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瑟尔（Woifgang Iser，1926—2007年）则是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他是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主要著述有《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年）、《隐含的读者》（1974年）和《阅读行为》（1976年）等。他对接受美学的贡献和研究重点与尧斯不同，他始终按现象学的思路，把阅读过程作为文本与读者的一种活生生的关系来掌握和描述，认为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只是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动态地被构成的。他说：“文学作品有两极：可将它们称为艺术的和审美的；艺术的一极是作者的文本，审美的一极则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文本，也不同于文本的实现，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15]，换言之，“文本与读者的结合才产生文学作品”。[16]所以，伊瑟尔的全部理论就是研究在阅读行为中发生的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就此而言，伊瑟尔的理论有两大要点尤其值得注意：（1）“文学作品是一种交流形式”；（2）“审美反映论植根于文本之中。”[17]
一 本文的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
先说文本这一极。伊瑟尔在创立接受理论之初就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说。他在60年代发表的《召唤结构》一文同尧斯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样，在理论界和大学生中都引起过轰动。该文提出的基本思想在以后十几年中他一直坚持不变，并逐步加以发展。
在伊瑟尔看来，文学文本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才现实地转化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的意义也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得以现实地构成和变化。在此，文本就具有一系列根本特征。首先，文本具有结构上的“空白”和未定点。他说：“文本和读者的相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但这种相会绝不可能被准确地定位，当它既不等于文本的实现，又不等同于读者的个别意向时，它总会留下有待填补的空白部分。”[18]在此，伊瑟尔吸收了英伽登的现象学理论，认为文学文本只提供给读者一个“图式化视界”的框架，他说：“文学对象进入存在是通过多样的视界展现的，正是这些视界构成了文学的‘客体’，并同时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具体形式。我们将追随波兰哲学家英伽登所创造的术语，把这种视界称为‘图式化视界’（schematized views）。”[19]在伊瑟尔看来，这个由“图式化视界”所构成的框架无论在哪一个方向和层次上都有许多“空白”和未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和充实。伊瑟尔说，“文本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并且要靠其想象去填补文本中的所谓空白，也就是说，在一个文本中存在着悬而未决或尚未提到的东西需要填补”。[20]换言之，所谓“空白”，就是指文本中的未定点，亦即未实写出来的或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它们是文本已实写出的部分向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东西。伊瑟尔认为，这种“未定点”和“空白”存在于文学文本的各层结构中，最明显的是存在于情节结构层上。他说，“情节线索突然被打断，或者按照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一般故事集中于某一个别人物上，紧接着就续上一段有关新的角色的唐突介绍。这些突变常常是以新章节为标记的，因此，它们被明显地区分开来”，这就造成情节上的中断或“空白”。伊瑟尔认为，这种“空白”和未定点乃是一种倾向于达致文本与读者交流的可能性，因为“空白”和“未定点总是允许人们把自己的经验和文本所意欲传达的东西联结起来的可能性，无论何种情况，由于文本和读者的交流已经发生，未定点总是倾向于消失”。[21]因此，“空白”与未定点并非仅仅被动地等待读者填补，而恰恰是“一种寻求缺失的连接的无言邀请”[22]，即请读者自己把“空白”填上，把未定点确定下来，把情节接上。除情节外，在人物性格、对话、生活场景、心理描述、细节等各个方面，文学文本都有、也应有许多“空白”和未定点，它们是吸引和激发读者想象来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种动力因素，“如果读者已被提供了全部故事，没给他留下什么事情可做，那么，他的想象就一直进入不了这个领域，结果将是，当一切都被现成地设置在我们面前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厌烦”。[23]所以，“空白”不仅不是文学文本的缺点，而恰恰是它的特点和优点。据此，伊瑟尔认为，“各种空白必然被开发，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供一种解释的自由游戏，在这种方式中，各种视界相互联系在一起。‘空白’给读者以构筑其自己桥梁的机会，使他能与那些对他尚未呈现出来的对象的不同方面建立联系。这对于填补本文的‘空白’十分重要”。[24]
文本不仅有“空白”，而且有“空缺”。伊瑟尔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他把“空缺”看成一个与读者阅读行为同时展现的动态概念。他认为，文学文本是由语词组合的句子构成的。句子作为文本的一个层次的单位，指向某种虚构世界的相关物或图景，这些相关物（图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随着句子的前后连接而逐渐展开为整个虚构的世界。如一个叙事文本，就是由各种图景构成的，这些图景勾画出作者观点的轮廓，也暗示了读者想象的线索。
包含着各种图景（片断）的文本的句子在阅读时间流中，通过读者视点的前进而逐步展开、转换、交织、整合，形成图景的网络系统，其中，每一种图景打开了对其他图景的透视，也拓展了预期中的想象物的视境，因为这想象物本身是凭借“游移视点”连接的产物。在此，随着阅读的时间流的前进，随着读者视点追随叙述句子往前移动，各种图景的片断也移向一个焦点，并与先前各视点上的图景片断形成对照。各图景片断间的空白就是“空缺”。“空缺”为读者“游移的视点”建立了一个“视觉场”或“参照域”。这是阅读理解、也是游移视点的最小组织单位。这种“空缺”或各句子、各图景片断之间的不连续性是文本的语言结构造成的，它只有通过阅读的能动作用方能动态地连接，交织成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结合并互相映照的图景系统。“这样，空缺就成为建造审美对象的重要引导契机，因为它们决定了读者对新的集中注意点的看法，这个看法反过来又制约着他对先前的集中注意点的看法……因此，这些空缺可以通过相互修正来使读者将片断连接在一个‘场’中，从而能使读者从这些‘场’出发来组成各种视野，然后使每一视野与先导的及后续的各种片断相适应；这一过程通过更替集中注意点和背景关系的一系列活动，使文本的图景发生根本变形，而产生其审美对象。”[25]
关于文本结构，伊瑟尔还提出了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他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解释这个概念。在内容方面，他认为多数文学文本具有向读者所生活的社会现实中政治、思想、伦理、法律等种种现存规范挑战和攻击的功能。也就是说，文学文本常常能打破读者头脑中原先具有的旧社会意识规范。这种“否定”形成“阅读过程中轴上的动力空白”。[26]读者在开始阅读时往往有着某种为现存社会旧规范所束缚的视界，在阅读中，这种旧视界常被文学文本打破，即“否定”，这时会产生一种思想上的“空白”，需要通过进一步阅读获得一个新视点，改变旧有的视界，来征服这个“空白”。在形式方面，否定意味着对“前意向”（pre-intentions）的冲破。“前意向”是胡塞尔的一个现象学概念。伊瑟尔借用来说明文本的形式结构在呼唤着读者的某种期待。读者在对文本不断展开的句子的阅读中，会因其原先的审美经验而被激起某种期待，即期待下文会出现符合其审美经验所熟识的句子。但是，“各种期待几乎从不曾在真的文学文本得到实现。倘若实现的话，这些文本就会局限于某个给定的期待的个别化……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到，任何起证实（期待）作用的效果……在一个文学文本中是一个缺陷。因为一个文本越是个别化或证实某个它最初引起的期待，那么，我们就越是知道它的说教目的，以至于我们充其量只能接受或拒绝那强加给我们的主题”。[27]好的文学文本在唤起读者熟识的期待的同时更应“否定”它，打破它，而不是去证实它，实现它。否定与空白、空缺共同构成所谓复叠的“否定性”，这是“史学交流中的基本力量”。否定性不能明确地界定，只能被读者体验到，它是文本一个深层的动态的构成原则。所以，伊瑟尔说：“否定性充当表现与接受之间的一种调节，它发起了构成活动，这种构成活动对实现产生变形的潜在条件必不可少。在这个意义上，否定性可称为文学文本的基本结构。”[28]
总之，作为“文本中开放未决的可连接性”的空白，作为“游移视点的参照域内部的非主题性部分”的空缺和否定[29]，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文学文本的潜在结构。由于“文本中的空白诱发和引导着读者的建树活动”，而“作为文本图景和图景片断间可连接性的一种延缓，空缺标志着一种求同的需要，这样就将各种片断变形为相互作用的放射器，这些放射器随即又将读者的游移视点组织成一个参照域”[30]，又由于否定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不断地唤起及打破读者的期待视界，所以，它们共同构成了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建立新视界的文本结构。伊瑟尔就称之为“文本的召唤结构”。也可以说，召唤性是文学本文最根本的结构特征，它成为读者再创造活动的一个基本前提。
关于文学文本的召唤性与读者的再创造这样一种交流关系，伊瑟尔杜撰了一个名称叫“隐含的读者”（implied reader）。这个术语并不限于指“读者”，它“既体现了文本潜在意义的预先构成作用，又体现了读者通过阅读过程对这种潜在性的发现”[31]；它“深深地根植于文本结构之中，它意指一个文本结构期待接受者的出现”。[32]隐含的读者不是真正现实的读者，甚至也不是理想的读者，而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读者，一种与文本结构的暗示方向相吻合的读者，即受制于文本结构的读者。但它又不是单向地决定于文本的结构，它还包含着读者再创造的能动性和对作品意义的参与和实现，所以，“隐含的读者”又是对文本潜在意义实现的多种可能性。总之，伊瑟尔是从文本和读者的两极关系出发来阐明文学文本动态的、交流的结构特征。
从空白、空缺、否定，到“隐含的读者”，伊瑟尔无非想说明文学文本阅读的“不对称性”是造成其召唤结构和读者再创造的根本原因。文学文本不同于其他社会交流、人际关系之处，首先在于在阅读中没有一个面对面的场景，文本遇到读者时不能针对每个读者作出自身调整，读者也不能从文本来证实他自己的感受、体验正确与否；其次，文学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不像两人对话那样同特定意向或外部规定情境相关，因而就没有互相理解的参照背景的制约，它们必须在读者阅读时重新组合和再构造中确立理解的新背景，正是这种文本与读者间的“不对称性”或“不平衡性”，激发起了阅读过程中的交流，形成了文学文本的召唤性与读者阅读的创造性。[33]
二 阅读现象学
下面再看看读者这一极。如果说伊瑟尔是在与读者的关系中阐述文本的结构及其趋向于审美对象的过程，那么，他又是在与文本的关系中描述他的“阅读现象学”的。他说：“当读者利用各种各样的文本提供给他的图景（视点），以便将这种种范型与‘图式化视界’互相联系起来时，他使作品处于运动之中，正是这个过程最终产生了在他自身唤醒各种反应的结果。这样，阅读造成文学作品展示其内在的动力学特性。”[34]伊瑟尔是从以下三方面来揭示和描述这个阅读过程的。
首先，他从作为文学作品意义单位的句子的连续展开入手。他认为句子在文本中形成陈述、意见、传达信息、建立各种图景，它们是通过它们的所指物的相互作用而具有丰富意义的，读者是踩在这些所指物的联系点上进入文本的，并不得不接受文本句子提供的既定图景，但同时，读者必然引起这些图景的相互作用，并且它们总是预示某种即将到来的事情。这些句子在读者阅读中展现为一个过程，文本的真正内容和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形成的。文本的句子唤起读者种种期待，这些期待有时又互相“侵犯”干扰，随着句子的连续伸展，读者阅读视点不断前移，他的期待视界也就不断变动，“而当这些期待引起了对将发生之事的兴趣时，对这些期待的连续修改也将对已读过的东西发生一种回顾（追溯）效果，由此，先前读过的部分现在也具有了刚阅读它时所具有的不同意义”[35]。这就是说，在阅读进行中，后面句子所展示的新的图景为我们所记忆的先前读过的东西提供了新的背景，反过来，这些新的背景又照亮了现前的新的图景，这样又引起更复杂的期待，这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进展过程。每个句子都是对下一句子和前面读过的句子的“取景器”。“读者在建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关系时真正地促使文本展示它潜在的诸复杂关系。”这些复杂关系已不单是文本本身的原始素材，而是经过读者心灵的投射和激化的。然而，这种期待和回顾在阅读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时时遭阻受挫、迂回曲折的，这是因为文本的空白、空缺、否定的存在。要克服障碍，恢复期待和回顾，重建文本的连续性，就需要读者用想象来“完形”（格式塔）、填补，实现文本的潜能。
其次，伊瑟尔进而探讨了把文本各种不同的方面、视点、图景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他看到，阅读中，读者种种期待被不断修改，现象被不断扩展，但读者总会有意无意地去把读到的一切在动态进展中逐步组合成一个首尾一贯的统一体，这是阅读中“完形”（格式塔）功能的更重要方面。“这种‘完形’由于我们自己独特的选择过程而要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因为它不是由文本提供的，它源于已写出的文本与具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观点的读者个人心灵之间的交会。这种‘完形’并非文本的真正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构形的意义。”在此，伊瑟尔又提出了幻觉的作用问题。他认为，文本要达到统一，实现“完形”，有赖于幻觉，幻觉可以赋予这种统一以轮廓并将它固定下来。幻觉使读者接近文本提供的陌生世界，使之易于理解。但是，文本的召唤结构决定了它的多义性，这是与读者的幻觉相反的因素。幻觉求统一完整，文本则多义并立。这就抵制、破坏读者幻觉的形成，而造成其“陌生的联想”。这在当代西方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阅读的“完形”过程实际上是读者“在统一性与‘陌生的联想’、卷入幻觉与旁观幻觉之间摆动”，也是读者不断打破、超越他阅读时的“前观念”而获得新的审美经验的过程。
再次，伊瑟尔认为阅读过程是以读者自我的提高为终点的。他指出，读者在接近文本所显示的陌生世界的经验时，是向文本敞开的；当他适应对象（文本）的召唤结构时，他疏远和超越了他先前的经验和期待视界，这时，“区别就不在主体和对象之间，而在主体和自身之间”。这种吸收陌生的经验而更新主体的视界，乃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的提高”。伊瑟尔概括道：“意识的构成，不仅包含着从相互作用的文本图景中出现的整体性创造（即完形——引者）……而且通过形成这一整体，使我们能够形成我们自己，从而发现一个我们至今还没有意识到的内在世界。”
上面我们看到伊瑟尔从文本和读者的两极关系中来阐述文学作品的构成和现实化或具体化的。这正是其阅读现象学的基本思路。他对这个思路作过这样的概述：“所有文学作品的阅读活动的中心，是它的结构和它的接受之间相互作用，这就是何以有关艺术的现象学理论强调要注意如下事实：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不仅涉及实际的文本，而且也按同一尺度涉及对文本作出的反应活动。文本只是简单的提供一种‘图式化方面’，作品的主题正是通过这种‘图式化方面’才得以产生出来，同时，现实的作品则通过具体化活动才发生。”[36]可见，伊瑟尔对读者阅读行为的研究始终是在现象学的视野中进行的，他不关注具体的、历史的阅读行为，他关注的是超验的、可能的阅读条件，而这种阅读条件又是内在于阅读对象（文本）之中的。就此而言，伊瑟尔的阅读理论在本质上又是一种现象学的文本理论，他是严格将文本作为一种潜在的意向性客体来分析的，在此，阅读作为可能的意向性行为是内在于文本而与意向对象一体相关的。
三 “发现”和“发现史”
以上是伊瑟尔的阅读现象学的基本思想，它集中探讨了读者在阅读中参与文本审美对象和意义生成的再创造过程及其实质。他还把这种再创造作用归结为两个字：发现。他总结道：
读者发现文本的意义，以否定来作为他的出发点；他通过一部至少是部分不同于他自己所习惯的世界的小说而发现一个新的现实；他在流行的规范中和他自己受约束的行为中发现了内在固有的缺陷……发现是审美愉快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提供给读者两种独特的可能性：第一，使他自己——即使是暂时地——从他自己所是的东西中解放出来，逃离他自己社会生活的束缚；第二，积极地操练他的种种官能——一般是情感的和认知的官能。[37]
这个总结是比较深刻的，把阅读现象学落脚于读者的审美和认知官能，并进而同现实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虽然这种联系在伊瑟尔那儿更多地具有否定和消极的意义。
伊瑟尔一般地说比较缺乏历史感，但他也不是毫无历史意识。他在好几个地方力图从读者阅读角度勾勒文学史、小说史的发展。例如《阅读行为》在论及处理主题和视野的策略时，他顾及了史的变化。他认为近代以前的说教或效忠文学是“平衡”的结构，采取的是限制读者视点选择的数量，作品主题单一；近代自由启蒙小说发展为“对立”的策略，在视点转换中迫使读者对每一点规范质疑，如《汤姆·琼斯》；19世纪后期起产生了“阶梯式”和“系列式”的策略，旨在消解任何固定的视点和主线，排除任何确定的阅读方向，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法国新小说派的“系列”策略的安排，导致主题与视野关系的急剧改变，以至于无法形成明确的视点进展方向，形成作品的多义和深奥。这是现代小说的特征。又如在《隐含的读者》中，他提出了写一本审美愉快的发现史的建议，认为发现是“一种美学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同时按个人的和历史时代的性质来进行不同的填充的”。他勾勒了从班扬到贝克特的小说演进中“发现”内容的变化史：17世纪末，“发现”是重新提供保证，使人们由于加尔文主义“前定”教义引起的苦恼得到缓解；18世纪，小说力图“发现”抽象的人性、道德、真实等先验事物；19世纪“发现”转向对主体性的关注，而同现实的习俗常规对立；20世纪“发现”又导向对个性本身的质疑。伊瑟尔还通过小说发展史的叙述，暗示现代小说越来越趋向于多义和含蓄，其中空白、空缺和否定性越来越多，因而对现代读者的再创造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思考不能不说是独特而富有启发性的，虽然这些观点未能系统深入地展开。
与尧斯相比，伊瑟尔的理论并无更多创意，但它借助现象学的理论将各种读者反应理论系统化，并上升到现象学描述的高度，从而对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伊瑟尔和尧斯虽然都大力倡导接受美学，都把研究重点从作者、文本转向读者，但两者的具体研究方向和关注重心是大不相同的：尧斯主要接受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影响，从文学史研究入手，力图克服文学和历史的鸿沟，伊瑟尔则深受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影响，从研讨新批评和小说叙事理论起步，全力建立阅读现象学；尧斯注重对文学接受作社会历史的考察，伊瑟尔则偏爱细致地分析个别文本与读者的具体关系。所以，美国学者霍拉勃指出，“如果我们说尧斯研究的是宏观接受，那么，伊瑟尔研究的则是微观接受”。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接受美学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过了顶峰期，但是它提出的许多主张和观点却渗透到西方许多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研究中，其影响是深远的。接受美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从强调读者阅读的角度切入，恢复了被形式主义美学切断了的文学同历史和现实、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基本方向相一致。第二，它倡导总体性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使那些单靠研究作家或作品文本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文学相关性问题、作品的影响变化和历史生命的问题等，能在作家、作品、读者三环节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考察中得到解决；而且，能更深刻、准确地从全方位上和动态中把握文学活动的本质。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美学的重要推进。第三，它把读者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把文学作品看成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结果，认为读者也参与了文学作品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这些观点一方面克服了历来文学研究忽视读者的片面性，另一方面突出了文学同接受者的联系，暗示了文学的生命在人民（读者）之中，实质上确立了文艺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为大众文艺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效果史观和阅读现象学都对传统文艺学、批评观提出了挑战，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新思路、新方法。
但是，接受美学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过分强调了读者的作用，相对忽视了作家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矫枉过正”之弊；它把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看成主要决定于读者的期待视界和经验，易导致人们得出文学作品的意义、价值纯然是主观的、相对的，不受作者意图、作品内涵和艺术成就制约的结论，因而为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美学理论留下了可乘之机；它对读者的另一方面重要作用——通过阅读选择的反馈机制来制约、影响作者的创作意图、**等——未予充分注意，因而不够全面、辩证。它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原则和批评模式，但缺少运用接受美学进行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实际成果（虽然也有一些，但可操作性差，很难推广），因而至今仍较多停留在理论层次，限制了接受美学的广泛应用。
[1]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275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24页。
[3] 尧斯：《审美经验和文学解释学》，“序言”，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4] 参见《读者心中的文学：感受文体学》，《读者反应批评》1980年英文版，中译文载《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1期。
[5] 卡勒：《文学能力》，载《读者反应批评》1980年英文版，中译文载《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8期。以下有关卡勒阅读理论的引文均出于此文，不再另注明。
[6] 见《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霍兰德”条，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7] 《霍兰德的主要观点》，2页。
[8] 以下有关尧斯论述“文学史悖论”问题的引文，除另行注明外，均出自《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见尧斯：《论接受美学》，明尼苏达大学，1982。
[9] 尧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25页。
[10] 尧斯：《审美经验和文学解释学》，10页。
[11] 同上书，“序言”18页。
[12] 以下有关审美经验的引文凡未经注明出处，均见尧斯：《审美经验和文学解释第》第一、二章。
[13] 尧斯：《审美经验和文学解释学》，159页。
[14] 尧斯：《审美经验和文学解释学》，35页。
[15] 伊瑟尔：《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见《文本中的读者》，普林斯顿大学，1980，中译文载《上海文论》，1987年第3期。
[16] 伊瑟尔：《阅读过程：一种现象学的论述》，见《隐含的读者》第11章，约翰·霍布金斯大学，1974。
[17] 伊瑟尔：《阅读行为》序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78。
[18] 见伊瑟尔：《隐含的读者》，11章。
[19] 伊瑟尔：《未定点与读者反应》，见牛顿编：《二十世纪文学理论》229页，伦敦，1988。
[20] 见伊瑟尔：《隐含的读者》，11章。
[21] 伊瑟尔：《未定点与读者反应》，见牛顿编：《二十世纪文学理论》，228页。
[22] 见伊瑟尔：《本文与读者的交互作用》。
[23] 见伊瑟尔：《隐含的读者》，11章。
[24] 伊瑟尔：《未定点与读者反应》，见牛顿编：《二十世纪文学理论》，229页。
[25] 参见伊瑟尔：《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与《隐含的读者》，第11章。
[26] 伊瑟尔：《阅读行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78。
[27] 伊瑟尔：《隐含的读者》，11章。
[28] 参见伊瑟尔：《阅读行为》。
[29] 参见伊瑟尔：《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
[30] 参见伊瑟尔：《阅读行为》。
[31] 伊瑟尔：《隐含的读者》前言。
[32] 参见伊瑟尔：《阅读行为》。
[33] 参见伊瑟尔：《本文与读者的交互作用》。
[34] 伊瑟尔：《隐含的读者》，第11章，以下对阅读现象的描述的引文，除另行注明外均出于此，不再注明。
[35] 伊瑟尔：《隐含的读者》，第11章。
[36] 见伊瑟尔：《阅读行为》。
[37] 伊瑟尔：《隐含的读者》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