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化”诗学是巴赫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巴赫金本人并没有写过全面系统阐述自己这一观点的理论著作，但是他关于“狂欢化”诗学的研究常常散见于他的许多论著中。可以说，巴赫金从1929年独立发表的第一部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起直至晚年，几乎从未停止过对“狂欢化”诗学的研究。特别是在1965年出版的专著《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一书中，他结合拉伯雷等人的创作，探讨了人类的笑文化和民间狂欢文化现象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狂欢化的渊源就是狂欢节本身。欧洲的狂欢节民俗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甚至更早。它来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仪式。它是一种以酒神崇拜为核心不断演变的欧洲文化现象。“狂欢节”（carnival）又称“谢肉节”，是欧洲民间的重要节日，一般在基督教大斋节前三天举行。人们在即将开始的禁止肉食和娱乐的“封斋”期前停止工作，走上街头、广场，举行各种游艺活动。这时各种等级身份的人们，打破了以往的等级界限，不顾一切官方限制和宗教禁忌，戴上面具，身穿异服，化装游行，滑稽表演，纵情玩乐，尽兴狂欢，放纵本能，形成了各种怪诞风格的喜剧、诙谐、夸张、讽刺的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有了新的发展，时间长达三个月，它是罗马天主教会鞭长莫及的少数领域之一。它不由某个特权阶级来组织决定，而是所有阶层生活中共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期间，所有阶层的每个人都参加节庆活动，都参与节庆的创造。狂欢节让民众暂时摆脱压迫的阴影，而面对世界快乐和自由的笑的一面。狂欢节的戏剧结束时，要烧掉描绘“地狱”的布景，从而在盛宴欢庆中战胜恐惧。狂欢节盛宴的基调是欢乐，对生命战胜死亡的欢庆。
狂欢庆典上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脱冕加冕仪式。现实中的国王在狂欢中被脱冕成为小丑，现实中的小丑则在狂欢中被加冕成为国王。此刻，高贵与卑贱、美德与恶行、威严与滑稽、敬仰与鄙视、赞美与嘲笑、规范与杂乱、奖励与惩戒、雅语与方言这些在现实中界限森严、等级明确、尖锐对峙的异质因素不仅被完全交替和颠倒，而且不可思议地达成融解和共处。巴赫金说，“狂欢节庆贺的是交替本身，交替的过程，而非参与交替的东西。狂欢节不妨说是一种功用，而不是一种实体。它不把任何东西看成是绝对的，却主张一切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19]狂欢结束后，曾经当过小丑的国王和曾经当过国王的小丑虽然复归原位，但是身份的暂时换位交替带来了心境的巨大变化，当他们重新审视自身和世界时，就会产生全新的生命感受。经过狂欢的洗礼后，现实世界已经被深刻地改变了。
概而言之，狂欢节是一种有着仪式和象征系统的复杂的文化行为。在狂欢节上，人们打破日常生活的等级秩序、语言规范和风俗禁忌，从强制设置的敬畏、仰慕、恭敬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以完全自由、平等的身份参加到节日的庆典当中，在没有限制和隔离的平等状态中自由交往。因此，狂欢节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无等级性，就是说每一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不分高低贵贱都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参加；（2）宣泄性，狂欢节的主角是各种各样的笑。无论是纵情欢悦的笑，还是尖刻讥讽的笑，或者自我解嘲的笑，都表现了人们摆脱现实重负的心理宣泄；（3）颠覆性，在狂欢节中，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颠覆现存的一切，重新构造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无等级性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等级制度的颠覆，心理宣泄则是对现实规范的颠覆，所以巴赫金称之为“颠倒的世界”；（4）大众性，狂欢活动是民间的整体活动，笑文化更是一种与宫廷文化相对立的通俗文化。（5）怪诞性，这是狂欢节精神的集中体现，如讽刺性模拟的滑稽摹仿等，它表现为未完成性、变易、多义性、不可定义性、反教规主义等使人们跳出常规期待的价值。
巴赫金用狂欢节上这种人际关系的显著特征来阐述复调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话语关系，并让它带有动词的性质。这样，“狂欢化”就从社会文化领域进入小说理论范畴。狂欢化从历史文化层面阐明了复调小说在体裁上表现出来的“多声部”和“对话”的特征。
巴赫金沿着欧洲文学发展的足迹，考察了狂欢化文化现象对诗学演变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巴赫金主要研究了受狂欢化作用的一些文学体裁和作家创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有古代风雅喜剧、罗马各种形式的讽刺体文学，特别是庄谐体文学。在中世纪出现了大量的讽刺性闹剧、笑剧、诙谐文学以及宗教警世剧和神秘剧等。在文艺复兴时期狂欢化已开始全面影响正统文学的许多体裁，巴赫金甚至认为，文艺复兴实质上是狂欢的古希腊罗马精神的复兴，“是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20]他指出，拉伯雷、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人的创作都是狂欢化文学的典范。他重点分析了拉伯雷小说中的“文化狂欢节化”与“怪诞现实主义”（grotesgue realism）。在他看来，拉伯雷不只是为正统的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而且摧毁了一切习惯性事物和观念，创造出一种民俗文化的“笑”和“怪诞”。
巴赫金还提出了“狂欢式思维”的概念。他认为，狂欢式思维的世界感受打破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将不同体裁、不同思想体系、不同的生活和思想风格这些异质性的、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因素令人惊异地完美结合在一起，事物从封闭的对立结构中释放出来，取得未完成的开放状态。“对于狂欢式的思维来说，非常典型的是成对的形象，或是相互对立（高与低，粗与细等），或是相近相似（同貌与孪生）。同样典型的是物品反用，如反穿衣服（里朝外），裤子套到头上，器具当头饰，家庭炊具当作武器，如此等等。这是狂欢式反常规反通例的插科打诨范畴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脱离了自己常轨的生活。”[21]狂欢用相对的和谐取代绝对的对立，在相对中消除绝对。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狂欢式的思维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质。
巴赫金进而把狂欢的解构性引入小说，“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化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之所在。”[22]首先，在狂欢化的复调小说中，谈话的人、论题和谈话对象都成为开放的能指，每个因素的意义和价值都建立在它与其他因素组成的结构系统之上，借助其他因素的映衬和反射体认自身。其次，所有的小说构成更大范围的关联世界，不同小说中的各种因素相互呼应，彼此确认。再次，小说超出自身界限，与它存在于其中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这样，与不同因素形成不同联系，从而获得不同的自我认知。没有哪个因素具有预先被规定的性质和明确无误的意义，它们被清除了权威地位和规范价值，相互平等，各自独立，在开放的状态中永无完结。
巴赫金进一步指出，不仅拉伯雷，而且拉伯雷以后自17世纪至20世纪，许多大作家的创作都与狂欢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伏尔泰、狄德罗、霍夫曼、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在巴赫金看来，歌德的名著《浮士德》是一部具有浓厚狂欢化文化色彩的复调史诗，以普希金、果戈理等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也反映出狂欢化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他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与庄谐体文学的关系，指出，复调小说的历史渊源是狂欢化的文化传统。
从欧洲诗学理论的发展传统来看，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理性、规范为主导的诗学理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根据这一理论，诗学是一种严格规范性的范畴，审美趣味、文学语言、写作文体和创作风格均有“高雅”和“低俗”之分。在这里，“高雅”部分自然被奉为正宗，拥有绝对权威，比如，诗歌就被视为比小说和戏剧更“高雅”的艺术。笑文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俗文学。巴赫金发掘人类的狂欢化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传统的诗学体系挑战，是要颠覆旧的诗学理论，为传统的高雅体裁“脱冕”，而替所谓的低俗体裁“加冕”。应该说，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理论的颠覆性赢得了当代西方文论界的青睐。
总起来说，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人类的笑文学。主张从狂欢化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创作体裁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强调狂欢化文学传统是人类文学宝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为笑文学正名。
第二，提倡平等对待一切文学体裁、语言和风格等，否定或动摇文学艺术创作形式中的一切权威性，反对传统诗学理论重“高雅”文学（如史诗等）、轻“低俗”文学（如小说等）的美学立场。
第三，消除诗学研究的封闭性，加大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因素的融合。如各类文体、各种语言（口语、俚语、行话、方言等）、各种手法（反讽、夸张、讽刺、幽默、调侃等）的相互联系。
第四，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运用超语言学的方法，重视语言环境和话语交际分析，走出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框架。
第五，发掘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潜力，把人们的思想从现实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用狂欢化的享乐哲学来重新审视世界，反对永恒不变的绝对精神，主张世界的可变、价值的相对。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由于没有全面系统的严格阐述，所以具有明显的未完成性和解读的多义性。它可以说是一种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难怪当代西方众多的文学理论流派和学说都在巴赫金的学说里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启发。
与任何一种学说一样，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话思想和狂欢化诗学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其中最主要的不足是，在强调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往往会走极端。巴赫金过分夸大了复调、对话结构的独立作用和狂欢化文学的价值，这给人以否定其他创作体裁和诗学理论的印象。其实，无论是复调小说结构或狂欢化诗学都只是众多文学体裁和诗学理论中的一种，是构造小说、研究文学的一种途径，尽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其次，巴赫金回避了许多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例如，复调小说中作者的世界观作用、狂欢化文学的负面价值一面等。
然而，巴赫金的理论和方法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和偏差，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从整体上看，巴赫金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是美学、诗学理论和方法的一个重要成就，它们拓展了美学、诗学研究的视野，促进了美学、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丰富了当代西方美学和文学批评理论。
[1] 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17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82页。
[4]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82页。
[5] 同上书，120页。
[6]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342页。
[7] 同上书，132页。
[8]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85～86页。
[9] 同上书，27～28页。
[10]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05、109页。
[1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252页。
[12] 同上书，250页。
[13] 同上书，286页。
[14] 巴赫金：《语言创作美》312页，转引自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前言”，12页。
[15]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343页。
[16] 同上书，343页。
[17]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279页。
[18] 同上书，361页。
[19]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78～179页。
[20] 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300页，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90。
[2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80页。
[22] 同上书，190页。