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teh Bakhtin，1895—1975年），苏联杰出的语文学家、哲学家、美学家。巴赫金自称是“哲学人类学家”，研究领域非常广博，以致他被视为多种学派和理论的代表——社会学家、历史文化学家，并为语言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叙事学家推崇。他出身于维尔纽斯一个银行职员家庭，其祖上是贵族。他从童年、少年起就掌握了多门外语。1913年进入诺沃罗西斯克大学学习，1916年转入彼得堡大学历史哲学系学习。1918年在该校毕业后，巴赫金到白俄罗斯边界小城涅维尔市一所普通中学开始了他的教书、著述生涯。
巴赫金的思想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1918—1924年。在涅维尔教书期间（1918—1920年），他结识了一些益友，其中有诗人瓦连京·尼古拉耶维奇·沃洛希诺夫、哲学家马特维·伊萨耶维奇·卡甘、钢琴家玛丽亚·韦尼阿米诺夫娜·尤金娜等，而卡甘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组成了一个“康德研究小组”，巴赫金主持艺术讲座。这一时期他深受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影响，比如他一直没有放弃卡甘所承袭的新康德学派“心物”对立的二元论主张，而把语言看成是介于心物之间的桥梁。1920年秋，他转到省城任维捷布斯克师范学院文学教师，后又任维捷布斯克音乐学院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的教师。在维捷布斯克工作时期被认为是他学术生涯中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时期。
第二阶段，1925—1929年。1924年，他迁移到彼得格勒，在著名的艺术研究所（形式主义学者重要活动场所之一）工作，这是他的学术上的社会学和语言学时期。这个时期，他告别形而上学，与流行思想展开对话，如弗洛伊德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等。这是他一生中著述多产的阶段，其哲学倾向和文风也由新康德派的经院哲学文风向平易近人的通俗文风转变。他曾与友人沃洛希诺夫合作，或用友人麦特维耶夫的名字，先后出版了《弗洛伊德主义》（1927年）、《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年）、《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7年和192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年）（1963年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重版）等。20年代还有《走向行动的哲学》（手稿）未出版。当时，由于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提出了革命性的“对话”（dialogism）见解，同时又被告发结社拥护东正教，巴赫金不久就被逮捕，被判服刑五年，后又改判到西伯利亚小城库斯塔奈流放六年。他的几篇重要的长文（如《小说中的论述》）都是在十分艰苦的流放条件下完成的，另有许多手稿因各种原因散失了。
第三阶段，1936年至1950年代。1936年巴赫金转到萨兰斯克任莫尔多瓦师范学院讲师，开始了他学术活动的历史文学时期。1941—1945年，他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基姆雷斯市当中学教员。在此期间，他于1940年提交博士论文《弗朗索瓦·拉伯雷在现实主义的历史中》，但直到战后的1946年秋，才为他安排了答辩，并由于政府干预，仅授予副博士学位。1945年起，巴赫金再次被莫尔多瓦师范学院（后改为摩尔达维亚大学）邀请任教，并担任普通语文教研室主任，1957年起，他主持莫尔多瓦大学俄罗斯和外国文学教研室工作。1961年因病退休。长期以来，他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小说理论》（1941年）、《言语体裁问题》（1952—1953年）、《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文本问题》（1959—1961年）等著作，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在小说发展史领域探究并提出了一种历史诗学。
第四时阶段，包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是他从社会理论和语言哲学的新视角重返形而上学的时期。他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再研究》（1961—19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年）、《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65年）、《文学和美学问题》（1975年）等著作，另有《语言创作美学》是他去世后于1979年出版的。巴赫金一生经历坎坷，但一直默默地从事学术研究，虽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独特见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苏联长期被埋没。这位学术巨子得以发现，还要归功于当时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所的青年学者瓦吉姆·柯日诺夫。1960年，他偶然在该所资料库里找到了巴赫金的论文《弗朗索瓦·拉伯雷在现实主义的历史中》，并请求上级发表该文。同时，他们还意外地找到了暮年的巴赫金。于是，柯日诺夫等年轻人便在莫斯科联络了文学界名流费定、图尔宾等人发起一场“抢救运动”，为巴赫金整理成堆的、未见天日的手稿笔记，交付出版。同时还把巴赫金夫妇接回莫斯科就医，并为巴赫金争得了莫斯科地区的居住权，还用他的稿费向作协购置了一小套住房。1975年3月7日巴赫金在莫斯科去世。
巴赫金像
巴赫金作为一位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在哲学、美学、文艺学、史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都提出并独特地解决了一系列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巴赫金学术研究的广度、创造性思维的深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他在理论研究上的成就已经得到世界上普遍的承认。巴赫金的著作，由于论题繁多，著作浩迭，兼有异语表意和多层理解的充分余地，在现代西方文论界越来越被视为众多学派和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常常时而是一位社会学家，时而又是一位历史文化学家，时而被语言符号学家们所推崇，时而又令结构主义者和叙事学家们倾倒。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多声部”现象，甚至有时人们会怀疑这么复杂的思想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因此，巴赫金被许多评论家推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当代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影响深远。法国当代著名文论家托多罗夫曾这样评价巴赫金：“米哈伊尔·巴赫金无疑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文学界最伟大的理论家……一个真正的文学理论家必须思考超出文学以外的东西……巴赫金正是这样的一个人。”[1]可以说，托多罗夫的这一切中肯綮的评价指明了一切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无法绕过巴赫金的根本原因，即：巴赫金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不仅对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读者反应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在内的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潮影响深远，而且他的理论已经越出文学和美学领域，对20世纪以来的各个领域的人类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社会阶段，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纠结构成当代世界的基本景观，巴赫金的思想在这一新的世界景观中又得到了重新的阐发和应用。巴赫金研究目前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巴赫金学。到1995年止，国际巴赫金研究年会已开了七届。对巴赫金所留下的丰富遗产，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