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的兴趣集中在从读者角度对关于歧义的传统概念不能解释清楚的一种语言效果的分析上，即揭示文本也强迫地重复一种无意识欲念的结构，不断试图给能指注入已经失去了的意义。因此，如果说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家注重的是文本和作家的话，拉康关注的是文本、语言和读者。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已经超越了本文阐释的界限，以一种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所始料未及的哲学分析扩展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话语领域。[64]
拉康的思想体系十分复杂，他既热衷于精神分析学，又投身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他与存在主义哲学和女权主义批评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在当代不少学术和思想领域里见到他的足迹。但他主要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位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是当代精神分析美学和文化的主要继承者、捍卫者和发展者，他使精神分析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Lacanian pychoanalysis）阶段。同时，他也拓展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思路和范围。但是，也应看到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美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局限：一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语言学的重释，固然开辟了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的新途径，推进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而且总的来讲是成功的，但在不少具体范畴的勾连、转换（从精神分析学转换为语言学范畴）上，常有勉强、生硬之处，缺乏说服力；二是由此带来了其理论体系存在晦涩难懂的缺点；三是他的理论在集中了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长处的同时，也未能避免这两者的双重缺陷，即一方面仍未能摆脱精神分析学的非理性倾向，另一方面又未能真正克服结构主义切断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的联系的局限。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辩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